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发展史

先秦文学

诗经

诗经原名为“诗”，在西汉独尊儒术五经博士设立之后被尊称为诗经。 由于诗经共载有305首诗歌， 取其约数，故后世又称为“诗三百”。 后世所提及的诗之六义，分别为：风、雅、颂、赋、比、兴。其中前三者是《诗经》内容，后三者是《诗经》的文学手法。 “风”是指十五国风，全国各地的民歌。相传周天子定期官员去民间收集各地的乐曲，其中原因是民歌中反映人民的生活等等，当中有许多带有讽刺意味的作品，可以看成是反应现实的现实主义作品；“雅”分“大雅”、“小雅”，是贵族宴饮时所奏的乐章；“颂”分“周颂”、“鲁颂”、“商颂”，是诸侯宗庙祭祀的乐曲。“赋”，按朱熹《诗集传》，“赋者，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就是一种铺叙的手法；“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就是比喻手法；“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就是借其他景物等等作为诗歌的开始，发挥起兴的作用。《诗经》中的文学手法，除了以上三种外，还有双声、叠韵、顶真等等。其中“复沓法”是《诗经》许多作品的主要特征，简言之，就是一首诗分成几节，每一节内容基本相同，但当中会置换一些词语，词语的强烈程度会一节比一节强烈，反复畅咏以收一唱三叹之效。另外，诗经中，尤其是国风，很多也是四言诗，是中国最早的四言诗。诗经中的现实主义思想，许多的词藻，文学及艺术手法对后世作家影响深远。在春秋时期，孔子认为《诗经》“温柔敦厚”，称之为“思无邪”，并把《诗经》作为教科书教导学生，后世的科举也把诗经列入考试范围当中，是入士必读的作品之一。

比较著名的诗经篇章有《关雎》《蒹葭》《桃夭》《硕鼠》等。许多诗经的句子被后世的文章多次引用，因此成为成语在汉语中固定存在下来，如“如履薄冰”（《诗经·小雅·小旻》），“执子之手，与子偕老”（《诗经·邶风·击鼓》），“靡不有初，鲜克有终”（《诗经·大雅·荡》）等。

楚辞

在战国时代，位于南方长江的楚国一带出现了与《诗经》大异其趣的文学体裁，一般称之为“楚辞”。楚辞最早的记录可见于西汉司马迁的《史记·屈原传》。楚辞的主要作家是屈原（前340年－前278年），在楚怀王之世遭谗被流放，至顷襄王时，投江自尽。有《离骚》《天问》《怀沙》等等作品传世。除了屈原，也有宋玉等等的作家。司马迁的时候还没有用“楚辞”这个名字。参看《汉书·艺文志》有“屈原赋二十五篇”、“宋玉赋四篇”等等的记载，并指出这些作品不可以合乐而唱，但却刻意朗读，称之为赋等等的说明。到东汉，王逸编成《楚辞章句》一书（二世纪后半），并辅以注释，书中所记就是今天我们称之为“楚辞”的作品。该书主要从政治，伦理的标准，配合屈原的生平来解释当中的作品，但朱熹的《楚辞集注》就尝试跳离观点，自由地解释楚辞。

楚辞的特色，正如宋代黄伯思在《校定楚辞序》中概括说：“盖屈宋诸骚，皆书楚语，作楚声，记楚地，名楚物，故可谓之‘楚辞’。”（见《宋文鉴》卷九十二）可以看到是用了大量的楚国的神话，事物，方言等等来进行创作的。在作品中，屈原用很多的比喻，比如香草美人，以配忠贞，碧禽臭物，以比谗佞，可以说是中国文学上最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品之一。《九歌》保存了楚辞最古的文型，内容主要是描写诸神的世界及神与人的互动关系等等，这是屈原以当时楚国的神歌神舞为材料写作而成。《九章》则是描写屈原现实的苦恼，放浪等等的主题编写而成，共有九篇作品。除了以上短篇的作品，还有长篇的，如《天问》《招魂》《离骚》等等。宋玉则有以悲秋为主题的作品《九辩》。其他的作品如《远游》《卜居》《渔父》等等虽有些人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但从内容及韵律来看，应是汉朝时期的作品。

楚辞中，要数最成熟的作品就是屈原的《离骚》，共三百数十句。内容叙述主角出身高贵，有优秀的才能，但适逢混俗之世，小人当道。主角虽努力保存自己的清白，但由于君主听信谗言，最终失去信任。他不断地自悲身世，有一天决定出游去寻找理想之国。他在空中及神话世界中漫游，日落时他仍继续旅程。终于到达“天门”，但天帝不允许他进门。在这里，还是有阿?奉承的小人在阻碍。他继续旅程，在他身后不知不觉已有排成一列的同行者。于是，当他打算脱离现实世界，飞上高高的天空上时，他在云之间看到自己的故乡。自己的马匹跟同行者也感到难舍难离，不再往前走。诗中最后“乱”的部分，表达出由于在现实中没有志同道合的人去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就绝望地决定去彭咸的居所，这也预告作者屈原有在汨罗江投江自尽的意思。从另一个角度看，也可以把作品看成悲剧的英雄叙事诗。《离骚》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其名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常被后世的士大夫藉以自况。

散文

如果撇开口耳相传的神话故事，中国最早出现的文章就要数商朝的甲骨文及周朝的金文等等。但由于两者主要记述占卜及简单政事记录，可以看成是书面语的起源，若果说成是文学上的散文的起源还是在不成熟的阶段。中国文学上文学散文的起源，诚如隋朝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指出：“夫文章者，原出五经”。五经，就是儒家经典的诗、书、礼、易、春秋。关于《诗经》，清朝章学诚《文史通义 诗教上》提出：“后世之文，其体皆备于战国，人不知；其源多出于《诗》教，人愈不知也。”这种观点把《诗经》看成是散文的源头，也就是说《诗经》是具有诗歌及散文的元素。《书经》，古称“书”，也叫“尚书”，其内容叙述上古至周朝政事记录，全书的语言比较庄严拘谨，以下是周天子向降伏的殷朝遗民所发表的告示的一部分：

文中的内容单纯，但当中所使用的词汇如“今”，“予惟”，“尔”等等有一种隆重及有威严的感觉，目的是要是殷朝遗民臣服周朝，富有现实性及具功效的文体。《春秋》是鲁国的编年体史书，传说由孔子所编修。当中的记述，编者按年代把历史事件简洁地记录下来，但字里行间却隐含着编者个人的褒贬，内容环绕人事及自然现象。

说理散文：又称诸子散文，如《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言论的汇编，由孔子门生及再传弟子纪录而成，是儒家重要的经典之一。另如《老子》、《孟子》、《墨子》、《庄子》等，均如《论语》，由弟子纪录而成；到了战国末年，《韩非子》《荀子》二书，始为荀况、韩非等手著。

秦汉时期文学

诗歌

五言诗，大致可以推断是起源于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出现的民间歌谣“乐府”。诗歌以五言为句，相比质朴及单调的《诗经》的四言诗更富起伏及表现力，所叙述的内容范畴大大地扩展起来。乐府中有许多五言诗歌，内容以故事为格局，如当中的《孔雀东南飞》就是合共有357句的长篇作品。

至东汉末期，政治混乱，社会动荡，长久以来唱咏的五言体诗歌受到寻求新的文学体裁的知识阶层重视，逐渐正式地运用到文学创作上。如作者不详的《古诗十九首》，就是这时期的五言诗创作的成果。 《古诗十九首》的大部分作品以悲伤的歌调为主，内容环绕与相爱的人别离的悲伤，人生无常的概叹，对死亡的恐惧，生命短暂等等，比如当中的第十一首：

这首诗描写人的一生由老到死，直至灭亡的时间流逝的感觉。《古诗十九首》的悲歌格调及时间流逝的感觉直至六朝仍是五言诗的主要风格。

散文

西汉武帝时期，司马编撰了《史记》一书，内容叙述了由上古五帝至当时西汉武帝时期的历史，是一部出色的历史散文作品、中国首部使用纪传体的史书。

《史记》共130卷， 共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和七十列传5个部分。本纪12卷，叙述当权者的世系及有关的史事；表10卷，表列春秋，战国，秦末分裂时期诸侯各国的关系状况；书8卷，记载文化制度的沿革；世家30卷，记载春秋以来诸侯的世系及历史；列传70卷，记载各式各样的人物的生平，最后一篇为太史公自序，记述撰写《史记》的缘起。这种史书体裁后世称为“纪传体”。

