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晋商

2020-10-16
出处:族谱网
作者:阿族小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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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明朝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民运、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分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

历史

明朝

明朝时,晋商通过经营边防军需物资起家,通过运输军粮获得“盐引”和银两。 山西商人以华北为地盘,进出于江南,与徽商相竞争,明清之际,势力又伸张到四川。晋商的兴起,与明朝的北方边防有关。明朝为防蒙古入侵,在长城一线屯驻大军,基本上依靠屯田自给自足。但当地土地贫瘠,收获不多,士兵又不能集中力量耕作,因而粮食不足,而募兵逐渐增多,交通不便,军饷成为重大问题。明朝于是依赖华北各省的、或漕运,或采取纳米赎罪等方法。其中开中法作用重大,召请商人把军粮(米、麦、豆草等)运到边境,给予盐,并在一定范围内贩卖。宋代已有折中法,但规模不大,开中法却把全国大部分产盐区的盐额都纳入其中。开中商人兼营五谷和贩盐,独占盐的贩卖,获取巨利。永乐以后,商人在北边自营屯田,或低价向农民购入谷物囤积。开中法主要实行于山西和陕西,许多商人在此聚集进行商屯。当地商人占有地利,逐渐抬头。他们在黄土绝壁间,开凿土窑,储藏谷物,土窑干燥,可保存谷物数十年,而可以避过盗匪的劫掠。山陕商人最善于利用这种地理条件来保贮粮食,借开中法积累资本,再经营金融业,扩展到江南一带,经营绸绸与棉布买卖,贩运到各地 。

平阳府、泽州、潞安府是山西商人的老家,当地富商往往有数十万两资产。他们往往一人出资,与同族同乡合伙,称为伙计。伙计各自负责分担各种营业,誓无私藏。山西商人常与陕西商人合作,对抗其他商人。明代中叶,北边逐渐开拓,军饷征集较易,而且银亦开始流通,除了开中纳粮外,官员开始用银买粮,开中法开始断绝了与北方直接的经济关系,改为在盐产地纳银开中,朝廷把银两分给边区。于是徽商兴起,与山西商人对峙 。

由于山西南部有盐池,卖盐、取盐都非常方便,因此累积大量资本,形成了晋商,故有“平阳、泽、潞富豪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明代中期,盐业制度由“开中制”改为“折色制”。“折色制”是指将盐业经营权给了另一批商人,商人在内地就可以拿钱买盐,然后运到各地去卖。徽商就是这个时期兴起,渐渐超越了晋商,晋商的盐业经营遇到了困难。由于王崇古和张四维的努力,允许明朝百姓和蒙古、女真等其他部落、国家与地区做贸易。晋商的事业转向对外贸易。学者余英时在《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一文中指出:“明代扬州商籍有山西而无安徽,这便是政府优待山西商人而歧视徽商的明证。甚至在清代早期,山西商人在政治方面所取得的优势也依然没有动摇”。但是余英时显然忘记了明代的扬州与安徽其实属于同一个省级单位——南直隶辖下,扬州对明代徽州商人而言属于本地,其到扬州经商并不需要如山西商人那样临时寄附商籍。

明末清初

明末后期,晋商大量走私粮食,衣物,炊具,明王朝所禁止的金属与火药到后金政权;甚至包括后金入侵中原所需的军事与战略情报。作为回报,后金政权则以人参、鹿茸、兽皮与从中原劫掠的贵重物品与之交换。这其中尤以山西商人范永斗最为典型,通过与后金政权的交易,山西范家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俨然为晋商之领袖。据《清实录》记载,天命三年(1618年),时有山东、山西、河东、河西、苏杭等处在抚顺贸易者16人,努尔哈赤“皆厚给资费,书七大恨之言,付之遣还”。客观上,晋商的贸易行为为满洲文明入侵中原文明创造了积极的条件。

满洲人利用最接近北京的山西商人担当财政任务(281),在努尔哈赤时,已跟山西商人在抚顺贸易,买卖人参、貂皮、珍珠等。清兵入关后,任命晋商为内务府商人。

清朝

清代山西商人对清朝财政有巨大贡献,成为“御用商人”。清初盐税占岁入的一半,到清朝末年即使有关税等其他新税源,仍占1/3。重要盐场的食盐贩卖,都由山西商人承揽。其中淮南盐场最重要,占全国总产量40%,由晋商及徽商瓜分,徽商奢侈而晋商节俭,故晋商财力较雄厚。在两浙、云南、长芦、河东、四川、福建等其他盐场,晋商亦有贩运,执全国大半盐场之牛耳。为了军需、赈济、河工等,晋商也向政府大量捐输。内务府又向晋商贷出资金数百万两,每年收息十数万至百多万两。山西出身的扬州总商王履泰、范清洪,即曾分别承兑了30万及13万两的贷款。地方衙门也向晋商贷出公款收息,补助经费。

