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汉服，泛指汉人的服饰，也是一种中国朝代服饰以及相对于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的汉人服饰的概念。

历史上，日本的和服、朝鲜半岛的韩服、越南的越服、琉球的琉装等皆受到中国王朝服饰体制及汉人服饰的影响。

定义争议

《中国衣冠服饰大辞典》将汉服定义为：①辽代服制中的汉族服饰；②汉代服饰；③泛指一般的汉族服装。

近年来有“汉服运动”支持者的观点认为，“汉服”是“以华夏汉族的礼仪文化为基础，通过历代汉人王朝推崇周礼、象天法地而形成的具有独特华夏民族文化风貌性格、明显区别于其它民族传统服装的服装体系。”

中国复旦大学杨志刚教授认为，“这其实是个伪命题，汉服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概念，汉族人的服装，从汉唐至宋，一直到明清，均没有一个固定的样式，都在不停地变化。”南京大学教授刘迎胜认为，“‘汉服’其实一个很虚无的概念，因为服装总是在不断地发展。”

《中国新闻周刊》汉服专题报导引述“汉服复兴者”称，“在现代汉语辞典里，并没有‘汉服’这个称谓，‘汉服’其实是网友们的民间定义。”

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生导师、民俗文化专家叶春生认为，“‘汉服’实属新词汇，古今所有的典籍上都没有‘汉服’一词。”，但有观点作出反驳，认为“汉服”这个词在中国古籍中多次出现，因此并非生造。

然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张跣副教授指出，“汉服”本身是一个成问题的概念，“现代汉服运动倡导者所宣传的汉服概念”无论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还是在现代汉语中原本都是不存在的，这是汉服运动的倡导者为宣扬自己的思想和观念，总结了明以前汉族服饰传统而形成的一个“类概念”。这个“类概念”不仅假定了“汉服”在发展过程中的“血统”的纯正性，对汉族服装本身的发展流变存而不论，而且还试图将这种“纯正的血统”实体化、固定化、本质化。他提及有学生在网上发布既非官方又非学术的“汉服”标准，此举属于“汉服”实体化的一个起点。

中国天津师范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院长华梅亦指出，古籍记载现的“汉服”之词，主要是指区别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一种概念，例如根据《辽史·仪卫志二》以及《清稗类钞·服饰》的记载，“会同中，太后、北面臣僚国服；皇帝、南面臣僚汉服。乾亨以后，大礼虽北面三品以上亦用汉服；重熙以后，大礼并汉服矣。常服仍遵会同之制。”；“高宗在宫，尝屡衣汉服，欲竟易之。一日，冕旒袍服，召所亲近曰：‘朕似汉人否？’一老臣独对曰：‘皇上于汉诚似矣，而于满则非也。’乃止”，当中的“汉服”就是一种相对于少数民族的汉人之服的概念。

她亦指出，古籍《长物志·衣饰》中写道，“至于蝉冠朱衣，方心曲领，玉佩朱履之为‘汉服’也。襆头大袍之为‘隋服’也”，当中的“汉服”属于相对于其他朝代的汉代服装的概念。她同时指出，如果笼统地把京剧舞台上宋明朝代留下来的大襟长袍、儒巾等叫为“汉服”，显然有些概念不清，或是有一定的局限性。

澳大利亚麦觉理大学汉学教授凯大熊（英语：Kevin Carrico）说：“事实上，汉服是一种被发明的具有宽袖、轻飘长袍、在腰部束带和鲜艳颜色等特征的衣饰风格，汉服的现代支持者声称这是神话人物黄帝的发明，并且已被中国人穿着了数千年。”

发展历史

几千年来华夏王朝对周礼服制坚持代代相传、世世相袭，在儒教礼典的永恒中也不断适应时代的需要而产生朝代特色的常服。不同朝代的常服则不尽相同，各朝代往往对各个等级允许的颜色、式样有细致规定，朝代特征较明显。

上古时期

汉代《世本》记载：黄帝的臣子“伯余作衣裳”、“胡曹作冕衣”。《易·系辞》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史记·五帝本纪》说黄帝之妻嫘祖养蚕制丝，以作衣裳。唐代张守节《史记正义》记载“黄帝造屋宇，制衣服”。王逸《机赋说》认为，上古人们拿兽皮当衣服，伏羲、炎帝以来，已经出现了真正的衣裳，到黄帝时期，则出现了衮冕等较为完备的服饰制度。

黄帝垂衣裳立宫宅

考古发现则证实，距今七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遗址、陕西临潼白家村遗址中都发现骨针、纺轮，说明当时人们已会纺布制衣。到了约五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不但大量发现纺轮，还在陶器上发现大量布纹的印痕。同时期的遗址中还发现了苎麻、蚕茧。说明此时已经产生了原始的农业和纺织业，用苎麻织成的麻布和饲蚕得到的丝纺来做衣服，人们的衣冠服饰日臻完备。只是，此时期的服装实物，在考古发掘中至今尚未发现。

夏商周时期

夏朝黑衣裳，商朝尚白则缟衣裳，周朝折中夏殷之制而玄衣素裳。

穿垂胡袖袍服的周代俑

商代的服装形制主要有连身长袍，为女子或奴隶所穿着，另一形式则是上衣下裳，上衣有偏衽或对襟等不同形式，领口为宽边，袖子以窄袖为主；下裳是长裙或者是开裆裤。在腰间以宽带束腰，并腹前垂挂蔽膝（鞸）。商代贵族平时穿着色彩华美的丝绸衣物和外罩丝织锦衣（裼），衣上有织绣和染绘等纹饰，袖口和领缘亦用花边装饰，并配挂玉饰。此外，贵族们开始重视头戴冠帽，为贵族服饰的重要标志，进而出现礼冠制度；头衣分别有冠、冕、帽、笄等形式。不同于贵族的穿着，平民百姓或奴隶穿着粗麻布衣，不戴冠帽。

