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成背景

公安派产生于文学思想蓬勃发展的晚明时代，其兴起的背景，和政治社会、哲学与文学三方面的背景皆有所关连。分述如下：

政治与社会背景

明神宗初期，在大学士张居正的辅弼下，朝政稳定；不过在张居正去世后，万历帝开始出现怠政的倾向。不上朝、不批奏章以及缺官不补，让朝政陷入混乱、国库空虚。1592年，万历朝鲜战争，明朝援助属邦朝鲜国抗击日本丰臣秀吉，财政益加枯竭，1596年（万历二十四年）起，朝廷开始采矿、收矿税，试图借此解决困境；但由于吏治不修，派出的矿税监四处搜括民间财产，增加的赋税也多中饱私囊，国家收入反而更少。富豪、门阀、官员趁此时大肆兼并土地，许多农民丧失工作，四处奔逃，造成土地基础动摇，有些流民甚至被迫成流寇，使社会更加。在此一环境之下，小说、戏剧吸引了不少民众的喜爱。

哲学思想背景

早在1508年，王阳明在龙场悟道，开始其心性论的思路，阳明学绍阐陆象山之学，并称陆王，对程朱理学学派在中国思想界的长期统治产生了动摇。到了嘉靖以后，民间社会的市民生活逐潮多样化、官方控制力减弱，伦理的束缚渐小。加上城市、商业、交通和印刷、造纸计术的发达，创造了相对自由的思想表达和知识传播渠道。许多学者脱离官方学校进行私人讲学。1584年（万历十二年），面对这种民间士绅的思想力量，朝廷不得不将王阳明、陈白沙、胡居仁等人并祀于孔庙。获得官方认可后，王学也在社会中迅速散布开来。

王学后期，发展出由王畿、王心斋以至于何心隐、罗汝芳、李卓吾（李贽）等人为主的泰州学派，肯定了日常生活与世俗情欲的合理性，对传统秩序提出挑战，其“非圣无法”、大胆而激进的理想主义和自然主义，特别吸引一些拥有文学气质的文人。其中卓吾正是公安三袁之师，在其所著的《童心说》中，主张有价值的文学是有真情实感的，对于以摹拟为尚的作品则予以讥讽，甚至批判圣人经典。从他质疑“诗何必古选，文何必先秦”，更要求为文应“蓄极积久，不能自遏”、“发狂大叫，流涕恸哭不能自止”、“宁使见者闻者切齿咬牙，欲杀欲割而终不忍藏于名山，投之水火”，已可见到公安派主张的前驱。

文学背景

从明代初期开始，“复古”就是文学思想的主流。先有杨维槇、林鸿、高棅等人支配了诗坛；而后有李东阳的茶陵诗派继起，。接下来，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喊出“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拟古主义口号，后有王世贞、李攀龙等后七子的兴起，其间虽有唐顺之、王慎中、归有光与茅坤等唐宋派文人的反抗，但影响不大。

不过，由于拟古主义的庸俗引起了反感，加上晚明的学术思想有了变化，反拟古主义的声势日隆。除了有前述的李贽之外，焦竑、徐渭与汤显祖等人，都有反拟古主义的观点，为公安派的理论起了先行的作用。

发展历史

公安派是以袁氏三兄弟为核心，其中袁宗道在万历十四年以会试会元，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复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成为东宫讲官，在士林中赢得很大的声望。袁宗道不但带领宏道、中道二人得以结识李贽、汤显祖，为公安派的思想形成做了准备。而他在朝中结识的太史黄辉、陶望龄等人，也早在袁宏道入仕前，就开始反对拟古主义，为公安派的成形奠定了基础的共识。

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2月，袁宏道任苏州府吴县知县，与当地有影响力的文墨之士开始交往，为他日后主张的传播建立了管道；而其中江盈科、陶望龄、丘长儒与方子公等人，更与其相互唱和交游，对宏道的文学主张日益认同，为公安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形成期