在《史记》中，列传是全书最精彩的部分，描述对象由军事家、政治家、学者，到富豪、游侠、滑稽家等等，涉及社会各阶层的人物。司马迁善于剪裁史料及铺叙史事，在撰写时候也注意到人物的心理刻画及个性的展现等等，用平白的文字就能把这些人物描画得栩栩如生，展示出他的高度的表达技巧。

《史记》虽然是一部历史著作，但后世也常常赞赏它的文学价值，鲁迅曾评价其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 。《史记》在传记中对人物的描写对后世有相当的影响，冯梦龙的《东周列国志》和明清的传奇许多情节结构就直接取材于《史记》。

东汉时期，班固写下了另一部纪传体作品——《汉书》。 跟通史性质的《史记》相比，《汉书》仅撰写了西汉一朝历史的断代史。班固首创的断代史为后世的正史系列史书奠定基础。书中叙述史事较为细致，字里行间也可看到有汉赋的影子。

赋

汉朝时期其中一种代表文学是“赋”。这种文学体裁受战国时期楚辞的影响而产生出来。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是这样解释赋的：

换言之，就是用许多不同的辞藻来描画所要表达的对象。这种文体盛行于汉朝的宫廷文人，由《鵩鸟赋》的作者贾谊开其端，其后枚乘写下《七发》，对日后赋的发展产生巨大的影响。至汉武帝之世，宫廷文人司马相如写下许多著名的作品，至此，汉赋这种文体达至完备。

司马相如是当时闻名于世的辞赋家，其中以天子游猎为主题的《子虚赋》（《文选》把之分为《子虚》，《上林》）最著名。该赋借着子虚，乌有先生及亡是公三人的议论作为全篇的内容核心。在作品开始，楚国出身的子虚先生把楚王游猎的盛况仔细地道出，接着，齐国出身的乌有先生也把齐国的盛况叙述，对楚国的繁华进行反驳。最后，一直沉默地听着二人争辩的亡是公就把上林苑及汉朝天子游猎的盛大场面阐述出来，表达出前两者所述的情形不能够跟汉朝的繁华相提并论，使两人无话可说。

另外，自枚乘的《七发》以来，赋多借着两三个人物的辩论为中心，加上华丽的修辞技巧，形成出绵密的论战布局。这种富论说色彩的文学，也可以看出是继承了战国时期《庄子》，《韩非子》等的说理散文的特色。

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同样运用高度的修辞技巧把三人所陈述的豪华盛况刻画出来，当中以亡是公的上林苑为全篇的压轴。亡是公把流经上林苑的河流，在河川生活的鱼鸟，耸立的山脉，溪谷，分散在苑中不同地方的宫殿，以及庭院的树木加以叙述，淋漓尽致地展示出上林苑的广阔的空间。以分就是司马相如借亡是公的口来描画出上林苑的河流的鱼，水底的宝玉与群飞的水鸟。

司马相如把上林苑许多细致的部分像是博物志一样详细绵密地描画出来，把皇帝庭院上林苑的富丽堂皇的全景呈现出来，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赋是以文辞铺叙为原则，来描写庭院宫殿的建筑空间、都市空间等等广阔空间最有效的写作技巧。正是司马相如才能把这种表达技巧发挥到极点，同类型的作品中，后世中也无人能及。

《上林赋》一开始把上林苑的富丽堂皇细致地铺写出来，在最后以讽喻宫廷生活的过度奢华作结，不免有一点牵强附加的感觉。传统的看法均认为赋在展示富丽堂皇的同时也应该具有讽谏的内容，所谓“劝百而讽一”，但这不过是表面的看法。实际上，在这篇作品，司马相如也只是尽宫廷文人的责任，向武帝献上赞美之词。司马相如借着描写武帝所统治的空间之广，所拥有物产之丰，来衬托出武帝的权势是无可比拟的。

司马相如之后，王褒、扬雄也是西汉著名的辞赋家，但论作品之比例，修辞技巧仍不及司马相如。

赋在西汉发展完备，至东汉成为主要的文学类别之一，相类似的作品为数不少。如以当时的大都市长安及洛阳为题，一流的辞赋家班固及张衡分别写下《两都赋》及《二京赋》等代表作。这两篇作品的文学成就虽然相比西汉的长篇的赋绝不逊色，但其手法始终是模仿司马相如，故其作品失之于没有个性及平板。因此，为了突破模仿前人之格局，两人也尝试改变描写对象，写一些具思想性及内在性的作品，如班固的《幽通赋》及张衡的《思玄赋》。

自此，赋的题材及思想内容开始出现变化，直到六朝末期，大量的佳篇陆续出现，张衡将歌功颂德的辞赋发展为小品式的“抒情小赋”。就是说，以自然的小情景，悲恨为题材，运用高度的修辞技巧，从而建构出美的世界。赋的风格大大地改变了。至西晋，左思写下《三都赋》，同类型像汉朝的长篇叙事赋的作品也不断地出现，但南朝的《昭明文选》所收录的汉魏六朝的赋均是一些抒情小赋。

由此看来，赋是以长篇叙事为正统，但这种特色至东汉渐渐失去活力，这种发展绝不是偶然。西汉的赋，善于以论辩的格局来铺叙广阔的空间，及运用充满活力的表现手法，这正配合生于繁荣安定的时代的作家们的价值观。但是，随着时代的推移，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作家们的价值观发生变化，一直以来善写富丽堂皇的赋不足以描写当时的社会现实及人们的思想感情。

魏晋南北朝文学

诗歌

东汉末年，天下大乱，群雄并起。建安年间，战争连年不断，最后中国大致上分裂成魏蜀吴三个国家，正式进入三国时代。 在当时中国的经济文化的重心仍然集中在曹魏的中原。曹操用人唯才，一时人才济济。在文坛上，以建安七子为代表，分别为：孔融、陈琳、王粲、徐干、阮瑀、应玚及刘桢。曹操、曹植、曹丕三父子本身也长于写诗，他们与建安七子携手创作了不少拥有真实情感及反映现实的文学作品，风格慷概悲凉，世称“建安风骨”。

建安诗人的作品继承了汉朝五言诗及乐府的主题及精神，文学的形式也从民歌蜕变，表现技巧也大大地提升。他们的作品大致可以分成沿袭汉朝故事式的乐府作品及一些指明特定对象，也包括自己在内的私人的赠答诗。这些赠答诗中，与之前的五言古诗表达普通的情感不同，这时期的诗歌个性比较鲜明，情感丰富，当中又以曹植为代表。

曹植在与曹丕争夺帝位失败后，后半生一直郁郁不得志，而他的五言诗就许多时也反映出他那种不遇的悲愤。他的作品丰富，如一些赠答诗《赠白马王彪》是其代表作。此外也写有一些歌行体，及赋，如《洛神赋》等。曹植的五言诗大大地拓展了五言诗的题材。

至魏晋交替期，深受道家思想影响的阮籍把五言诗的题材带进到一个新领域。三国时代末期，魏国统治者的大权逐渐落到司马氏父子之手，而司马氏父子也用尽不同的阴谋企图篡夺帝位，杀害忠良。在这个政治黑暗之世，阮籍写下《咏怀诗》八十二首，表达出他那复杂屈折的情感及从多角度暗暗地反映当时现实的作品。透过一系列作品的中心思想，反映诗人厌恶受欲望驱使的人，红颜少年始终也会衰老，随着时间的流逝，什么东西终会走进灭亡的绝望感等等，充满厌世的思想感情。这系列作品环绕着这一种厌世思想，在这之上加入一些形而上的思辨，带有说理性质，与《古诗十九首》只是排遣因无常感而产生的苦闷不同。

踏入西晋，社会上的贵族阶层基本上定型，诗歌也偏向于反映贵族的生活，此时期的代表诗人有潘岳及陆机 。

他们的作品讲究美的意识及修辞技巧，除了一些贵族的酬唱诗歌外，也有一些发自内在思想感情的出色诗歌。从五言诗的流变看来，潘岳的《悼亡诗》三首有重要的地位。善写诗文的潘岳，因妻子的离世而写下的《悼亡诗》充满着高度的修辞技巧，建构出一个悲伤的格调。五言诗的悲歌类型的作品直到潘岳的《悼亡诗》表现手法达至成熟。同时代的陆机重视修辞，讲究对仗、用典，从而建立出独特的诗的格调。陆机是多类型的作家，除了五言诗外，也有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其中他的《文赋》就探讨了许多文学创作中会遇到的问题。西晋时期的诗人相比于诗的题材，他们更重视诗的表达技巧。