春秋战国时期，服饰大致沿袭周代的服制，只是略有变化。百家学说对服饰的完善有着一定的影响。冠服制被纳入了“礼治”的范围，成了礼仪的表现形式，从此中国的衣冠服制更加详备。

这时的衣服一般在以腰带固定，腰带以带钩系结，有的在带上还挂有玉制的饰物。这一时期出现了深衣与袍服，袍服大致分为曲裾袍、襜褕两种，还出现了襦裙。

秦汉时期

秦汉服装基本沿袭战国时期，袍按裁剪方式大致分为绕襟袍（曲裾袍）、襜褕直裾两种，都是男女均可穿着。武士则着短衣小袖大绔。

复原的汉代三重衣

秦汉时期曲裾袍是女服中最为常见的一种服式，这种服装通身紧窄、长可曳地，穿上后下䙓一般呈喇叭状，行不露足。汉代窄袖紧身的绕襟深衣，衣服几经转折，绕至臀部，然后用绸带系束，衣上还绘有精美华丽的纹样。衣袖有宽窄两式，袖口大多镶边。衣领部分通常用交领，领口很低，以便露出里衣。如穿几件衣服，每层领子必露于外，最多的达三层以上，现代称“三重衣”。

由于袍服的普遍流行，穿襦裙的妇女有所减少，但并没有消失，在汉乐府诗中就有不少描写。这个时期的襦裙样式，一般上襦极短，只到腰间，而裙子很长，下垂至地。1957年在甘肃武威磨咀子汉墓中发现了襦裙实物。

魏晋南北朝时期

魏晋贵族男子及其侍从服饰

据古代学者的描述，汉人服饰在晋朝已经深受外族影响而“全用胡服”，并且“遂相承袭”：“中国（中原）衣冠，自北齐以来，乃全用胡服。窄袖、绯绿短衣、长靿靴、有蹀躞带，皆胡服也。窄袖利于驰射,短衣、长靿皆便于涉草。”；“今世之服，大抵皆胡服，如上领衫、靴、鞋之属。冠服，扫地尽矣。中国（中原）衣冠之乱，自晋五胡，后来遂相承袭，唐接隋，隋接周，周接元魏，大抵皆胡服”。

隋唐五代时期

唐朝对外来的衣冠服饰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各种外来的服饰影响和改变了唐人的服饰文化。

唐代男子的常服以“幞头”袍衫为尚，幞头又称袱头，是在北朝汉魏幅巾基础上形成的一种首服。官吏除穿圆领窄袖袍衫之外，在一些重要场合，如祭祀典礼时仍穿礼服。礼服的样式，多承袭前朝旧制，头戴介帻或笼冠，身穿对襟大袖衫，下着围裳、玉佩组绶等。

整个唐代皆流行的高腰长裙

“襆头”的前身是东汉以来的幅巾，即方头巾，由于是经鲜卑帽改进而成，属于“胡服”的一种。在北周武帝的时代，幅巾被加以改造，在巾的四角缝缀上系带，同时发明了一种结系方式，将一对巾带结在脑后，另一对巾带反系向前，于头顶的髻前绾结，因此也叫做“折上巾”。发明襆头的目的，是“便武事者也”，用轻质的绢罗将头发束紧，头顶上轻便利落，自然无碍驰射。

大致在隋唐之间，为了追求造型的美观，襆头之内被加上硬质衬冠。自唐至宋，巾角也转换成花样翻新的帽翅，同时改用硬挺的漆纱当做面料，最终形成“乌纱帽。

五代时期服饰基本沿袭了唐朝服饰。

宋朝

宋朝汉人男子野服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服饰式样。宋朝汉族女服以衫裙为主，基本式样有两种：交领和对襟衫裙，女装相比男装要富于变化些，出现褙子。

穿褙子的宋代妇女

深衣是一种记载于中国先秦时期、于汉代失传后被宋朝学者朱熹重新设计或复原的中国古代服饰，深衣在《礼记》等中国文献当中作为一种简便的礼服而被记录，到了汉代以降，深衣作为一种传说被人时时想起，并没有受到太大关注，到了北宋中期，一些学者如朱熹和司马光根据古籍记载自制深衣，并且作为常服穿着。某天司马光对学者邵雍说：“先生可衣此乎”，邵雍回答：“某为今人，当服今世之服。”司马光认为其言合理。

宋代以后的中国，深衣在特别的场合以外并不被使用，明代学者丘濬说：“按马（端临）氏此言（指马端临在《文献通考》的考究），则深衣次在宋服之者，固已鲜矣。况今又数百年后哉！”表示明代士人通常不穿深衣。1644年，明代学者朱舜水在日本被问及深衣是如何制作时，他回答他从未亲眼见过深衣。

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可考的服制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冕服之外，只有玄端（端衣）和深衣两者最广为流传。玄端是自天子至士人均可穿着的，而深衣则是自天子至平民百姓均可穿着的。也是古代士人未得功名时所穿衣服。深衣裁制时加长了衣襟，穿着符合礼法，因此不论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均可以穿着，而没有等级之分。

然而随着衣裳形式的失传，到了后代却被视为怪异，穿著者往往被认为是腐儒，即使是北宋理学家绍雍也对该服饰有所保留，司马光、吕希哲和朱熹等人则只在私底下穿着。

元朝

元代汉族百姓服饰

元朝时期长衣统称为袍，其样式南北方差异不大，但材料贵贱精粗，却差距悬殊。汉族男性发式变化不多，但北方的汉族女性发式较前简化。

明朝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元朝后，诏令“衣冠制度悉如唐宋之旧”，以圆领袍服等唐宋服饰为“正统衣冠”，又连续颁布多项旨令，从面料、样式、尺寸、颜色等方面确立了明代服饰制度，其中心内容是贵贱有别、服饰有等，不同阶级不同等次的人，都只能享用本等级的服饰，不能混同，更不能僭越。随后，朱元璋又屡次申述服饰禁例，有犯者，立刻严厉制裁。史载当时有百姓不许穿靴之禁，有三十八位南京人即因违禁而被充军。