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袁宏道在〈叙小修诗〉中指出其弟中道的诗作

首次树立了“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理论旗帜。此说一出，立刻得到江盈科、袁中道等人为文支持呼应。同时其兄袁宗道，则在北京写成《论文上》与《论文下》二篇作品，以严密的逻辑攻击拟古主义，为宏道的“性灵说”提供了理论基础。

在1595年到1597年间，公安派诸人为文致书，交相呼应，攻击拟古主义思潮的荒谬，对前、后七子的文坛统治地位形成冲击；而同时，宏道的《解脱集》，中道的《南游稿》、《塞游记》，丘长孺的《北游稿》，江盈科的《雪涛小说》，陶望龄的〈洞庭山记〉等大量清新的创作产出，在理论与实践都有坚实基础的情况下，公安派一形成即成爆发之势。

发展期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袁宏道任顺天府学教授，北上京城；袁中道也通过乡贡成为太学生而到京师顺天府就学。次年，江盈科因改任大理寺廷尉入京，与黄慎轩、陶望龄也来到北京。袁氏三兄弟于是在城西的崇国寺葡桃林中结社论学，往来者除三袁外，还包括尚宝潘士藻、刘日升；太史黄辉、陶望龄、顾天峻、李腾芳；仪部吴用先、中舍苏惟霖；以及江盈科、丘长孺、方子公诸人。这些参与者虽并非全部都支持公安派的理论，但葡桃社已俨然成为公安派活动中心。其间众人不但作诗唱和，更因为时常郊游往来，形成一波游记创作的高峰。

在此时期，袁宏道的文学理论仍有进一步的发展，他在〈雪涛阁集序〉中揭诸“文之不能不古而今也，时使之也”的理论，盛赞江盈科作品“言今人之所不能言，与其所不敢言”的创造精神，形成公安派的重要文献。

不过，1600年袁宗道去世，葡桃社众的情绪大受打击；1602年，李贽被捕自杀，陶望龄、黄辉等人恐遭牵连而先后离开燕京，宏道、中道因兄长丧事回到公安，流派重心遂南移公安。1605年，江盈科的病逝，对公安派来说又是一大损失。然而，此时袁家兄弟除与原公安派诸人保有书信往来外，又结交了一批楚地文人形成新的群体，其中陶孝若、曾退如是重要代表。袁宏道的此时期诗风转以山水田园诗为主，宗陶潜为典范。

1606年到1608年间，袁宏道再赴帝都，流派成员也在北京再次小聚，陶孝若、丘长孺、方子公、曾退如等人皆有参与。这段时间袁家兄弟的创作又有所开拓，袁宏道因公事曾赴陕西一趟，作品也因此行视野大开而更为精致；而袁中道的《游居杮录》融日记与随笔于一体，产生了小品文的另一样式。

衰微期

1607年，陶望龄、方子公去世；1608年，袁宏道去世；次年黄辉又卒于四川。核心成员陆续辞世，后继者又鲜有能达到三袁成就者，于是公安派渐入末流。另一方面，公安派所高举的“独抒性灵”大旗，又局限在个人情感的领域，明万历年间正是内外交迫时期，朝鲜半岛上有与日军的交火，东北有满族努尔哈赤的崛起，朝中有官僚集团倾轧日深，而民间反抗朝廷压迫的怒火也逐渐升高，公安派的成员虽然不乏有关怀民间疾苦的作品，但理论无法处理文学与时代、社会之间的问题。在创作与理论的衰退下，公安派迅速衰落，到袁中道辞世后，便完全成为历史。

文学理论

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基本上是反复古、反模拟的。虽然公安三袁仍有崇古之言，但是他们认为“学古”不应拘泥于字句的模拟。如袁宏道就说：“法李唐者，岂谓其机格与字句哉？…取古人一、二浮滥之语，句规而字矩之，谬谓复古，是迹其法，不迹其胜者也，败之道也。”宗道也指出：“学达即所谓学古也，学其意，不必泥其字句也。”都主张学古应师法的是古人达意的精神，而不是字句间的相似。