自《古诗十九首》以来，五言诗一直以悲歌格调为主，踏入东晋，风格逐渐转变。但因为外族侵逼，晋室南渡，建立东晋政权。那时候许多贵族沉迷于佛老思想，崇尚清谈，而富道教神仙色彩的“玄言诗”盛行于一时，代表作有郭璞《游仙诗》十四首。这类型作品主题主要是反映出诗人离开俗世，向往山中的神仙世界，当中加入一些自然景物。随着“玄言诗”的盛行，诗歌开始偏离错综复杂的现实世界，转而以美丽山川自然为对象。到南朝，诗歌的题材也开始从老庄思想转变至山水景物，当中以刘宋的山水诗人谢灵运为代表。

在东晋末，陶潜以归隐田园生活为主题创作了许多诗歌。相比谢灵运那种讲究修辞技巧及描写山水景物的山水诗，陶潜用一些比较淡雅的文字来歌颂自己对田园隐遁生活的热爱，对官场及俗世感到厌恶，这类型的主题与五言诗以悲歌为主调的潮流完全不同。他的文学成就在当时还没有受到注意，一直到宋朝才正式被肯定。南朝此后的齐梁陈朝，均是短命的王朝，诗歌也重新转向描写贵族生活。当中有对特定对象进行描述的“咏物诗”及描写女性的“诗”，带有强烈的颓废倾向。

随着这种倾向的发展，南朝诗人越来越讲求表达技巧，也开始重视诗歌的音律。梁朝沈约顺应这个潮流，开始对音律进行研究，并把语言的声调归纳为平、上、去、入四声，提出作诗的时候也要跟音律取得平衡。五言诗的发展在这时期踏入最后的阶段，其后逐渐催化成唐朝的近体诗形式。但是，由于南朝诗人讲究诗歌表现技巧及音律，忽视了诗歌的思想内容，是诗歌陷入内容空泛，无病呻吟的毛病。沈约慨叹二百年来没有诗人能够在诗歌上取得思想内容及音律的平衡，除了谢脁。谢脁诗风纤细，在描绘自然景物同时也带有个人的思想感情，这一种清新的诗风在后世唐朝的诗人如李白等受到推崇。

骈文

庾信

鲍照

左思

潘岳

陆机

谢庄

江淹

孙绰

萧子晖

小说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短篇小说也开始盛行。由于当时社会动荡，人民生逢战乱，许多人对现世失去兴趣，转而重视奇怪的事物，而当中的“志怪小说”正是这个时代应运而生的产物。这一类型的小说虽然是记载一些奇怪的事物，但不像后世的小说内容完全是虚构的。代表作有东晋历史学家干宝的《搜神记》。另外，由于当时佛道盛行，也有一些以道教游仙思想为主题的作品，如葛洪的《神仙传》，虽与志怪小说不同，但与集中叙述异界，仙界的主题一致。在这个时期，另外一种的题材是收录历史上名士逸话的“志人小说”，代表作有刘宋时期刘义庆编修的《世说新语》。其内容叙述东汉末到东晋末的名士言行，共1030个故事，分成36个纲目。其思想环绕当时崇尚清谈的风气，也描画出贵族的独特生活，与志怪小说一样，也可以看成没有正视动荡的政治社会的作品。虽然小说内容简单及篇幅短少，结构也不一定完整，但却为后世小说创作提供了不少的题材。

文学评论

在魏晋之前，中国虽然没有出现文学评论的专书，但在一些文献也透露出一些人对一些文学作品的意见。比如在《左传》《论语》，许多时候会引用《诗经》来表达自己的意见，虽然只是一些片言只字的牵强附会，但也是反映出读者对该作品的观感及意见。至战国时代，一些人开始对这种牵强附会去解释经典提出异议，如《孟子》就提出“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如以辞而已矣，《云汉》之诗曰：‘周余黎民，靡有子遗?。’信斯也，是周无遗民也。”他认为，如果只着重一字一句去理解，就不能够掌握作者整片作品的意思，换言之，了解作者的心意是非常重要的意思。至两汉，《毛诗序》及班固的《离骚序》《离骚赞序》就分别对《诗经》及《离骚》从儒家思想进行分析及批评。比如前者把《诗经》一些爱情诗说成是歌颂后妃之德的教化诗，后者着重作者屈原生平而非作品进行批判。至稍后的王逸在其《楚辞章句》中，尝试推翻班固的意见，从价值判断中抽离，直接对作品进行评论。

典论论文

此后，一直到三国时代，文学的地位逐渐从其他的学术分类中独立出来，文学开始在文学的观点中重新被认识。在这时期，魏文帝曹丕的《典论论文》就是专门论述文学的文章。他在文中提到：“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这里的“文章”，并不是局限于诗赋的狭义文学，也包括今天的公文，哲学文章等等。在这篇文章，曹丕不单止对古代以来的文学，还对当时建安文学的成员及其作品进行评论。比如：

建安七子的王粲徐干虽然擅长辞赋，但其他的文学类别就要比张衡，蔡邕逊色。这是由于每一个作者有其个性，故有擅长和不擅长的文学类型。在不同的文学类型（奏、议、书、论、铭、诔、诗、赋）有不同的作法，“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会写文章的人也各有偏好，只有通才的人才能兼擅各种文体。，道出要完全擅长所有的文学作品是非常困难。在文体的掌握上，他又提出先天的“气”的概念：“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文学创作的根本取决于“才气”，这是作者先天上被赋予的资质，并不是后天勉强努力就能达到。这种天资，就算是亲生的孩子也不可能继承。

文赋

《典论论文》发表后不足一百年，西晋陆机也写成了《文赋》一篇，也是魏晋时期文学评论中的代表作之一。该文以赋体写成，内容叙述较为抽象的文学理论及评论，并不是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该文以创作原理为开始，从过去与当时的文学作品及自己作品的看法为基础而建立出来的文学理论。正如序中所言：“余每观才士之所作，窃有以得其用心……故作文赋，以述先士之盛藻，因论作文之利害所由。”

《文赋》开首就写道：

就是说，站在宇宙中心去环视四周，在古代典籍中吸收养分，在掌握到空间上及时间上的全部东西的基础之后，作者自然会被季节的转变（时间）及天下间的自然万物（空间）所刺激，写作的旨趣自会油然而生。

此外，陆机在众多文学体裁论述上，提出不同的文体有不同的标准去衡量，正是“体有万殊，物无一量”。此文先后对诗，赋，碑，诔，铭，箴，颂，论，奏，说十种进行分析。跟《典论论文》相比，《文赋》所提出的文体跟前者有重复也有增加，论述也比较详细，但最大的分野是前者把官方性质的散文“奏”“议”放在诗赋之前，后者把这类型的文体放在七种韵文之后，这正暗示能够直接表达个人感情的文体逐渐成为文学的中心，也跟现在文学的概念接近。此文之所以能对众多的文学体裁提出论述，除了陆机自身是擅长不同文学体裁的作家外，也跟当时文坛的多样化有关。

《文赋》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对作家心理的分析。虽然该文并没有对特定的作家或作品进行评论，但陆机在阅览众多古来的文学作品之后概括出一些文学的理论，再配合自己的创作经验，展示出作家在创作中写什么，不写什么及其创作过程。比如文中：

这就谈论到作家自身欠缺独创性及跟前人的作品相类同的问题。如果自己所创作的是之前已经出现就要割爱，这正栩栩如生地描画出前人作品与自己的创作互相格斗的情景。

另外，在作品完成后的遗憾（恒遗恨以终篇，岂怀盈而自足）及创作的时候不能够随心所欲（及其六情底滞，志往神留）等等，也是只有作家才有的苦恼，陆机对这类问题也提出客观的分析。这一种富高度思辨性的文学评论的风格，到《文心雕龙》出现后，达到开花结果的程度。

文心雕龙

踏入5世纪，诗人颜延之，谢灵运等人也发表过一些文学评论的著述，而江淹及谢灵运更在他们的“模拟诗”中把自己对以前文学作品的看法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上，文学评论在南北朝越来越变得繁荣。如果要数最高潮，就不可不提梁朝刘勰的《文心雕龙》及钟嵘的《诗品》。