明代男子服饰基本沿袭了大襟右衽交领和圆领这两种传统服饰式样，但又吸收了一些元代服饰特点，发展出曳撒等特色服饰。明代妇女的服装以袄裙或衫裙为主，型制不变,单层为衫,双层为袄。与前代衫裙的主要差异在于上衣并不束在裙子内。除了一直流传的衫、袄及裙子外，还流行霞帔、褙子、比甲等新鲜样式，衣服的多变与款式做工达到一个高峰。明代开始于显眼处使用纽扣，在部分常服及军服中使用较多，礼服、官服则仍然沿用交领及盘领款式，不在显眼处用扣子。

孔府藏明代袄裙

在经过了金元时代大规模北方民族内迁洗礼之后，明代的服饰状况已与唐宋有很大不同。虽然明政府多次重申胡服禁令，但蒙元服饰的影响在整个明代一直存在，并且于北方地区显得更加强烈，晚明文学家王同轨记载：“然常见河以北帽犹深檐, 服犹腰褶, 妇女衣窄袖短衫。习久而难变，甘陋而相忘耳”。

其中一个例子，就是从明代前中期开始，流行于元朝的曳撒就成为了明朝社会上层的“燕闲之服”。从皇帝到太子、内臣以及百官都穿着此服。史载明宪宗于后苑游赏时身穿“大红织金龙纱曳撒”, 而明孝宗更是“早则翼善冠、衮绣圆领，食后则服曳撒、玉钩绦”，可见其燕居时穿曳撒的时间更多。

清朝

1644年清兵入关，推行剃发易服政策，为了易于辨识顺逆，故强迫被征服或投效的汉人剃发易服，导致明代官服等服饰在清朝社会中逐渐消失，然而清朝时期儿童、僧侣、道士以及女性仍可穿著明代服饰。由于剃发易服令难以实行，故在清朝期间亦有广大百姓的服饰依然为明制的情况，康熙年间的江南亦有很多平民依然穿着明朝的服饰，甚至于辛亥革命年间在某些地区也同时保留了明代式样的服饰。

为保护服制及发饰传统，孔子的后裔孔闻謤上书摄政王多尔衮请求保存孔府服饰；郑成功的儿子明郑郑经以继承明朝为号召，将剃发易服作为拒绝投降的原因之一。

清康熙年间汉女交领袄裙

中国皇帝的朝服有着悠久历史，历来统治者认为衣冠冠制关系国家兴衰，为了巩固其统治，清朝皇帝便组织群臣学习《金世宗本纪》，告诫群臣不要学习汉人“陋习”，从北魏至辽金元“凡改汉衣冠者，无一不再世而亡。凡一朝所用原各自有法程，所谓礼不忘其本也。自北魏始有易服之说，至辽金元诸君浮慕好名”；若致满洲衣冠，效汉人服饰制度，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就好像把左手交给他人，“待他人割肉而后食”，故创建了一套既符合民族特色，又利于骑射的冠服制度。

作为皇帝重要象征的朝服，清代朝服大部分遵循满洲习俗，再加入草原民族的因素，以玉草编织而成的笠状朝冠、长垂及腰的朝珠和系佩刀、火镰石等的腰带等，都包含了多元文化的因素，展现其作为多民族统治者的政权特质。

清初满汉服饰

清朝据传有“十从十不从”之民谣，譬如：“生从死不从”，指男子生前要穿清朝衣装，死后则可服明朝衣冠；“男从女不从”、“老从少不从”，指女子及少年儿童可以不剃发易服。一般认为，“十从十不从”是出于明降臣金之俊或洪承畴的建议而制定的政策，虽未见有正式文书宣告，但在其后清代服饰审美文化现象形态中，成了有目共睹的事实。

顺治二年既许“衣帽装束，从容更易” ，故民间仍服明朝衣冠，即令清朝在严厉执行剃发及易服令时，其能确实掌握的对象也只限于汉人官吏，而广大的农村地区则为清朝势力所不能及，故清初亦流行“官降民不降”之说。台北故宫博物院所藏焦秉贞于康熙三十五年所绘四十六幅《耕织图》中的人物发式与衣冠，全系明朝之旧。焦氏于康熙时供奉内廷，与布道于中国的西洋传教士日相濡染，习西洋素描画法。故其所绘山水人物，楼台之位置，自近而远，自大而小，不爽毫发。

其耕织图中的村落风景，田家耕作，人物衣冠发饰，应相当真实。而且《耕织图》经康熙皇帝看过、“称旨”后才令刊刻，表示康熙皇帝对图中人物衣冠之认可，可见康熙年间中国农村士绅农民的发式与衣冠，已复明朝之旧。

西方学者亦指出，官员以外的一般汉人百姓都被允许穿着前朝服饰，然而到了晚清时间，绝大多数汉人都自愿地改穿了满化的服饰。

清初民间服饰

六月多尔衮颁布薙发令时，对于汉人之衣冠服饰，也要求更换，但未严令实施期限，“许从容更易”。然而没过多久，在七月初九日时，又下谕“官民既已剃发，衣冠皆宜遵本朝之制”，于是衣冠之禁也与剃发同样严厉，有学者指出因为不改衣冠而遭屠戮者也同样多。