论诗

公安派将明代以前的诗，分为诗经、汉魏、六朝、初唐、盛唐、中唐、晚唐及宋元各期。其中对于汉魏的风格并无分析、对六朝之诗也并未作细分。而针对唐诗分为四期的说法，公安派也仅应用于谈论明代时文的发展状况，实际上在论唐朝诗风时，多以“三唐”取代之，但也未细说三唐的分界为何。

在公安派之前，复古派提出“诗必盛唐”的口号，为了打破这个局面，公安派对诗的探诗集中在宋元一期。然而实际上在论述中几乎未提及元代诗人，可以说是以宋诗做为评论的重点。袁宏道认为，宋元诗人能尝试各种不同的题材与写作方法，无所不写的特色让他们虽然在整体成就上无法与唐代匹敌，但是精采之处已足以与唐诗并存。袁宏道特别标举出欧阳修、苏轼，认为他们堪与李白、杜甫并比，甚至在与李贽的信中，称苏轼为“有天地来，一人而已”。不过，由于袁宏道在提高苏诗地位以抗衡唐诗时，始终未有提出具体的评判标准做为依据，因此亦有难以服人之弊，就连其弟中道都在《宋元诗序》中以“诗莫盛于唐”，直接表示了不同的诗史观。

至于明诗方面，袁宏道以苏州的诗风转变为例，将明诗分为三期：第一期为明初至弘治年间，即前七子活跃以前，此时吴地文风鼎盛。第二期为弘治以后到隆庆、万历以前，即前七子之后、后七子之前，此时文风已经靡弱；到了第三期即庆、历以后，后七子中徐桢卿、王世贞等南方诗人投入复古阵营，吴地文风便从“人各为诗”变成“众口一诗”了。在明代诗人中，袁宏道特别推崇徐渭。徐渭之诗不同于复古派末流的句模字拟，而能从丰富的生活经验中写出他人写不出的东西，于是被宏道誉为“第一诗人”、“今之李杜也”。

论文

公安派主张文学随时代而进化，历代文学的变迁，各有其时代的特性，有其历史的原因，不明了这种时代的特性和历史原因，就会违反文学的进化原理。作品应独抒性灵，不拘格套，文学作品不能没有内容。公安派又反对摹拟，反对复古。拜古贱今，甘居落后，一字一句都要拟古，这是不承认文学的发展。

论俗文学

公安派重视小说戏曲的文学价值，提倡语言通俗化。宋元以来俗文学逐渐流行，由于其不受复古风潮的影响，也没有形式、格律的束缚，能真实地表达创作者的情感。从李贽开始就对俗文学大加推崇，并借由评点《水浒传》、《西厢记》等俗文学作品的的方式，宣传他的观点。受到李贽影响颇深的公安派，也对俗文学加以肯定，袁宏道就曾将罗贯中、关汉卿两位俗文学作家与司马迁并列，认为他们都是识见极高之人；又称《水浒传》与《梅》为嗜酒之人必读之书。

不过，相较于小说与戏曲，袁宏道对俗文学中的民间歌谣有更大的关注。他曾说：

甚至学习民歌的手法进行创作，视之为求真的门径，并认为这样的做法使他自己“诗学大进，诗集大饶，诗肠大宽，诗眼大阔”。

文风

公安派文章平易流畅，清新活泼，隽秀生动，颇能表现个性，能抒写自己真实的感情。有时写作随便，作品则不免浅陋。

影响

对日本文学的影响

日本江户时代（1603年－1867年）是日本文学史上汉文文学兴盛的三个时期之一。在江户中期，荻生徂徕的萱园学派追随明代前七子与后七子的复古运动，提倡“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古文辞学。到了江户后期，古文辞学也如同复古运动般进入千篇一律的窘境，此时包括菅茶山、市川宽斋以及山本北山等人，便借用了公安派的理论，攻击古文辞学之弊。尤其是山本北山《作文志彀》、《作诗志彀》两本著作，借用公安派的文学理论和批评术语，不仅主导了幕末的汉文文学走向，同时也对当时知识分子的心态与人生观造成影响。

参见

公安三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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