《文心雕龙》共50篇，是中国文学史上史无前例具系统性的严格文学评论巨著，作者从不同角度去分析各式各样的文学体裁及问题。全书50篇大致可以分成两部分，前半25篇的首5篇是叙述文学原理，之后的20篇，就把文学体裁划分为33种类别进行详细的分析，辅以该类作品的例子，把该类文学体裁的起源，特质及应有的面貌展示出来。后半25篇，不计最后一篇作为该书的序《序志》篇，主要涉及文学及作家的种种问题，如修辞，声律，比喻，个性等等。虽然作者有深厚的儒家典籍的根基，但他也认为纬书及其他诸子百家的典籍在文学创作上有可借鉴的地方，遂把之纳入考察对象，这一点也是《文心雕龙》的总合性当中的一个特征。

有关刘勰对前人文学作品的看法，在《文心雕龙》一书随处可见。比如以探讨楚辞为主题的《辨骚》篇，他对历代评论家跳离作品内容随意发表议论提出异议（“褒贬任声，抑扬过实，可谓鉴而弗精，玩而未核者也”），认为应该按著作品的字句内容进行考察（“将核其论，必征言焉”）。沿着这个思路，刘勰归纳出楚辞的特征：“同于风雅”四点（“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恕之辞”）及“异乎经典”四点（“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后者虽有不足的地方，但整体来看也有高度的文学性及艺术性，应该冷静及总合性地进行分析。

根据刘勰自己从具体的文学作品中进行分析的切身经验，他也在《知音》篇中论述评论作品的难处，这也可以看成刘勰的文学评论中的方法论。读者之所以不能够正确理解作品的原因是因为“贵古贱今”，“崇己抑人”及“信伪迷真”。就是说，凡是古代的作品都认为是好的作品，轻视当今的作品；对自己的标准较低但对别人的标准较高；自己本身没有识见却胡乱地相信一些荒谬的论述。此外，他也提出“夫篇章杂沓，质文交加，知多偏好，人莫圆该……会 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就是说，文学作品种类繁多，读者之间也各自有不同的看法，由于大家的兴趣不同而对作品好坏的理解也不同，故此评论不能够中肯。

那么，怎样可以正确地理解文学作品呢？首先，读者必须大量地阅读不同文学作品，这样才可以“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

关于具体的文学分析及评论方法，刘勰提出从以下六个角度进行观察：“位体”（文学体裁），“置辞”（措辞），“通变”（传统的继承及创造），“奇正”（正统及异端的调和），“事义”（典故的运用），“宫商”（韵律）。但在这当中，只有“通变”，“奇正”及“事义”是稍稍涉及作品内容，其他的也只是触及文学作品的基本的表达技巧。但刘勰所认为的对文学作品的正确理解并不是单单的从表达技巧的角度去探求，他也写道：“夫缀文者情动而辞发，观文者披文以入情”，由于文学作品是透过表达技巧把作者的思想感情反映在文字上，读者必须反过来从表达技巧中考察才可以确实的掌握作者的思想感情。

除了以上六个角度，刘勰也有其他的篇章，比如《丽辞》、《夸饰》、《事类》、《声律》等等对不同的文学问题进行论述。《文心雕龙》一书既探讨了基本的文学理论，也谈及作家在文学创作时候遇到的问题，甚至在读者应该怎样去理解文学作品的问题上也有很详细的分析。

诗品

相比同时期《文心雕龙》网罗各种各样的文学问题进行探讨，锺嵘的《诗品》集中以诗，尤其是五言诗为对象进行品评。该书把从汉朝到梁朝123位诗人划分为“上品”、“中品”、“下品”共九个等级，并加以论述，其等级制与当时朝廷选士制度“九品中正制”相类，同时期其他的艺术范畴如谢赫《古画品录》，庾肩吾《书品》及梁武帝《围棋品》也运用等级制进行评述，也可以看到《诗品》一定程度上是受这个风气影响的。

《诗品》的一大特征，就是把众多的诗人按诗风划分成系谱，源流主要分成“诗经”及“楚辞”两大阵营，前者有关人物如曹植，刘桢，沅籍，左思，陆机，谢灵运等，后者包括曹丕，王粲，潘岳，张协等人。诗经系的诗人主要是西晋前的，楚辞系的则是西晋以后。根据锺嵘的看法，他较肯定诗经系的诗人的成就，这也跟锺嵘发觉到在当时诗坛出现的流弊有关。

在众多诗人中，锺嵘给予曹植很高的评价：“骨气奇高，词彩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粲溢今古，卓尔不群。”锺嵘推崇曹植的原因就是作品内在的强韧的思想感情及外在的华美的词彩，这两方面也可以看成锺嵘品评诗歌的标准。用同样的角度，他认为刘桢“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然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王粲则“文秀而质羸......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刘桢长于“骨气”但欠缺“词彩”，王粲有“词彩”但欠缺“骨气”，故此其地位次于曹植。纵观锺嵘的看法，他对诗经系的诗人给予“骨”，“气”等等的评语，认为作品中有强而有力的思想情感。

唐朝文学

诗歌

唐诗泛指创作于唐代（618年—907年）的诗，也可以引申指以唐朝风格创作的诗。唐代被视为中国历来诗歌水平最高的黄金时期，因此有唐诗之说，与宋词并举。唐代以后，唐诗的选本不断涌现，现今流传最广的是蘅塘退士编选的《唐诗三百首》。清朝康熙年间的《全唐诗》整理收录了二千二百多名诗人超过五万首唐诗。唐前半期社会安定，经济富裕，文人来往和百官游䜩，酬唱传诵蔚为风气。天宝之乱后，继以藩镇之祸，生活流离困苦，郁结之情正可用诗歌来抒发。

不论从题材、体裁，还是风格等方面，唐诗对后代的诗歌创作有重大的影响。唐以后依然有人以古体诗和近体诗的格式创作，在后人的文学之中亦常常引用唐诗作为典故。唐诗和当时的书法、艺术和音乐互相影响，亦和佛教、道教和儒家思想有紧密关系，为研究当时的语言、历史、宗教和文化提供了重要的资料。在唐朝作诗是科举考试其中一个考核的项目。除此以外，唐诗亦成为中国重要的文化，无论是文人还是一般平民百姓都会接触到。唐朝除了影响之后中国的文学和艺术，亦影响到日本、韩国的诗词。在十九世纪开始，不少唐诗亦被翻译成欧洲语言。

初唐

初唐时期，唐朝的诗坛虽未有尽脱前朝绮丽的诗风，但在这时期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及陈子昂开拓了诗歌的题材及气象，诗歌的内容大致上是有感而发，并不像前朝般无病呻吟。在诗歌体裁上，这段时期逐渐地确立近体诗的格律，比如王勃的《滕王阁序》最后的一首诗：

虽然颔联及颈联并不工整，但也可见律诗的雏形。

盛唐

近体诗在盛唐时期发展成熟，就形式而言，可以分成：五言绝句，七言绝句，五言律诗及七言律诗。就题材而言，这段时期比初唐时期变得多样化，大致上可以归纳为边塞，田园，山水，浪漫主义，现实主义等等。

在边塞诗中，以岑参，高适为代表，他们的的七言古诗及乐府最为脍炙人口，如高适《燕歌行》，诗中气象恢宏，但也有描写征人长期服役不能够归家的苦恼，兵役的辛劳，在上位的将军的腐败无能等等的控诉。另外，王昌龄则长于七绝，能以短少精干的篇幅描画战争的过程，当时被称为“诗家天子”；除此之外，他的闺怨诗也很出名，描写女人的一举一动很细致，代表作有《从军行》《塞下曲》及《闰怨》等等。

田园风格则以孟浩然为代表，内容主要描写田园生活的闲适情趣，悠然自得，但也有一些诗歌感怀身世。比如《临洞庭上张丞相》中就有“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一句，表达出自己怀才不遇的苦恼。

山水诗的代表人物则是王维。他的作品特色是以浅白的文字来描写宁静的自然环境，自然景物，看过他的诗就像是欣赏一幅山水画一样，比如《鹿柴》及《竹里馆》等等，故宋苏轼称他的作品是“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另外，他的作品在写景的同时也有时候渗透一些佛理，故他也被称为“诗佛”。虽然他的作品偏向山水景物，但在他年轻时期也怀着建功立业的壮志，这也反映在他的早期的作品中，比如《老将行》等。