然而由于抵制剃发的斗争已经持续多年，加上强迫穿满服这一命令的难以推行，以致后来在服饰和发式上推行的清令更加不了了之，后期形成了以汉文化为主干、以满族代为接枝的混合型文化。甚至于辛亥革命年间在某些地区依然保留了明代式样的服饰。

1645年（顺治二年）十月，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孔子后人）上书表示：孔子家族衣冠已经延续了三千年，希望能够保持不变，免受剃发易服。多尔衮回应：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

康熙读书图，从图中可见其留有明显的鬓发

1648年（顺治五年）金声桓与李成栋以反对剃发为理由之一而反清重投南明。然而一度效忠清朝其且实行剃发令的李成栋在点兵时依然穿着“乌纱玉带”（明代服饰），当时亦有人穿着“儒冠”观赏李成栋点兵，而杨涟的长子“时虽剃发，犹汉人衣冠，乌纱大带，不改旧服”。

1654年（顺治十一年），针对“剃发易服”引起社会矛盾、各地汉人抗争此起彼伏的这种情况，时任大学士的陈名夏说：“留发复衣冠，天下即可太平”，后来陈名夏在南北党争中，此话便成为其被处以绞刑的罪名之一。

汉满妇女的发式在清朝初期还保留着原有的样式，后来随着相互之间的影响，令各自的发式都有了明显的变化，在“十从十不从”下，清代的汉族妇女依然可以穿着明代时期的装饰，更影响了满族妇女的审美观。另外，清朝时期的道士以及僧侣也能继续保持他们传统的发型和穿着。

留存复兴

汉服本身虽然清朝剃发易服等统治政策下消失了，但因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其部分元素一直没有灭绝，直到现代汉族人信仰的道教、佛教以及一些边远山民，还有国内许多少数民族都还保持着汉服的特征，现代社会的一些重要祭祀、纪念活动、民俗节日等仍能看到汉服的部分元素。

21世纪初，随着中国国力的发展，人们开始审视自己传统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一些人通过考据汉服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复原了汉族传统服饰，同时通过恢复传统节日，恢复传统礼仪，祭祀先贤，推广传统学说，宣传传统乐器等重新宣导恢复传统汉服并身着汉服进行推广，并称之为汉服运动。

汉服特点

相关服饰的特点主要有交领右衽、大襟、博带、系带隐扣等。虽然历代各有变化，但在礼仪服装中一直传承这些特征。

  仿古的汉代交领襦裙

交领右衽

交领右衽指衣服前襟左右相交，右衽则是指衣襟向右掩（左前襟掩向右腋系带，将右襟掩覆于内），在外观上表现为“y”字形，形成整体服装向右倾斜的效果。而古代中原周边一些民族的服装是向左掩，称为“左衽”。古代贵族“二十而冠”，平民戴巾，只有异族是披发为常。

《论语》中记载孔子曾说，若无管仲尊王攘夷，就会沦为异族统治而“被发左衽”。由此可见华夏夷狄之分也被体现在服饰之上。此外，在中原古代文化中，“左”与“右”暗示着在社会中的地位的等级意识，分为“尊左卑右”与“尊右卑左”两种。前者主要体现在乘车、官职封号、宫室、陵墓等设置上，后者则包舍服饰的衣襟、出身、官制等，可见“右衽”这一特征对于汉人的重要性。

然而根据古代文献，明代初期公开宣布包括盘领衣在内的圆领袍服为“正统衣冠”，而交领衣服如窄袖衣袴褶、辫线腰褶以及两截胡服（上衣下裳）都是要被革除的“胡服”。

博袖

博袖型的汉服虽然是平面剪裁，但用料远远大于覆盖人体的需要。典型的汉服袖子是既宽且长，主要见于贵族、官员、士人服饰的大袖，不仅是袖径的宽大，袖子的长度也十分长，使穿衣者垂手时而不露出来，并可以挽回相当的长度。

汉服礼服的袖长度是整个手臂的一倍半，要求能“回肘”，最长更可达四尺。典型的袖型则是圆袂收祛，代表天圆地方中的“天圆”。而日常便服、军事服装的袖则较窄。宽袍大袖还具有透气、散热等实用优点。

隐扣系带

早期服装以腰带束缚，后来出现把系带缝于衣上的做法。腰带它不仅有实用性，而且有装饰性，另外还象征身份、地位、权力等。虽然很早已发明纽扣，但在明代之前并不大量使用，且一般不用于显眼位置。

至明代中后期才较多于显眼处使用纽扣，但其剪裁、领型、袖型等与清代服饰仍有不同，见于女装及少数男装常服、军服、便服等；清代服饰以布制盘扣为主，扣带很长，极为显眼，大量用于礼服、官服、常服等各类型、各身份人物所穿的服装。

剪裁结构

古代服饰的结构主要分为10个部分：领、襟、裾、袂、袪、袖、衿、衽、带、系。一套完整的衣装通常有三层：小衣（内衣）、中衣、大衣。小衣即贴身穿着的内衣，如袜胸、裈等。中衣则功能类似汗衫，形制有上衣下裤、中单、曲领等。大衣即外衣，如深衣、圆领袍、衣裳、袴褶、裙襦，还有外套如半臂、褙子、大衫等。此外，还有配件如袜、帔、革带、玉带（日语：石帯）、銙等等。

古代布帛是人民向国家上交的税收之一，幅宽二尺二寸。传统的汉服通常用幅宽二尺二寸（50cm左右）的手工布缝制。取两幅相等长度的布，分别对折，作为前襟后裾，缝合后背中缝，此背缝称裻。前襟无衽即为直领对襟衣。若再取一幅布，裁为两幅衽，缝在左右两襟上，则为右衽。裾的长度分为要中，膝上，脚背上。袖子与襟裾的接缝称为袼，袖口称为祛。

