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柴窑的分期

学术界对于柴窑的起源目前没有定论。在收藏界也存在相当大的争论。主要有如下几种说法：

柴窑起源于后周时期：尤其是后周世宗柴荣时期。该种说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传世的柴窑瓷器有柴世宗、大周款，因此推测为柴世宗时期烧造。这种说法存在争论的焦点在于：是否柴荣在位时期就有庙号（或帝号）为世宗，是否后周短暂的几年时间内就可能少造出如此高品质的柴窑。

柴窑源于更早的唐代：这其中又存在几种细分的提法， a. 起源于唐初的开国元勋柴绍家族，而柴绍是柴荣的先祖； b. 起源于女皇武则天的武周时期，武则天为了祭天而令人烧造千古瓷皇柴窑，主要证据有爿柴款的宝石入釉水柴窑，完全符合明代曹昭在《格古要论》中对柴窑的记述；c. 柴窑创烧造于晚唐时期，这种观点认为晚唐为柴窑的创烧时期，工艺掌握在柴氏先祖（柴荣的祖父辈）手中，烧造延续到了五代十国时期及宋朝时期，但是这三个阶段的柴窑的风格可以说是迥异的，但是对于后世的汝窑影响巨大。

源于北宋-南宋时期对柴荣后人的册封及祭祀，存世柴王府、官、反官、柴、柴世宗等款识极其烧造风格都表明是宋代匠心独造。 唐晚期的尚食局款柴窑（浆水柴风格）

上面的这类柴窑被认定为晚唐时期的柴窑，其烧造工艺极其复杂，有明显的失蜡法（通常在商周时期的青铜器中使用，后被瓷器烧造工艺中所继承、吸收）痕迹。失蜡法烧造的最大特点是瓷器轻薄。注：需要指出的是，柴窑严格意义上并不是瓷器，而是炻器，也就是说它的烧造温度介于陶器与瓷器之间，约1100摄氏度上下，不超过1200度。这也比较符合唐代柴窑（木柴烧火之窑口）瓷器的烧造温度的大致上缘范围。

后周柴窑（大周款、爿柴款）

后周柴窑的最主要特点是，釉面光亮如剑，清代乾隆朝时期的大学士纪晓岚曾在其《阅微草堂笔记》中记述说柴窑的碎片都光亮有如飞箭一般，迷信的人会花重金买来防身辟邪之用。而这种釉面的光亮效果，是很明显的因宝石粉入釉水烧制而成的，一般认为是玛瑙石粉甚至是蓝宝石粉。这一工艺也被汝窑所继承，从北宋初年就一直传承不缀，延续到整个有宋一朝300余年。

宋代柴窑（琮式瓶、双耳壶、六方花觚）

北宋时期的柴窑的最大特点有2个：1. 釉下彩甚至釉下五彩，这一创新要远远早于很多专家所谓的釉下五彩瓷器创少于民国初期、工艺从日本进口的谬论。也说明了明代的釉下五彩工艺，如宣德釉下五彩、成化釉下五彩、嘉靖、万历釉下五彩的工艺也并非首创，而是延续了更早的创烧；2. 柴窑对于汝窑的巨大影响：汝窑是北宋王朝禅代了后周之后为了区别于柴窑而创烧的一种初期以祭祀为重要目的，后来发展为陈设、实用器皿的窑口。从釉水特征、纹饰开片、工艺手段等角度都能看到两者间密不可分的传承关系。

关于柴窑的记载

记载柴窑的文献以北宋后期欧阳修的《归田集》最早，书中在谈及“汝窑花觚”时曾有：

从此书中可知柴窑有“色如天”、 磁较似”几个特点。该书是北宋史学家欧阳修晚年辞官后的著述，书中所记大都为他自己的经历见闻，而且距离五代时间最近，应该是最为可靠的。  

再后，是明代曹昭在洪武年间撰写，明中期由王佐增补的《格古要论》，记载有：

曹书所记又增加了柴窑窑址和器物具有“滋润细腻，有细纹，多是粗黄土足”的特征，与此特征完全相同的重要记载，还见于明万历年间周履靖的《夷门广牍》一书。不同处是窑址地仍采用“格古”洪武版的“柴窑出北地”，未增添“河南郑州”之说。  

明代的文献还有黄一正的《事物绀珠》，记有“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或云柴世宗时始进御，今不可得。”指出五代时，柴窑“为诸窑之冠”，“始进御”。  

明张应文的《清秘藏》记有：

其记载比最早的《归田集》又增加了：“明如镜，薄如纸”的特征，但也谈及所见真器“差厚耳”。  

明谢肇淛的《五杂俎》，是古代文人笔记小说中第一部记载“所司清其色”和柴世宗“御批”的古文献。书中记有：“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与金翠同价矣。盖色既鲜碧，而质复莹薄，可以装饰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复见矣。世传柴世宗时烧造，所司请其色，御批云：‘雨过青天云破处，这般颜色做将来。’”比《归田集》的“天青雨过时”更完善了。（这一纪录是第一次记述柴世宗那句著名的御批。编者注）  到了清代已距五代柴窑相去甚远，有新意的文献较少见。