如果提及到浪漫主义的诗歌，“诗仙”李白就是其代表。 他的作品特色是用比较简单的字去表达自己的思想，比如有名的《静夜思》，故杜甫称他的作品“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他的作品主要集中绝诗，古诗及乐府，较少重视格律的律诗。就是一些绝句，他也不一定按照固定的格律创作，但读来却很有音乐性，这也符合他的不爱墨守成规的性格。他有很多著名的作品，除了之前提及的《静夜思》，也有一些鼓吹及时行乐，如《将进酒》，《宣州谢脁楼饯别校书叔云》等，有一些渗透道教的游仙思想，如《梦游天姥吟留别》，《月下独酌》，一些历史古风，如《 蜀道难 》，也有一些反映以反战为题材的，如《战城南》，《子夜秋歌》等等，内容多姿多彩。

现实主义的代表诗人则是“诗圣”杜甫。杜甫的作品格律工整，长于炼字，体裁从不拘一格的古风到七律也有。杜甫忧国忧民，这种悲天悯人的思想反映在他许多流芳百世的作品之中，比如《春望》，表达出“国破山河在”的悲痛；《登楼》中，就是看到一草一木，也会感到“花近高楼伤客心，万方多难此登楼”；这类的作品很多。由于战乱，也会想起自己的家人，如《月夜忆舍弟》，《羌村》；讽刺当时徭役繁重，如《兵车行》；讽刺当权者的腐败生活，如《丽人行》；也有一些借过去的历史又或是古迹抒发自己的感受，如《咏怀古迹》中，分别就描写庾信，宋玉，王昭君，诸葛亮及刘备五位的历史人物；《八阵图》，借诸葛亮的遗迹来讽刺时弊等等。由于他的诗歌能够像是书中记录当时的民生疾苦，反映真确的现实，故后世又称为“诗史”。

中唐

及至中唐，虽然社会，但著名的诗人还有不少。比如发起古文运动的韩愈，他尝试以文为诗，风格奇险冷僻。另外这个时候也有一些写山水田园而闻名的诗人，如柳宗元，韦应物，代表作品分别有《江雪》及《滁州西涧》等等。还有，元稹，白居易二人在诗坛上发起新乐府运动，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反映社会的现实，用字浅白简单。前者的自述身世的《遣悲怀》情感真挚，后者的《新乐府》继承汉乐府以来反映现实的传统，辛辣地讽刺时弊。白居易也写有多首有名的古诗，如《长恨歌》，描写唐玄宗跟杨贵妃的爱情故事；《琵琶行》，借歌女自伤身世。这段时期也有不同作品，比如大历十才子，他们重视格律，诗风淡雅自然。

晚唐

晚唐时期，诗风以婉弱为中心，当中代表人物有李贺，他继承韩愈的奇险风格，故后世称他为“诗鬼”。 稍后的杜牧，李商隐，崇尚辞藻华丽，格律工整，内容以个人感怀，爱情等等，对比盛唐，中唐题材较贫乏。杜牧写下不少言情的七绝，李商隐则长于七律，他的无题诗在文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但也把当时的诗坛进一步推向纤丽，崇尚格律的风气，直至宋初流行的西昆体，也是上承李商隐的诗风。

散文

散文领域能得到新的发展，是随着新的表达形式出现而开始的。以韩愈、柳宗元所提倡的“古文”就是这样了。六朝以来，以四字句，六字句作对偶，合乎声律，堆砌文学语汇及典故的骈文就是当时的主流。“骈俪文”或是“四六文”这些名称在古文运动之前还没有出现。韩愈等人为了对抗骈文，高举骈文盛行以前的古代自由的散文及六朝以来衰落的儒家理念。

古文在形式上废除了许多骈文的规则，也强调复兴六朝以来衰落的儒家价值，是公然对南朝文学持否定的态度。比如在时常被引用的韩愈的说话：“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答李翊书》），可见当中的端倪。但是，跟盛唐诗歌从继承及反对南朝文学中诞生一样，古文也同样吸收了骈文在形成过程中成熟的表达手法。古文并不单是汉以前散文的重新呈现，也是一种按著时代的需要而形成的新文学体裁。

关于韩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日人吉川幸次郎有以下的看法：

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文学史上，又或是以韩愈为契机，中国文学从诗的时代转变至散文的时代。诗的语言较少及精炼，较像古代；散文以繁多的语言写成，较像近代。还有如果诗的精炼是得力于直观思维，散文的写作则较多得力于分析思考的话，直观性是古代人的东西，分析性是近代人的东西。

以韩愈及柳宗元为首的唐代中叶古文运动虽然催生出韩柳二人优秀的作品的成果，但仍不至于改变当时以美文（四六骈俪文）为主流的潮流，即使进入宋初，美文仍被称为“时文”，盛行一时。

唐宋八大家：唐朝和宋朝八位著名的文学家

传奇

传奇为唐朝的短篇小说，继承六朝的志怪小说发展而来的一种文学体裁。在这时期，虽然也沿袭南北朝志怪的题材，但内容开始偏向从现实取材，出现了一些没有“怪”的“才子佳人小说”作品， 比如《莺莺传》及《李娃传》；以及一些英雄小说，如《虬髯客传》，寄托了人民在中唐乱世现富有正义感的英雄的期盼。从这一点看来，唐朝的传奇可以看成是后世中国白话文学的先驱。著名作品除了之前提过之外，还有《杜子春传》（为日本芥川龙之介的短篇小说《杜子春》原本），《补江総白猿传》《游仙窟》《枕中记》《南柯太守传》等等。当中《游仙窟》曾一度散逸，却在日本保留下来。

宋朝文学

诗歌

宋朝开始，诗歌的发展主要分为庙堂及草莽诗人两部分。庙堂诗人在官场不一定权势显赫，但至少有官职。宋初诗坛基本上以庙堂为中心，诗风承袭晚唐绮丽的诗风。当时的知制诰翰林学士杨亿把自己及其身边的同道中人刘筠\钱惟演等人的诗作编修成《西崑酬唱集》出版。自此，他们的诗风被称为“西崑派”，但他们并非因为抱着特别的创作理念而结成诗派的。至真宗朝，模仿李商隐诗风的西崑体仍非常盛行。

他们的诗歌几乎完全模仿晚唐的诗风，即使同样是模仿，也不过是拿出将为旧的东西，创作手法比较简单。唐朝灭亡到宋朝成立期间的五代时期并不是没有诗人，但由于是短期的时代，在诗史上并没有值得一提的诗人，故此宋初诗风是直接继承晚唐。与其说继承，惰性或许更来得贴切。但是，西崑派诗人并没有以惰性去创作的打算。他们按照自己的步伐去发现晚唐诗歌的美，加以继承发展。因此，他们最推崇李商隐的诗歌，李商隐的诗歌是以华丽的表达手法去把生于晚唐中人的暗淡的绝望感表达出来。可是，西崑派诗人并没有任何的绝望感，他们所选择继承的是华丽的表现技巧，这可以将之看成建国初期的政治工具。

但在同期，一股新的诗风逐渐地形成。例如王禹偁，创作了质朴平淡的自然体的诗歌。他本身是一位高官，但并没有左右朝议的影响力。他一面排斥当时崇尚晚唐的诗风，一面推举唐代的代表诗人，如盛唐时期的李白杜甫及中唐时期的白居易。他并没有跟随当时流行的诗风，而是凭著自己的判断挑选出优秀的诗人，并撷取及继承他们诗歌的特色。

承袭这一股源流的是梅尧臣及苏舜钦。两人在官场均不得意，意识较接近草莽诗人。因此，他们的诗歌并没有盛世，更多的是表达他们自己真实的苦与乐。从这种态度出发，宋诗一面继承唐诗，一面加上新时代诗人的感觉，开拓出独自的诗风。

及至仁宗朝，欧阳修的诗作深受梅尭臣的影响，把这两人的风格加以继承及发展。欧阳修既是一位诗人，又是出色的散文家，学者及有才能的官吏。由于他才华横溢，在官场逐渐活跃起来，在庙堂上有一定的地位。在这时，庙堂的诗风出现改变。宋初的草莽诗风借着他的手被带进庙堂，一变晚唐以来西崑体的诗风。从此，贵族的抒情及重视华美为特征的晚唐诗风逐渐退出主流，反之以士大夫的识见及政治为特色的宋诗的基础确立起来。官场得意的欧阳修对在官场不得志但在诗坛上是前辈终生不失尊敬，并热心培育出色的后辈。被他赏识的人当中，既有其后在政见上出现对立的王安石，也有当时从蜀的山中上京，毫无名气的苏洵及其儿子苏轼，苏辙。

