生平

哈伯玛斯1929年6月18日生于魏玛共和国的杜塞尔多夫一个中产家庭。因为天生患有唇颚裂（俗称兔唇），童年时曾两度接受矫形手术；亦因为这个先天缺陷的关系，使他无法清楚咬字，并严重影响到他的社交生活。哈伯玛斯认为，他的语言障碍使到他以不同方式去思考沟通的重要性，并且喜欢上以书写口语作为沟通媒介。

1949年—1954年，哈贝马斯先后在哥廷根大学、苏黎世大学和波恩大学学习哲学、心理学、历史学、德国文学和经济学。

1964—1971年，哈贝马斯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和社会学系教授。60年代中期，哈贝马斯发表的许多政论性文章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的思想和理论成为1968年的精神力量。

人物思想

交往理性

交往理性指隐含在人类言语结构中并由所有能言谈者共享的理性。在传统的标准理性观看来，理性只有一个维度，它涉及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并成为思想和单个主体行为的中心。与此不同，交往理性是双维度的，涉及不同言谈者之间的对话关系。传统理性观通过人们关于对象的知识范式表现出来，而交往理性则在主体间相互理解的范式中被表达，这些主体能够说话和行动，处于对一个非自我中心化的世界的理解之中。它的有效性领域相应于人类言语的领域。在哈贝马斯看来，交往理性是交往行为的基础，他称交往行为代替策略行为的过程为“交往理性化”。

哈贝马斯认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动的核心，而语言占据特别重要的地位。交往行为是一种“主体—主体”遵循有效性规范、以语言符号为媒介而发生的交互，其目的是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一致，并由此保持的社会一体化、有序化和合作化。简言之，劳动偏重的是人与自然的征服与顺从的关系，交往偏重的是人与人的理解和取信的关系。

哈贝马斯认为交往在现时代条件下，应该被赋予更为重要的价值表示和地位，因为劳动虽然也包含着人与人的关系，但其主导取向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以生产力的提高为尺度的。而就人自身的发展来说，平等互信的交往和沟通是具有更为深远和高尚的人本主义价值，一定程度上暗合了人类是社会进步的方向。但是这种劳动与交往的总体合理关系并未建立。由于科技飞速发展，劳动的“合理化”不仅实现，而且在无以复加的迎合“科技意识形态”的需要。但是这种合理化脱离了主体间的合理关系，把人的关系降级为物的关系，使人无可挽回的沦为工具，屈从于技术社会的统治之下。劳动的工具理性结构压倒并同化了交往的价值理性结构，使人与人的交往完全成为工具理性内部的一丝“默契”。因而，要想避免技术社会对人的异化，就要建立主体间的理解与沟通，实现交往行为的合理化。

普遍主义

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东欧巨变、苏联解体使冷战的国际态势成为历史，一场迅猛而深刻的全球化变革也随之而来。这其中包括经济过程的全球化，即自由市场经济的迅速扩展；也包括政治的全球化，即以美国的自由民主观念为主导的价值观在全球的扩展。美国一直是这场全球化浪潮背后的一个主导力量。然而，市场和民主的推进并非一帆风顺，它们虽然顺利地进入了苏联、东欧等国家的肌体，但在其他一些地区却遇到了阻碍，于是，美国的决策者转向了武装干涉。针对美国的全球主义外交政策，一些国际政治思想应运而生，其中包括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哈贝马斯的普遍主义思想。

哈贝马斯通过评述美国发动的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展现了他的普遍主义国际政治思想。哈贝马斯对这两次看起来相似的战争发表了不同的看法，从中可以看出他所主张的普遍主义的内涵。 1999年3月24日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后，世界哗然。哈贝马斯在德国的重要报刊《时代周刊》上发表了《兽性与人性：一场法律与道德边界上的战争》一文，明确表示自己支持这场战争。文中的基本观点是：在二十世纪末，国际社会应普遍尊重基本的，这是任何国家统治合法性的底线。现代国际社会在力所能及范围内应不受民族国家主权至上的约束，以阻止大规模人道悲剧的发生。哈贝马斯认为，科索沃战争是具有合法性的。