值得参考的无名氏《南窑笔记》，记载有：

记叙了柴窑釉药的成分，似与汝瓷有相似之处。  

另有清代刘体仁的《七颂堂识小录》，记有其亲眼所见：

指出柴窑还有“黝然深沉”的“绛青”色。 

至于其它的古文献，均为辗转传抄之作，其中明代文震亨的《长物志》和谷应泰的《博物要览》均同于《清秘藏》；清代刘廷玑的《在园杂志》、陆廷灿的《南村随笔》、朱琰的《陶说》均同于《五杂俎》。而明代田艺衡的《留青日札》、清代唐铨衡的《文房肆考》、蓝浦的《景德镇陶录》、梁绍壬的《两般秋雨庵随笔》等，又都采上述各书之长，进行了综合论述，未有新意，在此省略不记。  

在古代除上述各书记载柴窑外，还有清乾隆皇帝把玩宫中所藏柴窑器物时留下的几首御题诗，因其均是乾隆亲见的清赏之作，具有重要的参考和研究价值，特全文抄录于后： 

柴窑枕

色如海玳瑁，

《青异》、《八笺》遗。

 土性承足在，铜非钳口为。 

千年火气隐，一片水光披。 

未若永宣巧，龙艘落叶斯。 

-- 乾隆丙戌御题（三十一年，1766年） 

柴窗如意枕

过雨天青色，《八笺》早注明。 

睡醒总如意，流石漫相评。 

晏起吾原戒，华祛此最清。 

陶人具深喻，厝火积薪成。 

-- 乾隆辛丑御题（四十六年，1781年） 

柴窑碗

冶自柴周遂号柴，冠乎窑器独称佳。 

镜明低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 

内府数枚分甲乙，夷门广牍类边涯。 

都为黑色无青色，记载谁真实事谐。 

-- 乾隆丁未御题（五十二年1787年） 

咏柴窑枕

　　 《遵生》称未见，安卧此何来？

大辂椎轮溯，春天明镜开。

荐床犹蟹爪，藉席是龙材。

古望兴遐想，宵衣得好陪。

坚贞成秘赏，苦窳漫嫌猜。

越器龟蒙咏，方斯倍久哉。

在这几首御题诗中，乾隆记述了宫廷收藏的柴窑器物的真实面貌，不仅再次指出了几种文献的记载，而且还记述了其它古文献尚未谈到的一些真实情况。指出所见的柴窑枕或“色如海玳瑁”、或“过雨天青色”，而“数枚”柴窑碗，“都为黑色无青色”，其器物特征为“镜明低（纸）薄见诚罕，足土口铜藏尚皆”；而其工艺制作又“未若永宣巧”，比不上永乐宣德器物的精巧。这些，都是其它文献中所未见到的，非常重要。 

上述古文献中的这些记述，为我们了解和认识柴窑器的特征，提供了真实、可靠和具体的历史文献之资料依据。按照此依据去寻觅，柴窑这个千古之谜，早晚会被世人所获解。

柴窑记述溯源

有关柴窑的记述，尽管是在明代开始的，但有关文献并不少见。

明代早期有《格古要论》、《宣德鼎彝谱》；

明中期以后至清代主要有《玉芝堂谈荟》、《遵生八笺》、《清秘藏》、《事物绀珠》、《筠轩清笔录》、《五杂俎》、《博物要鉴》、《长物志》、《调燮类编》、《相祖笔记》、《七颂堂小录》、《陶说》、《文房肆考》、《景德镇陶录》等。  

上述文献，有的记述：“柴窑制精色异，为诸窑之冠”，有的则说：“古窑器以柴、汝为重”，有的则曰：“今之论瓷者，必曰柴汝官哥定”。可以说，自明代以来，凡论及古陶瓷的文献，大都对柴窑有记述。一种古陶器，有如此多的文献作为重品论及，尚属仅见，我们对此没有理由不引起极大的重视。 

有关柴窑的记述，最早而又最为详备的见于明早期曹昭的《格古要论》。需要说明的是《格古要论》有两种版本，两书记述略有不同，一是天顺（明中期的明英宗第二个执政时期）本，一是四库全书本，今据前者。

《格古要论》详细记述道：

这里曹昭关于柴窑的产地、名称、由来以及主要特征的记述，是清楚且又详备的。

稍后的《宣德鼎彝谱》列出古窑器二十九种，柴窑则列为诸窑之首。我们从上述文献可以清楚地看出：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因其质量高，所以被排在汝、官、哥、钧、诸窑之首。 

成书于明中晚期的徐庆秋《玉芝堂谈荟》则说：

徐庆秋还认为柴窑器类越窑秘色瓷。随后，因为实物不见了，出现了柴窑究竟是厚瓷还是薄瓷的异议。

稍晚于徐庆秋的高濂在《遵生八笺》中则云：

在这里，高濂直接提出质疑，并感叹这两种说法未免太悬殊了。此后，有关柴窑的说法愈加复杂，愈加令人非解，薄瓷也罢，厚瓷也罢，然而，关于柴窑是青瓷的记述却始终属定论无疑！ 