晋商获得各种特权,主要是取得盐引。清代前期,铜钱价格经常上涨,盐商卖盐以铜钱交易,盐税却以白银缴交,盐商尽可能持有铜钱,便能得到更多利润(284)。扬州盐商资产可多达七、八千万两,晋商许多亦有百数十万两。此外,晋商也从事茶叶、米谷、人参、玉石、毛皮、铜、棉布等买卖,并经营当铺,投资于制陶业,活动范围遍及全国,各地主要城市都有山西会馆。晋商甚至活动于东北、蒙古、新疆等地,从事恰克图中俄贸易,广东的中英茶叶贸易,长崎的铜买卖(285)。山西地狭人多,有盐、铁、煤、矾、绸等物产,商品很多,养成商人的习性(286),重视商人,富商与亲王贝勒等高官联盟,与总督巡抚结交。晋商多先外出他乡,流寓十多年,跟随他人学习经商秘诀,有积蓄后娶妻,开始独立经营,以“信实”二字为金科玉律,维系官绅及民众的信用,甚至自幼学习蒙古语,以求向蒙古、东北发展。亦有学习针灸和经书(287)。晋商往往借出高利贷而获利(287),由于在各地活动,为了汇款,开始发展票号,不单从事其行号本身的汇兑,同时处理政府及民间的汇款,手续费相当庞大(288)。

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钜贾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刘大鹏记录了太谷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咸丰初年,管理户部事务祁隽藻奏称:“自咸丰二年二月起,截止三年正月止,绅商士民捐输银数,则山西、陕西、四川三省最多。山西共计捐银一百五十九万九千三百余两” 。咸丰六年(1856年),又捐输白银201万两。几年下来,先后共捐输白银“数逾千万” 。同治三年(1864年),朝廷用兵新疆,筹饷银,山陕商人在新疆提供大量军饷。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五六次,数逾千万。” 。光绪二十年(1894年),财政拮据,分别向京都、汉口、广东的山西票号借银124万两。八国联军后签定的《辛丑条约》,清政府交付各国战争赔款四亿五千万两,也主要由山西票号汇解,由票号把这笔钱汇到英国的汇丰银行,再由汇丰银行交给各国政府。

没落

清朝末年,上海成为通往西方的门户,加上白银外流,铜钱价格暴跌,晋商丧失贩盐的利益,而且交通路线的重大变迁,晋商便开始衰落 。中国自古以农立国,历代皆行抑商政策,商人社会地位低下,往往被人瞧不起,因此与官府关系越驱紧密。晋商虽然在中国近代金融界辉煌一时,但其兴盛并非依靠自由经济体系的竞争,而是依赖与朝廷的特殊关系。所谓“官商经济”(或称官商勾结的垄断经营),晋商的后代往往走向科举之路,最后在朝廷内阁任官,例如明朝万历时期的蒲州张四维家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旦官僚消灭,票庄无所凭依,自然不能存在” 。入清后,晋商被紧紧地绑在清王朝的战车上,成了清王朝利用的工具,只能与清王朝的命运休戚与共。大量捐纳加速了清王朝的没落,同时造成了晋商本身生存发展的危机。同治元年(1862年),俄人因《中俄陆路通商章程》而享有特权,可节省大笔费用,所以俄商贩茶业务扶摇直上,使得晋商垄断两湖的茶叶贩运事业久不复见。同治七年(1868年),恰克图的晋帮商号由原来的一百二十家下降到四家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山西蔚丰厚票号北京分庄经理李宏龄建议改组票号为银行,却遭到蔚泰厚总经理毛鸿翰的反对。

辛亥革命后,山西票号毫无准备,放出之款无法收回,日升昌票号在四川、陕西各省的损失,“总计损失白银300万两以上”,天成亨票号被土匪抢劫现银100多万两,蔚泰厚票号总经理毛鸿翰转而支持票号改革,山西票号向奥商华利银行借款 200万磅,不久国务总理熊希龄倒台,贷款之事成为泡影。最后晋商迅速退出历史舞台 。

重新崛起

改革开放后,晋商或许可以说是重新崛起。

文化

《白银谷》,为一部描写晋商的小说。

《白银帝国》,为台商郭台铭所投资的一部描写晋商的电影。

晋商与武术

由于晋商经商在外,经常会遇到盗贼的袭击,因此晋人历来重视武术。故山西境内,镖局林立,名师众多。光绪三十年(1904年),李复祯为太谷县王庄富商保镖,从北京路经十八盘时,与黑老鸦交手,黑老鸦被击退,身患重伤。清末仍有不少镖局,如山西榆次人安晋元在张家口开办三合镖局,王福元在蒙古三岔河开办兴元镖局。

重要人物

张四维

范世逵

常万达

曹三喜

侯兴域

乔致庸

渠源浈

渠本翘

渠晋山

阎锡山

孔祥熙

郭台铭

相关条目

大盛魁

日升昌

徽商

潮商

晋商 (纪录片)

参考书目

寺田隆信著,张正明等译:《山西商人研究》(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李今芸:〈恰克图茶叶贸易与晋商(1862-1917)〉《汉学研究》,28:3 (2010),页167-196。

佐伯富著,邱添生译:〈清代的山西商人〉,《历史学报》,5 (1977),页281-292。

黄鉴晖:《山西票号史料》,太原:山济出版社,2002年

张正明:《晋商兴衰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1年。

陈其田:《山西票庄考略》,商务印书馆,1937年。

李金龙、刘映海:《清代镖局与山西武术》,北京体育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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