至神宗，王安石成为宰相，大力推行新法。在当时，就连诗坛他也拥有强大的影响力，写下许多政治的议论诗。他最推崇杜甫，并评价杜甫是伟大的诗人，这一个看法是借着他的影响力而得以确立的。就这样，宋代庙堂的诗歌自身也意识到继承唐代草莽诗歌的倾向。由于与王安石在政见上对立，苏轼在官场上屡遭挫折。尽管如此，他及其身边的门人，被称为‘苏门四学士’的黄庭坚，晁补之,张耒,秦观等人基本上也具有这种倾向。其后新党，旧党重新执政。虽然新旧党争激烈，但庙堂诗风仍是维持着这个趋势而发展。苏轼跟王安石的不同，是他不只是推崇杜甫一个人，而把杜甫看成是伟大诗人之一。其后继承这种看法的黄庭坚，比苏轼更推崇杜甫的诗风。政见上的对立并没有被带进诗坛中，反之而言，王安石与苏轼之间，在诗歌创作上有着共通的地方。

苏轼留下了富于机智的出色作品，对后世的诗歌发展有巨大的影响。他有不少的政治讽刺诗，以《荔枝叹》最有名。此外，他也写下不少富哲理的诗歌，如《望庐山瀑布》，《和子由渑池怀旧》等等。苏轼门下出现许多优秀的诗人，尤其是黄庭坚，他可与苏轼媲美，世称“苏黄”。黄庭坚在诗歌创作上提出“脱胎换骨”及“点铁成金”，大抵是把古人诗歌的思想内容融进自己的诗歌，以新面目示人。另外，在诗歌的韵律上，他继承韩愈，尝试以仄声为韵脚，押险韵，被称为“拗体诗”。

在北宋到南宋的交替期的吕本中撰写了《江西宗派图》。根据这个系谱，诗派的始祖是杜甫，黄庭坚是最正式地继承杜甫的诗歌，此外更把继承黄庭坚的26位诗人加入系谱中。吕本中是南宋时期的中书舍人，随时庙堂中人，但由于与主和派秦桧对立而遭免职，拥有者当时政界中反主流的色彩。自此，奉黄庭坚为始祖的“江西诗派”正式成立。江西虽是黄庭坚的出身地，但其诗派中人并非全是江西人，还有黄庭坚并没有意识到自己要建立一个诗派，是吕本中及其门人编写出来的系谱而诗派得以确立。但无论江西诗派的成立原因如何，当江西诗派的观念一确立，在南宋初期的诗坛上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

江西诗派推崇杜甫之余，也重视黄庭坚提倡的“换骨脱胎，点石成金”之法。就是说，在创作诗歌的时候，袭用前人诗句，在当中只修改小部分变创造出新的诗境；又或是跟前任诗歌作品的构想一样，却用另外的手法表达出来。由于欧阳修及王安石的努力，一方面发现到唐朝诗歌的优秀部分，一方面宋代诗人把唐诗想像成在自己眼前耸立的巨型金字塔。黄庭坚所主张的是一种跨越这个金字塔的意欲。

可是，在江西诗派末期，许多这一派的诗人不过借用前人的诗句修改一两个字便自称为新的作品，作品流于空洞简单。南宋初期著名诗人陆游，范成大，杨万里等，其作诗一开始虽然是从江西诗派开始，但最终他们的诗风也脱离了江西诗派。

在宋朝南迁的动荡时期，诗歌逐渐回归唐朝重视抒情的特色，这种诗风接着南宋四大家（陆游 · 范成大 · 杨万里 · 尤袤）等人得以发展起来。其中，背后是成为爱国诗人陆游写下不少题材的诗歌，比较出名的是他富于澎湃爱国情感的诗歌。比如《夜读兵书》，他就阐述了自己‘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战死士所有，耻富守妻孥’的气概；《金错刀行》中一句：‘鸣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控诉朝廷不思进取，没有收复中原的决心；又例如《书愤》：

他就表达了早日收复中原的愿望及自叹自己年老，无力为北伐尽力；在《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一句，他不单止狠批朝廷的不思进取，更想到受异民族压迫的遗民的悲苦。而相传是他临终之作的《示儿》：

表达出有生之日不能够看到收复中原的饮恨。除了爱国情怀，也有不少著名的爱情作品，比如《沈园》：

表达出在唐婉死后多年仍念念不忘。此后也有同样的作品，如《梦游沈园》：

可以看出他虽然年老，但仍是怀念唐婉。至于《春游》：

桃花依旧，人面全非。此外也有一些田园诗，如《游山西村》及一些政治讽刺诗等等。陆游流传的作品很多，情感真挚，在当时其诗歌名气盛极一时，被称为‘小李白’。但陆游对诗名却不重视，比如名篇《剑门道中遇微雨》：

就反映出他报国无门的失意，终其一生当一名诗人为耻。

自范成大成为宰相，南宋中叶以后，庙堂不再是诗坛的中心。无论朝廷是主战或是主和，诗人也不再感兴趣。在这时期出现了新一批的草莽诗人。

例如在杨万里及陆游死后的13世纪初，在永嘉（今浙江省温州）出现了赵师秀，翁卷，徐照，徐珠四位诗人，被称为“永嘉四灵”。四灵是称赞他们在诗歌上有才华的美称，但在官场上却寂寂无名。赵师秀等人虽进士及第，但官场履历不明。他们之所以有名气是因为得到当时在永嘉出身的著名学者叶适及其永嘉学派的赏识。可是，就连永嘉学派也不是官场中人，又或是当一些闲散的官职。他们之所以受到注意可能是因为当时南宋的经济政策，永嘉地区海港的繁荣吧。

同样的例子也有与赵师秀交游的临安书店东主陈起。陈起虽贩卖古籍，但同时也刊行许多唐人诗集。自然，他的书店聚集了诗人。陈起本身也创作诗歌。故此，他曾挑选来他店的诗人的作品修编成《江湖集》发行。江湖，就是相对庙堂而言，在野的意思。在这本诗集中，共收集109人的作品，当中虽有像刘克庄般成为高级官员的诗人，但绝大部分终其一生仍是草莽诗人，大多是下级的官吏，山林隐士，政治地位低的小诗人。自此，“江湖派”的名字正式出现，具体而言是指《江湖集》中的109位诗人。其发展过程跟江西派一样，一开始并非高举一种主义理念而建立起来，是后来自然地呼朋引类地形成起来。永嘉四灵及江湖派的共通点是其题材集中身边琐事的小品，当中并没有展示博大的才能或是有热烈的激情。

宋诗跟唐诗比较，一般而言，偏向平淡，沉静及说理。这些特点一方面跟当时的宋代社会背景有关，一方面宋代优秀的诗人在被誉为为文学史上的高峰的唐诗之前，一面摸索自己的创作诗歌的道路，一面建立自己的风格。

南宋末，值得推崇的作品并非没有，但作品内容大多缺乏作者发自内心的声音。直接南宋灭亡之际，以爱国诗也闻名于世的文天祥及谢翱等人的出现才出现有价值的作品。

跟南宋同时并行的金朝，由于是异民族政权，政治及文化较为保守，诗坛以赵秉文等高官为中心，诗风较接近西崑体。此外，该时期也有另一位著名的诗人元好问。他的诗歌创作以杜甫为指标，但这是继承王安石的提倡，并非自己的主张。元好问虽然没有否认自己受到宋诗的影响，但他与江西诗派不同，用另外的角度去接近杜甫。他不拘泥于换骨脱胎，不讲究表现之巧，构想之妙，他着眼于诗歌的沉郁顿挫这个根本的问题。他受到赵秉文的赏识，成为其门人，本来有机会在官场活跃。但至45岁，金国被蒙古消灭，自此他写下不少故国的诗歌，体现到杜甫的痛切，诗歌的名气也一度提升。