类型

古代中原服饰的基本款式，主要可分为礼服、吉服、常服、便服等。从形制上看，主要有上衣下裳式（上下分开，上身着短衣，着裙）、上下连缀式（把上衣下裳缝连起来）、上衣下裤式、上下通裁等类型。上衣下裳是汉服最基本的式样，至今汉语仍然用“衣裳”这两个字作为服装的统称。

其中“裳”指下裙，古代男女都可以穿着。后来男子逐渐改穿袍衫作为日常服饰，上衣下裳的样式多保留在礼服中，如冕服。而女子依旧以上衣下裳的样式为主，称为襦裙。

襦裙是中国服饰史上最早也是最基本的服装形制之一，最初流行于白狄族所建立的中山国，后来成为几千年中汉族妇女最常见的衣着。襦指短上衣。裙，里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衣笼之。襦裙的历史从战国时代一直沿续到清代且一直流行至民国初期，前后历经二千多年，尽管长短宽窄时有变化，但基本形制仍保持着原始形态。

有说法认为，古时上下通行之衣为深衣，代表时代特征的服装亦为深衣，深衣实可为古服之特征。言古服者，应先及之。何谓深衣，《礼记正义·深衣》曰：“所以称深衣者，以余服则，上衣下裳不相连，此深衣衣裳相连，被体深邃，故谓之深衣。”士人取得科举功名后，就脱去白衣，改穿襕衫了。明代的曳撒、贴里、鞠衣等也属于上下连缀式。上下通裁的有圆领袍、直裰、直身、道袍等，特点是上下不分裁的袍服。上衣下裤式为上身穿短衣，穿裤子，其中裋褐是劳动人民常见的衣着。

然而有学者指出，深衣是自宋代以降，自负为儒者且欲向他人强烈表示自我的人物才例外地使用的特殊服饰。北宋中期，一些学者如朱熹和司马光根据古籍记载自制深衣，并且作为常服穿着。某天司马光对学者邵雍说：“先生可衣此乎”，邵雍回答：“某为今人，当服今世之服。”司马光认为其言合理。南宋学者史绳祖称深衣冠履为“怪服妖服”。

宋元历史学家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中提到，夏商周三代可考的服制中虽然有所变化，但是除了冕服之外，只有玄端（端衣）和深衣两者最广为流传。玄端是自天子至士人均可穿著的，而深衣则是自天子至平民百姓均可穿著的。也是古代士人未得功名时所穿衣服。

深衣裁制时加长了衣襟，穿着符合礼法，因此不论贵贱，不论身份地位均可以穿着，而没有等级之分。然而随着衣裳形式的失传，到了后代却被视为怪异，穿著者往往被认为是腐儒，即使是北宋理学家绍雍也对该服饰有所保留，司马光、吕希哲和朱熹等人则只在私底下穿着。

外套类有褙子、半臂、披风、鹤氅衣等。褙子是一种由半臂或中单演变而成的上衣。程大昌《演繁露·背子·中禅》：“今人服公裳，必衷以背子。背子者，状如单襦袷袄，特其裾加长。直垂至足焉耳。其实古之中禅也，禅之字或为单，中单之制正如今人背子。”相传始于唐，盛行于宋。《宋史·舆服志》云：“妇人大衣长裙、女子在室者及众妾皆褙子。”宋明皇后常服红罗背子。

披风由褙子演变而来，于明代出现。

服制

中国古代的礼服、祭服无论颜色、尺寸都有严格的规定，不同身份的规定亦有不同。公服、官服、命妇服饰也有一定规格。常服、吉服一般无严格规定。

  汉代贵族服饰直裾袍

虽然如此，常服服制有时也表现出等级差异，例如贵族常衣大袖长裾的大掖衣，士庶则着短衣小袖的襦绔。明代甚至规定“庶民衣长去地五寸。袖长过手六寸。袖桩广一尺。袖口五寸。军人衣长去地七寸。袖长过手五寸。袖桩广不过一尺。窄不过七寸。”然而部分朝代也常出现服饰僭越。

皇室与贵族服饰

古代天子及男性近支皇族的大礼服为冕服，配冕冠，先秦贵族礼服为玄端，用作祭服、朝服、冠礼及婚礼服。祭服又有素端，这几种服装都是交领、右衽的上衣下裳制、大袖。唐代之后不再以玄端为祭服，另设祭服。皮弁服也是皇室男性礼服的一种。

皇后、太子妃大礼服为翟衣，属上下通裁的大袖袍服。明代时鞠衣、大衫为其他女性皇族的礼服，穿着时配凤冠霞帔；鞠衣为上下分裁的深衣制圆领袍。

明睿宗身着圆领十二章衮服

皇帝及近支宗室常服为衮龙袍，皇帝的衮龙袍常用黄色，故又称黄袍。衮龙袍最常见为圆领，上面缀有龙纹，但亦有些是交领。

官员命妇服饰

官员服饰称为官服，上朝所穿的为朝服，宋代官员朝服配方心曲领，依等级戴进贤冠、貂蝉冠或解豸冠。明初朝服为青色衣缘的赤罗衣、赤罗裳，头戴梁冠（英语：Yanggwan）。明代官员祭服为青罗衣、赤罗裳配方心曲领。官方祭祀时官员会穿祭服，宋明祭服会配方心曲领。

宋皇族朝服配方心曲领

公服为官员之制服，唐至明时公服皆为圆领袍，唐宋公服按照等级依次用紫、朱、绿、青色，戴展脚幞头。明代公服按等级依次用绯、青、绿色，只在朔望日朝参穿着，其他日子则穿官常服。明代官常服缀有补子，又称补服，颜色不拘，有圆领、交领两种款式。命妇礼服为大衫霞帔，配翟冠。常礼服为缀有补子的圆领袍或袄裙。有功之大臣、命妇可获皇帝赐蟒服。