首先，他认为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虽然没有得到联合国安理会的授权，但“它的干预是作为对一个被的少数种族（以及少数宗教群体）的紧急救援而进行的”。也就是说，战争手段虽不可取，但在事态紧急且无其他更佳选择的情况下，它作为迫不得已的办法可视为正当。他指出，在空袭前几个月，科索沃大约有三十万人受到了残酷的杀戮、恐怖和驱赶。种种迹象表明，在南联盟进行的是对种族的，而美国和欧盟中富有政治责任的成员国有义务保护阿族人的不受侵犯。他认可美国干涉的动机，否认战争背后有任何利益的驱动；认为南联盟严重地践踏人民的，国际社会可以越过其国家主权进行直接干预。

其次，他为战争提出了第二个合法性理由，即盟军的“空中打击”不同于以往的战争，“外科手术般精确的”空袭可以有效地保护平民不受伤害。然而，用这些为战争辩护显然不具说服力，因为战争必然会造成人民的苦难。此外，他还担心世界强国会以为借口而肆意侵犯他国内政，因此，他需要从学理上为此次战争的正当性进行求证，并阐明他所主张的政治前提和条件。

思想特色

论战性。哈贝马斯进入学术领域后，便不断向各种不同的思想路线提出挑战，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论争。值得重视的有：与波普尔、伽达默尔等的方法论之争；与福柯的现代性之争；与亨利希的形而上学之争；与诺尔特等的历史学之争；与鲁曼的社会理论之争、与罗尔斯的规范民主之争、与斯洛特迪杰克的基因技术之争等。

综合性。哈贝马斯是一位杰出的综合大师，他把不同的思想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路线、理论范畴有机地结合起来，比如对于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的综合、对于德国唯心主义哲学传统与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传统的综合、对于哲学先验主义与哲学经验主义的综合等。

体系性。哈贝马斯十分重视自身理论体系的构建，长期以来，他逐步从方法论、认识论、语言哲学、社会学、美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试图从规范的角度对马克思主义、特别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加以系统重建。

实践性。哈贝马斯虽然是一位学院派思想家，但十分看重自身思想的实践性。从1968年积极投身“”开始，哈贝马斯在德国的政治实践领域一直都发挥着巨大的影响力。比如，在1998年德国大选中，哈贝马斯在关键时刻曾为社会民主党大造舆信纸，提供理论支持。此外，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哈贝马斯曾率领自己的弟子，与以时任黑森州环境部长的菲舍尔（现任德国外长）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家组成政治俱乐部，定期举行政治沙龙，从政治哲学的高度讨论重大内政与外交问题，为菲舍尔的外交政策奠定了学理基础。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开始，哈贝马斯的著作被翻译成中文出版，在我国学术界有着不小的影响。迄今，我国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哈贝马斯著作主要有上海人民出版社的《哈贝马斯文集》（六卷本）、三联书店的《交往行为理论》以及《事实与价值》、译林出版社的《后形而上学思想》、学林出版社的《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和《认识与兴趣》等。

不容否认，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作为一种后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确存在着普遍主义、折中主义以及西方中心主义的问题，这些都值得做深入的分析和批判。但哈贝马斯对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尝试，特别是他把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与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结合起来的尝试，值得予以认真关注，比如，他对于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的透彻分析、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对于民族国家范畴的历史梳理，以及对于全球化语境下民主制度的安排和公民资格的确认等的严肃思考，都是十分富有启发意义的。

主要著述

《公共领域的结构变化》

《理论和实践》

《知识和人类旨趣》

《技术和作为意识形态的科学》

《社会科学的逻辑》

《合法性危机》

《文化与批判》

《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

《沟通与社会进化》

《沟通行动理论》

《真理与论证》

《包容他者》

《事实与价值》

《认识与兴趣》

《现代性的哲学话语》

《交往行为理论》

《晚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危机》

《后形而上学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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