词

北宋前词派：

花间派：李煜、冯延巳、晏殊、晏几道

北宋分三大派：

婉约派：柳永

豪放派：苏轼

格律派：周邦彦

南宋分三大派：

婉约派：李清照、姜夔、史达祖

豪放派：辛弃疾、刘辰翁、刘克庄、文天祥、张炎

格律派：吴文英

散文

在欧阳修《记旧本韩文后》对宋初的散文有以下的叙述：

杨亿，刘筠及钱惟演均为宋初宫廷文人，专事创作取法唐李商隐雕琢艳丽的诗文（西崑体），执文坛牛耳，成为参加科举士子的标准文体。但是四六骈俪文及后来承袭这股潮流发展而成的奇怪的“太学体”渐渐不足以适应近世社会变动的需要。1028年，宋仁宗就曾两度下诏文章“必以理实为要”。 在这个情况下，在宋初以来，有一些文人对当时文坛主流的西崑体持否定的态度。1011年，姚铉所编修的《唐文粹》，相比作为国家文化事业，一共收录唐朝文学作品九成的《文苑英华》，《太平广记》及《太平御览》，《唐文粹》正如其书名所示，作品是根据编修者自身的标准挑选的。这些标准，一看收录的作品就一目了然，赋只有文赋，文只有古文，诗只是古体诗，工于声律的律赋，四六骈俪文，近体诗等完全没有收录。姚铉其实是宋初古文运动的一员。中唐时期以韩愈为首的古文运动，为对抗当时只重形式声律的骈文，提倡形式自由的散文。只晚唐虽曾一度衰落，至宋初，柳开，王禹偁,穆修及姚铉重新提倡古文，其后承继古文运动的欧阳修，王安石，苏轼更以卓越的文笔奠定日后中国散文的形式。

欧阳修在小时候已接触韩愈的古文，并肯定古文的价值。他跟尹洙，苏舜钦等志同道合的人一同进行散文改革运动。1057年，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科举主考官），废除了到当时为止沿用的以美文的好坏标准来评核考生能力的方式，改以重视论理表达方式的古文作为评核的标准。在这个科举及第的有苏轼，苏辙及曾巩，他们日后也成为出色的散文家在文坛上活跃，并借此把欧阳修的以达意为旨的散文（古文）主张加以发扬，成为文坛的主流，这个地位直到近代还没有丝毫动摇。

欧阳修许多经史子集的业绩都是借着以达意为旨的散文表达出来，中国学术也因这种新文学体裁得以进一步发展。但是，传统的美文并没有绝迹，比如欧阳修的《表奏书启四六集》7卷中的表，制，笺，启，诏，敕等循例也是用四六文方式写成。作为高级官员（翰林学士）一定要具备这种出色的美文的写作能力，许多闻名的散文家同时也是美文能手，这是由于因应文章的用途使用不同的文体有关。

唐古文作家与宋的代表作家加起来并成为“唐宋八大家”，这是源自清沈德潜把八人的作品合编成《唐宋八家文读本》30卷而来的。唐宋八大家的宋代作家有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及王安石六人，当中苏轼，苏辙及曾巩三人是在欧阳修担任知贡举的嘉佑3年礼部试的及第者。苏氏父子合称“三苏”，大家均得到欧阳修的知遇之恩而晋身官场。即使主张变法而知名的王安石，其后虽与欧阳修在政见上对立，但他的文才是欧阳修最早发现的。六人横跨两个世代，从北宋中期到后期，差不多是同时代活跃的作家，中国近世的主流文体也是在这时候奠定，成熟的。六人虽可以说同是欧阳修一门，但各自的文章中在个性上有少许不同，总结而言，是借着学习韩愈古文的欧阳修的文体的代表。

吉川幸次郎就比较了韩愈与欧阳修的散文风格：

小说

在唐朝时，一些戏剧表演又或是故事的演讲主要集中在贵族及寺院里。那时候，在贵族私邸里，贵族会请这些人来表演娱乐，但并没有公开。在寺院中，为了增加信徒，在向非佛教徒的演讲中也会有“俗讲”的一部分，这部分许多时也跟佛教无关。这两个地方可以看成是通俗小说的起源，可是由于并没有公开，这类表演并没有繁盛起来。及至宋代，晚上的宵禁比之前宽松，加上工商业发达，夜生活变得热闹起来，而说故事，戏剧表演等等也从贵族及寺院中走进平民百姓的生活，这与宋代小说的发展有密切的关系。

在宋代各大都市，尤其是北宋的开封及南宋的杭州的街道上出现了许多人群聚集的热闹区，当时称为“瓦子”。“瓦子”中，有“勾栏”一类的表演戏剧，说故事的场所。在唐代，这种表演只是局限于贵族及寺院，现在可以作为一种商品，在大庭广众中表演。据《都城纪胜》记载，在“勾栏”进行众多的表演中，有“说话”一种的说话表演，这种表演也划分为4类，“说话四家”。关于这4类别的项目，众说纷纭，但内容大致如下：

主要是短篇故事，称“小说”。这个类别也有以下的划分：软性内容，如“灵怪”、“烟纷”（女幽灵）、“传奇”（恋爱）等；硬性内容，如“公案”（审判）、“朴刀”、“杆棒”（两者均指打斗）、“说铁骑儿”（战争）等；

佛教的说法，“说经”，是前朝佛教“俗讲”留下来的痕迹；

长篇历史故事，“讲史”；

在以上所述的4个类别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小说”。这个名称后来逐渐成为“说话”的代名词。

在那个时代，由于“说话”的盛行及识字的人数增加，人们不单止只是去“勾栏”看表演，也出现把这种“表演”变成文字来阅读的需求。把这一种需求变成商机，正是当时印刷术的发达。在此之前，书本的出版主要是用手抄的方式；但随着宋朝的印刷术进步，在短时期就能够出版大量及廉价的刊物。由于在宋朝具备条件发展商业出版，刊物出版蓬勃起来，比如《西游记》的源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按该书的卷末显示，就是由杭州中瓦子名为“张家”的书店出版。听众在“勾栏”听完故事后，就去“瓦子”附近的书店把自己刚听的故事卖给书店，书店再根据这些情报来出版小说。

就如以上所述，听的小说逐渐发展成看的小说，后来看的小说自身也逐渐独立发展起来。当时“说话四家”中短篇的“小说”称“话本”，长篇的“讲史”称“平话”，这些作品与日后的《三国演义》（取材自“讲史”），《水浒传》（取材自“朴刀”、“杆棒”），《西游记》（取材自“说经”）有很深的渊源。

这种表演艺术的演讲者称“说话人”，在幕后编写故事的称“才人”或是“书会先生”。这些人分别也属于自己不同的组织，如“雄辩社”，“书会”等等。至元朝，由于读书人没有机会入士，遂加入书会，参与戏剧及小说的创作。书会虽然创作了不少小说，但更多的是创作韵文的文学。在宋代的小说中，韵文在作品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宋元时期小说的另一个特征，就是附有插图。小说不单止是用来阅读，也可以观赏。有些小说的版本相比文字，出版者花更多的心思在插图上，比如元末在建安出版的《三国志平话》，插图精巧，但文字粗糙，这类似今天的连环图或是漫画。

元朝文学

诗歌

元朝初期，与同是异民族的金国不同，不重视南方金及南宋的文化。但接近13世纪末，朝廷开始出现中国化的倾向。他们开始重视翰林院及史馆，招揽有才华的人才作为皇帝的学问及文学的顾问。在此之前，这一类的官职多是一种名誉，并不轻易授予。在这里，他们招揽了著名诗人赵孟頫，袁桷,虞集,揭傒斯,范梈.杨载等人。后四人更被称为“元诗四大家”。 他们虽然是庙堂诗人，但朝廷内始终并没有很强烈的崇尚文学风气，影响力不大。同时期也有一位色目人诗人萨都剌。虽然没有详细的传记，但根据他的诗集，他前期是一位庙堂诗人，后来成为江湖诗人。他的前期作品多是酬唱之作但与后期的内容也差不多，庙堂跟草莽的诗风并没有强烈对立。此外，另一位诗人杨维桢，终其一生为草莽诗人，生于江南，跟喜爱诗歌的人结成诗社，对诗歌创作给予批评，忠告及指导。诗社中大部分均是商人阶层，并非为科举而学诗，而是纯粹为诗歌创作而学习诗歌。

散曲

元曲四大家，即元朝四位著名的散曲作家，又称“关、马、郑、白”：

乔吉

张可久

张养浩

杂剧

关汉卿

王实甫

郑光祖

马致远

明清时期文学

诗歌

散文

明朝

清朝

小说

从宋朝繁华区诞生的“话本”及“平话”变成读物，其后这种文学发展至明朝，在内容上及文体上大大地提升，成为高质素的文学作品。比如，在元朝出版的《三国志平话》，文章非常粗糙，但经过元末明初罗贯中参考史书全面改写，后来清朝的毛宗岗也进行一些改订，使故事更加充实。