士庶服饰

  士庶男子常礼服

先秦至汉代的直裾袍、曲裾袍为士庶礼服，男女皆可服。后世士庶男子常礼服及吉服多为袍服，女子常礼服及吉服多为襦裙。裋褐则是便服，男女通用，为上衣下裤，在体力劳动或体育运动时穿着。窄袖襦裙亦是女子便服。

儿童服饰

汉族儿童衣服形制一般与成年人差异不大，最常见是上衣下裤类，除了一般的裋褐外还有单穿半臂和裈者，较少见袍服类。唐宋时女孩也会穿襦裙，明代则有穿袄裙。一些幼童也会只穿内衣如肚兜、连腿裹肚衣、抹胸、裲裆等。

  戴箍子、穿圆领衫（左）和穿披风（右）的明代小孩

婴儿常穿开裆裤、戴围嘴（又称涎水兜、涎兜），围嘴常裁成花瓣状或梅花状，也有其他形妆，常会绣上吉祥图案。稍大能控制大的幼儿则改穿合裆裤。至清代虽然推行剃发易服，但由于“老从少不从”，年幼穿明代服饰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交领右衽系带的设计不易弄伤婴儿和幼童的幼嫩肌肤，同时也有教孩子不忘明朝、祖宗衣裳的意义，今人多称“和尚衣”。

穿连腿裹肚衣的唐代婴儿

儿童的首服与成年人有差异，婴儿和幼童常戴虎头帽，因为人们相信老虎有威镇邪气和鬼怪的力量，能保护小孩和给小孩带来力量。除帽子外还有箍子（又称抹额、额箍、额子、圈帽等），常有老虎、花朵等图案，也有素面的。还有风帽，是一种后面延长的帽子，可以挡风。也有些首服和成人的相同，例如幅巾。鞋履除了一般的鞋子外，婴儿和幼童还会穿兽鞋如虎头鞋、猪头鞋等。

婚礼服饰

先秦士的婚礼称为士昏礼，新郎亲迎时穿着大夫等级的爵弁、纁裳缁袘，即玄色上衣、纁色缀有黑边的帷裳，“袘”即缀边。新娘则穿纯衣纁袡，即纁色衣缘的黑色深衣，“袡”即衣缘。其余程序则依照士的服制。也就是卿大夫的妻子穿白色的展衣，士庶人的妻子以黑色的褖衣为礼服。

  明制婚服

《礼记正义· 曾子问》：“嫁服者，士妻褖衣，大夫妻展衣，卿妻则鞠衣。故《士昏礼》云：“女次纯衣?袡。”（纯衣即褖衣也。）因此，按照周礼，士庶的新娘穿黑色褖衣，大夫的新娘穿白色展衣，天子正妻受册穿祎衣。

唐宋制度，新郎四品以上以冕服婚，九品以上以爵弁服婚，庶人以绛公服（大红圆领袍）婚。新娘视新郎等级穿着，初唐新娘穿花钗礼衣，为深衣制礼服；后来花钗礼衣之制渐式微，新娘改穿大袖襦裙出嫁，多为绿色。士庶绿衣新娘与穿红圆领公服的新郎配在一起，是为“红男绿女”。

宋初承唐制，后来新娘改为穿凤冠霞帔出嫁，此制延续至明代。明代官员婚礼，新郎按照官品穿官常服，新娘视其夫等级穿命妇常礼服。士庶婚礼可假九品官服、九品孺人常服，但时有僭越；亦有不穿官服以士庶常礼服（男穿袍服、女穿袄裙）为婚服者。

丧礼服饰

  《三才图会》插图中的斩衰，衣不缝边

中国丧服主要依据五服制定，五服是指一定范围内亲属逝世时以居丧期限长短和丧服的粗细定下的规则，当中的服装是在丧礼中穿着。五服中最重的丧服是斩衰（朝鲜语：참최복），是用最粗的生麻布做的丧服。斩衰衣旁和下边不缝边。其次是齐衰，用熟麻布做的。因为缝边整齐，所以叫做齐衰。再次之是大功，亦称“大红”，这是用熟麻布做的，比齐衰精细些。

小功又次于大功，亦称“小红”，小功服比大功服更精细。五服中最轻的是缌麻，比小功服更精细。明代皇帝、皇后鴐崩，官员所服之斩衰服是把乌纱帽去双翅、以白布包裹，穿素色圆领袍、配腰绖（麻绳）、麻鞋；除服后换素服、乌纱帽，黑角带，百日后穿回平日的衣服。命妇则穿麻布圆领、麻布裙、麻鞋，头盖麻布盖头，二十七日除服。

齐衰

五服制度较为复杂，历代多有简化，称为孝服，又称孝衣。除服后，居丧期间会穿着普通的服装，但会选一些颜色较素淡的，女子也少用华丽的首饰，明代时女子会由平日黑色或金丝狄髻改戴白色孝髻。

奴仆在主人丧礼期间会穿白布衣、戴白帽。

领形

上衣的领子可分为直领、圆领、方领、竖领，再搭配大襟或对襟而有不同风貌，大襟即两襟相交。直领穿着时若有明显交叠又可称交领，例如配上大襟时。以封闭曲线包围颈根附近则称圆领，又称盘领。 竖领又称立领，是以直领为基础，前端上提包住脖子演变而成。领形是汉服的主要特征，“领”也是汉服上衣的计量单位。

布料和染印

中国古代传统用布分为：金缕、锦、罗、绫、绢、䌷、纻丝、缣、绮、纚、纱、帛、布、棉、麻等等。织金、锦、罗、绫是最昂贵的织物，绫罗锦绣自古就是富人的象征。秦汉时期，除齐纨、鲁缟享有盛名外，尚有吴绫、越罗、楚绢、蜀锦等名品。汤式《一枝花·赠美人》曰：“价重如齐纨鲁缟，名高似蜀锦吴绫。”最古老最廉价的材料是麻葛。