从以上引证可以看出，明早期有关柴窑的记述本来是清楚的：柴窑是一种天青色、有纹片、釉质滋润细腻、足多是粗黄土的瓷器。到了明中晚期，因为柴窑瓷器失传，才出现了关于柴窑器究竟是薄瓷还是厚瓷的异议，弄得这一问题扑朔迷离，令后人不知所云。

但是，我们不应忽视一个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问题，即：凡是论述柴窑的文献，都无一例外地说明柴窑是一种青瓷，在这一点上从无任何矛盾或疑点：“天青色”、“青如天”、“雨过天青”、“盖色既鲜碧”，都是指的青瓷。  

柴窑是一种青瓷，这是没有疑问的。“九秋风露越窑开，夺得千峰翠色来”，独步一时的越窑，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盛时期，但同时也跌入衰落的门槛。根据文献记载，钱越国有向柴荣进贡瓷的记载，但无进贡柴窑的记述。而此时的龙泉窑还处于起步阶段。越窑与龙泉窑青瓷显然都与柴窑毫无干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地区，不仅在白瓷的烧制方面，青瓷业更是异军突起，上述产白瓷的北方诸窑，青瓷业也得到迅速发展，尤其是耀州窑，更是后来者居上，成为这一时期的佼佼者。  但是如果以为耀州窑就是柴窑，那是完全的南辕北辙了，耀州窑的品质与千古瓷皇的柴窑想必相差太远了。

柴窑产地

柴窑产地河南说 

明末文震亨、清初谷应泰等人对柴窑“青如天，明如镜，薄如纸，声如磬”这一初听颇为艺术化的记述，干扰了陶瓷研究者们的视线，使得柴窑在陶瓷界被认为是子虚乌有的杜撰，也使得本来是简单清楚的问题复杂化，因而不能昭示柴窑的真实面目。

近些年，我国的古陶瓷研究还是在不断进步的。1987年河南宝丰汝窑窑址的发现，对提示柴窑之谜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尤其是1987年陕西扶风法门寺“秘色瓷”的发现，揭开了这一困惑陶瓷界的千古之迷，无疑也为揭开蒙在柴窑问题上的面纱提供了极其便利的条件。本文就柴窑问题，从史料的分析入手，结合与之相关的历史问题的考证，尤其是结合广大藏家所认识的柴窑器实物，提出对柴窑瓷器的认定，亦资抛砖引玉，就教于前辈及同仁。 

这里特别值得重视的是河南一地陶瓷业的迅猛发展。早在唐代，河南就以陶瓷业发达而文明遐迩，受到朝廷的青睐。所以，成书于清乾隆年间却颇具考据之风我国第一部古陶瓷专著《陶说》就记述说：“后周都汴京，唐属河南道。考《唐书-地理志》，河南道贡瓷石之器，是其地本宜于陶也。宋政和，官窑亦起于汴，汝亦河南道所辖之州，柴窑当其在其内。”可见，柴容定都汴京，对河南一带的陶瓷业更是起了促进作用。除上列鹤壁窑、邓州窑都烧造青瓷外，我们更应重视的是钧窑的发展。至迟在五代时期，钧窑就已成功地烧制出行云流水般的窑变釉。这无疑也对与之相距不远的柴窑起了促进作用。

曹昭关于柴窑出北地（郑州）的说法，是出处有据的。  青瓷在南北方，包括在河南一带能得到迅速发展，与古人尚青这一世俗有直接关系，所以蓝浦转引《爰日堂抄》就说：

因此，朱琰在记述柴窑的情形时说：

据此，陈万里先生在《青瓷烧造的开始及其发展》一文中就正确指出：“据说当时有人问周世宗关于瓷器色釉的要求，周世宗说他需要的是‘雨过天青云破处，这般颜色作将来’。这是一种很美丽的釉色，‘雨过天青’四个字，可以代表一种青釉的特点”。 

根据对史料所作的分析，包括对五代以前的陶瓷的出土物及传世品的研究成果来看，我们完全有理由断定，柴窑是一种青瓷，而且其质量在包括“秘色瓷”在内的越窑青瓷之上，代表了五代时期青瓷烧制的最高水平，为“诸窑之冠”。青瓷是唐、五代及至两宋时期的“帝玉瓷”，这决不是逻辑上的推论，而是一个不争的史实。

古人不仅尚青，还尚重，《肆考》云：“故有古取沉重之说”。所以，柴窑不可能是薄瓷。 柴荣在位不足六年，英年早逝，即为赵宋王朝所取代，时隔一百多年后，河南又烧制出闻名天下的汝瓷。古人在论及古代陶瓷的情况时，往往将五代的柴窑与宋代的官汝瓷并称，这就是古文献中常说的“古窑以柴汝为最重”。 这清楚的说明了，柴窑的性质与汝窑是十分接近的。

参考

（清）兰浦原著、郑廷桂增补，连冕 编注 《景德镇陶录图说》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5年 ISBN 7806037926

文震亨原著，(2005)，山东画报出版社《长物志图说》。 ISBN 7-8603-77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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