明清时期，这种章回小说发展蓬勃。这种小说把整个故事分成不同的回，每回记录故事的小部分，在每回结尾会留下一些让听者或看者引起追看下一回兴趣的内容。从章回小说的格式，我们也可以推想演说者的演说惯例。但是，章回小说不是按著演说者的说话一字不漏的记录下来。在初期，比如宋元时期，小说的文字比较粗糙，但经过不断的洗练，慢慢发展出文言跟白话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的文体。用来阅读的小说正式确立也同时促使白话文发展成熟。

在明朝章回小说成形之前，“话本”及“平话”有不少韵文的成分，但随着小说本身的对象从听众变成读者，韵文比例不断加少，而散文的比重增多。尽管如此，虽然今天传世的明朝小说《水浒传》及《西游记》基本上是用口语体的散文写成，但小说中也有相当的篇幅是韵文，这是以前“讲唱文学”留下来的痕迹。

随着章回小说在质素上及文学地位的提升，至明朝后期，不单止书会先生等下层文人，在当时的一流文人也积极从事写作小说。比如编写“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短篇小说集作者冯梦龙及凌蒙初就是其中的代表。二人均积极认同小说对社会的影响力，明确地从事小说创作。比如冯梦龙，在《醒世恒言》的序出说：“以《明言》《通言》《恒言》为六经国史之辅。”虽然他的小说观仍受六经及国史，道德与历史的限制，但相比前人，他们已经很大程度上认同通俗文学的功用。他又在《喻世明言 序》中提到：“虽小诵《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也。噫！不通俗而能之乎？”就是说，相比读《孝经》《论语》，读通俗文学更能影响大众的意思。

在小说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当作者意识到小说的地位不比传统诗文及史书逊色，其后，一些作者在某程度上脱离道德及历史的制约，尝试创作一些以纯文学为理念的小说作品。《梅》就是这类型的作品。《梅》虽然有部分的背景取材自《水浒传》，但与《三国演义》、《水浒传》不同，这部作品本身没有跟讲唱文学的说话人有直接的关系。虽然作者不详，但可以肯定作者是一位有高度教养及敏锐观察力的人物。他借用小说的形式把当时的社会，尤其是人的欲望及罪恶的众生相描写出来。由于《梅》不是描写史实而是故事，不是道德而是欲望，不是善而是恶，可以说这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的写实小说。

《梅》的作者与同期的白话小说的作者不同，不能够凭这部小说收取酬劳。从这意义上看，《梅》是一部为小说而小说，一部纯文学的小说。《梅》这种重视个人理念的小说创作方向，在其后清朝的《红楼梦》中，这种创作精神更进一步充实起来。《红楼梦》的主题，一句话，就是作者曹雪芹对自己一生的慨叹。在当时，如果要表达这种主题一般会利用传统诗文，但曹雪芹却选择了白话小说。

在高度文学性的白话小说出现的同时，一些大众化及通俗的小说也仍然存在。后者本身与说书有很大的关系，内容多是一些历史又或是打斗的故事。如描写隋末唐初的群雄的《说唐演义》及以判官包拯为主角的《三侠五义》就是当中的代表。

到清朝，既有像《红楼梦》《儒林外史》般作者花一生的心血所写的纯文学的大作，也有以大众娱乐为目的而创作的通俗小说，各式各样的小说在文坛出现。另外，也有一些小说的批评活动，比如金圣叹就把《水浒传》看成可与《史记》及《离骚》并列的杰作，小说的流行盛况空前。

除了白话小说，明清时代也出现一些继承唐传奇的著名文言小说，如明朝瞿佑的《剪灯新话》及清朝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前者对日本作家上田秋成创作的《雨月物语》有很大的影响。虽然如此，这时期白话小说仍是小说界的主流。

小说的流行，除了之前提及艺术文化自身的发展外，也与以借书为商业活动的书店的蓬勃有关。在清初，有“书船”的出现，在各地进行出租书刊的活动；在北京大都会，书店林立。这些书店一般的规矩，按清末一本《吴越春秋》上名为“永隆斋”的压印上有以下的说明：

中国文学的四大古典名著：

其他古典小说：

戏曲

明朝万历年间，汤显祖写下许多戏曲作品，是明朝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他的代表作有《紫钗记》，《还魂记（牡丹亭）》，《南柯记》，《邯郸记》。由于四部作品均是以梦来开展故事剧情，所以又称为“玉铭堂四梦”，而“玉铭堂”是汤显祖的书斋名称。

在当中，又以《还魂记》最出色，这不单止在明朝，在南戏史上也是高质素的作品。故事讲述一对男女杜丽娘及柳梦梅借着梦彼此互相认识，后来杜丽娘因苦恋而死去。其后，经过许多的曲折，她终于从墓中醒过来，并与男主角一起。这是一部梦与现实，生与死的交错的奇异故事，作者以美丽的文笔去开展一幕又一幕的情节。传闻有女性因为非常喜欢这部作品而自杀。美丽的杜丽娘在花园中漫步，因疲困而小睡片刻。在梦中，她与柳梦梅相遇的“惊梦”一幕，现在仍经常上演及受人喜爱，以下是其中一节：

另外，他对当时江南盛行的昆腔，以这种优美的曲调为基础，单单着重曲调格律的作风提出反对，提出剧中的内容才是生命，并把这主张实践起来。当时昆山腔的吴的代表人物沈璟在修改这部作品的字句时，就对汤显祖的主张不满，引发论战。同时，同意汤氏主张的成为临川派。明代中后期除了汤显祖，也有梁辰鱼（《浣纱记》）、沈璟（《义侠记》）、周朝俊（《红梅记》）、高濂（《玉簪记》）等等的剧作家。

他们许多都是受过传统教育的文人，大家也把创作诗文的才能用于创作戏曲之上。这既使戏曲成为正式的文学之一，但也影响到戏曲的题材。明朝传奇的大半作品均是环绕才子佳人的故事，与元杂剧既朴素又描写出社会各阶层人物的风格不同。其实在元末明初，高明写下《琵琶记》。他本身也是一位闻名诗人，而他写的《琵琶记》也是第一部由读书人执笔的戏曲作品，奠定明朝戏曲发展的方向。他的用字是一些文言及骈句，与日常生活的市井俚语相差很远。

此后，在清朝康熙年间，在昆曲现了两部著名的作品，分别是洪昇的《长生殿》及孔尚任的《桃花扇》。长生殿写成于康熙27年（1688年），故事讲述白居易《长恨歌》中为人所熟知的唐玄宗及杨贵妃的故事，共五十出。前半叙述两人因安史之乱而分开，后半则叙述唐玄宗为了寻找杨贵妃而到了仙境，最后大团圆结局。此作在当年发表立刻大获好评，但次年此剧在皇室服丧期间中上演，洪昇因此而入狱。

另外一部作品《桃花扇》，共四十出。故事以真实人物侯方域与李香君相恋为主轴，是一套描绘明朝灭亡的大事件中众人的命运被玩弄的历史剧。当这套剧发表后，康熙皇帝听到这套剧的风评，也搜求这套剧的剧本。由于剧中有描写明朝因清朝而灭亡的愁思的部分，孔尚任觉得会触怒皇帝，遂自行辞官。但也有一种说法是他因为贪污而离职。

现在，中国仍继续上演以京剧为首的古典戏剧，但这些戏剧的产生不一定与前述的南戏有关。清乾隆年间宫廷乐团上演的戏曲可以划分为继承明朝继续传唱昆曲的“雅部”及来自地方剧，富有多样化旋律的“花部”。相对于晏“雅部”逐渐衰落，京剧的形成虽然仍未有定说，但也有说法认为是把“花部”的一些昆曲为基础，再加以演员的改良而成。京剧相比杂剧及南戏旋律比较单调，每句字数也有严格限制（齐言体）。这类戏曲可能在较早时已经存在，但并未有看成为文学。在清朝中后期，京剧逐渐取代在文学上得到一席位的南戏，盛行起来。

 

参考文献

王德威：〈“有情”的历史──抒情传统与中国文学现代性〉。

郑树森：〈西方理论与中国文学研究〉。

兴膳宏 (编). 《 中国文学を学ぶ人のために 》. 日本: 世界思想社. 1991年 （日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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