周礼就规定有典丝、染人从事印染。传统染色的材料都是植物。包括：红花、乌梅、芦木、苏木、黄蘖、青矾、苋蓝、槐花、棓子、杨梅皮、蓝牙叶、莲子壳、绿豆粉等等。古典布料的染色遵从古制，体现了华夏阴阳五行信仰。有六象六色之说，青所以象东方的木，赤所以象南方的火，白所以象西方的金，黑所以象北方的水，玄所以象天，黄所以象地。

除了六正色以外，还有对应的间色：－黄赤色、紫－青赤色、红－赤白色、绿－青黄色、缥－青白色。间色也是唐宋公服的色制，公服五等：朱、紫、绯、绿、青。 另外还有绀－深青扬赤色、绯－赤、绛－大赤、缇－丹黄、朱－深。

最廉价普遍的是蓝草制靛的蓝印花布，是传统的镂空版白浆防染印花，又称靛蓝花布，俗称“药斑布”、“浇花布”，距今已有一千三百年历史。最初以蓝草为染料印染而成。 蓝印花布源于秦汉，兴盛于唐宋时期，古时称为药斑布。汉族的染印工艺称作三缬，即蜡缬、夹缬、绞缬。缬是指系缯帛而后染之，使系处形成一定的花纹，起源自秦汉时代。明代的织锦与刺绣兴起以后，夹缬逐渐衰落，并被碱印、拓印，刮浆防染法取代。

汉服的织绣工艺通过苏绣、湘绣、蜀绣、汉绣、粤绣以及蜀锦、云锦、宋锦流传至今。缂丝是技艺最高的织花艺术品。唐代，始有用丝织制缂丝，以生丝为经，以染织熟丝为纬，有的加饰金线或孔雀羽，工艺复杂细致，用色最多达 70 多种。

配饰

首服

冠帽是汉族服饰的重要部分之一。包括冕冠、爵弁（雀弁）、皮弁、韦弁、冠弁、武弁、通天冠、长冠、幅巾、乌帽等等。

  汤显祖幅巾像

皇帝、公侯参加祭祀典礼时所戴的礼冠叫做冕。冕冠的顶部，有一块前圆后方的长方形冕板，冕板前后垂有“冕旒”。冕旒依数量及质料的不同，是区分贵贱尊卑的重要标志。汉代规定，皇帝冕冠为十二旒（即十二排），为玉制。

冕冠的颜色，以黑为主。冕冠两侧，各有一孔，用以穿插玉笄，以与发髻拴结。并在笄的两侧系上丝带，在颌下系结。在丝带上的两耳处，还各垂一颗珠玉，名叫“珫耳”。不塞入耳内，只是系挂在耳旁，以提醒戴冠者切忌听信谗言。后世的“充耳不闻”一语，即由此而来。梁冠，是历代文官的冠饰，源于战国时代的进贤冠。笼冠就是“武冠”或“惠文冠”，是历代武官的冠饰。

古代汉族男女成年之后都把头发绾成发髻盘在头上，以笄固定。男子常常戴冠、巾、帽等，形制多样。儿童帽饰则有虎头帽、花帽等。

定陵出土凤冠

女子发髻也可梳成各种式样，并在发髻上佩带珠花、步摇、翠翘、冠梳等各种饰物。鬓发两侧饰博鬓，也有戴帷帽、盖头的。头插梳篦自汉代即有记载。南朝妇女就爱在髻上插饰梳栉。唐朝妇女流行广插钗梳。汉族妇女还有戴绢花的习俗，所谓“宝髻簪花花”。王母娘娘见汉武帝髻上插大花。

明朝孔府在大庄设佃户花庄，一年四季孔府摆设和夫人、小姐插戴，演习宫女的冠戴装束绢花。明代中期开始又流行抹额，遮盖额头。

足衣

  唐代云头履

汉服的足衣分为：袜、舄、履、屦、屐、靴、鞋。古书记载传说尧舜禹以后始服木屐。伊尹以草为履，以帛为屦。但中国境内出土的最古老木屐是宁波市慈城镇内的慈湖新石器时代遗址出土的新石器时代夹脚式木屐，为良渚文化产物。

三国时期的木屐

周人以麻为鞋。屐是木履之下有齿者，又称木屐。江南以桐木为底，用蒲为鞋，麻穿其鼻。草屦是黄帝之臣所做，即草鞋。靴来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女性的鞋履常有绣花，称为绣花鞋。婴儿和幼童多穿虎头鞋、猪头鞋等。

汉服影响

汉文化圈

汉人对汉衣冠的认同是民族意识的一部分。五胡乱华之时，原先在中原地区的知识分子及各阶层人民纷纷逃亡到南方，保留了中原文明的火种，而逐渐把江南开发成繁华富庶之地，这一事件史称“衣冠南渡”。宋朝郭靖不愿弃汉衣冠而自杀。

汉服由于华夏儒家王道文化的传播而影响深远，周边民族、包括许多其他儒家文化圈（汉文化圈）国家通过效仿华夏礼仪制度借鉴了汉服的某些特征，用于吉凶宾军嘉五礼。此外，华夏宾礼也规定四夷之君必须穿本国服饰朝见中国天子，谓“蕃主服其国服”。

汉唐藩属体制中，周边民族首领存在着定期朝见皇帝的所谓“朝集”制度。无论是外国君主及其使者或者臣子朝谒中国天子，接受官职，贡献方物，还是中国天子宴请外国君主，外国君主都要穿国服奉礼。国服制度促使了周边民族形成自己的民族服饰。比如，契丹太宗入晋，接触到中原衣冠制度，北归后，参照中原服制制定了本朝国服与汉服制度。历朝有《职贡图》描绘他国国使服饰。

鲜卑

北魏孝文帝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495年1月13日（太和十八年十二月初二日）北魏孝文帝大力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政策，主要内容有：禁止穿鲜卑服装，一律改着汉服；禁止说鲜卑话，以汉语为唯一通行语言；凡迁到洛阳的鲜卑人，一律以洛阳为籍贯，死后葬在洛阳，不准归葬平城。

日本

和服在日本称为“着物”或者“吴服”，意为从中国的吴地（今江浙一带）传来的服装。在日本的奈良时代，也即中国的盛唐时期，日本派出大量遣唐使到中国学习中国的文化艺术、律令制度，这其中也包括衣冠制度。当时他们还模仿唐制颁布了《衣服令》、《养老令》模仿唐朝朝服制度用于即位礼、冠礼、婚礼等周礼仪式。元正天皇下令全日本改用右衽。

平安末期武家势力壮大，效仿公家装束制作礼服狩衣、常服水干。此外还有直垂、肩衣、裃。江户时代中期至后期，德川幕府崇尚儒学，开展了复礼复古的天宝“装束御再兴”运动，复兴公事主义，日本有职故实家开始对装束的考证，并且复兴了天皇黄袍的染色技术。德川家康的《禁中并公家诸法度》规定了天皇及诸臣的服制，主导复礼复古。德川纲吉还颁布了《服忌令》效仿中国的丧服制度。

同时，日本也效仿中原士大夫考证汉服的方法，通过公事主义体系的明経道、纪伝道对儒家经典的考证以及有职故実家对于装束的继承，形成了日本特色的服制。光格天皇、孝明天皇甚至复原了冕服用于登基大典。考证复原十二单的日本江户时代的《装束要领抄》承认：“厩户皇子始定冠位十二阶大宝以降，沿唐衣服而其制大同小异益。

本邦通中华也始于汉，盛于唐世时。朝廷命贤臣因循于徃古之衣冠而折衷于汉唐之制，其好者沿焉不好者草焉而为。本邦之文物千岁不易之定式也。如宋景濂误曰：“千来犹效，汉衣冠元是”。本邦之古传也岂效汉唐之制而已乎。故夫圣世始为衣冠而美风俗，以正上下礼仪，人无礼仪则何为人？岂非当务之急乎？”

德川家康把小笠原流立为官学以来，通过藩校讲授使小笠原流礼法广泛传播。1632年《小笠原家礼书》出版。日本江户所采用的是受朱子家礼所影响的武家小笠原流礼法以及伊势流礼法，这是现代日本礼仪和现代和服的基础。清人亦认为日本衣裳同于汉制。

1938~1939年《礼仪作法全集》9卷刊行，1941年日本文部省制定《礼法要项》，普及了小笠原礼法，包括服装、礼仪（冠婚葬祭）。《礼法要项》第九章规定了平民男子冬季礼服纹付羽织袴、夏季浴衣和女子礼服、访问服等。

朝鲜

唐代时期，新罗请求唐太宗赐汉衣冠，革除新罗服饰，以同于中国。李氏朝鲜中期之后朝服吸收了明朝服装式样，悉遵华制。特别是女服朝高腰襦裙发展，而官服、朝服、宫廷重要礼服亦一直保留汉服制度，并随汉服变化而变化，如唐朝时官员的乌纱幞头的后系带为下垂带样式，新罗官员幞头同为此样式，而明代之后改为展角样式，李朝也改为短展角；如李朝王后大礼服一直都为中国皇后翟衣样式。

而现代朝服和汉服的主要不同之处：汉服一般是交领右衽，也有对襟的（V字领），而朝鲜服装的交领不明显，近似小v领；女服裙子束的特别高，而且下襬十分宽大、蓬松。

越南

越南古称交趾（中国称作安南），968年，丁部领（丁环）建立丁朝（大瞿越国），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两年后（970年）自称皇帝。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皇帝、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试以越南末代皇帝保大所着之弁冠、衮服来看，与明朝宗藩服饰如出一辙，不过比之明朝皇帝，其造型显得小一号而已。

以汉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衮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越南是六旒的。清廷占据中国之后的两百多年间，与中国南疆山水相连的越南，仍然完好的保存着明式衣冠，从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法国殖民者在越南存留下来的许多珍贵照片和大量的历史资料可以明确的反映出这一点，如1898年驻云南府（今昆明）的法国领事方苏雅（1857.8.20—1935.7.4）所着龙袍的照片，被许多人误认为是古代皇帝的龙袍或者中国戏曲中的装束，实际上，方苏雅所着之服，乃是越南皇帝的朝服，从造型看，和明代宗藩、大臣的朝服一般无二。

东服西渐

中国曾享有“衣冠上国”之誉，其极其重要的原因之一是汉服的面料，也就是丝。丝绸之路开通以后，中国的丝织品源源不断的运向西方，使得丝绸成为了亚洲和欧洲各国向往羡慕的衣料。早起的传播中，拜占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起到了贯通中西的作用。拜占庭帝国时期的服装款式、纹饰等对西方各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当然，所谓的拜占庭帝国的服装款式和纹饰，实际上已经是东西方服饰艺术结合的产物了。

公元748年，小勃律国王苏失利芝到了长安，被赐紫金袍、金带，到了公元780年，留居长安。当时汉化式地穿着唐式服装和汉人混居的各国人士就已有两千人以上。这些人将唐朝衣冠穿戴回国，直接带去了唐代衣冠制度和服饰装束，将唐朝衣冠和以汉服为主的中国服饰的威名一起传播到全世界，展示了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以汉服为主的中国服饰也吸收了许多其他国家服饰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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