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福达之狱

背景

嘉靖初年，“大礼议”之争风波未息，又发生一起震动朝野的大案。此案牵涉到民间秘密宗教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纷争。因此，审理一波三折、几经反复。最后，主持终审的张璁、桂萼、方献夫三人秉承嘉靖帝意旨，置法律与事实于不顾，严刑逼供，酿成罕见之冤狱。

正德年间，山西崞县李福达宣传“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李福达家族世代传习白莲教，他的父祖和子孙在明代白莲教活动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他本人正德初年与王良、李钺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再度脱逃，寓洛川县，倡弥勒教。

李钺是李福达的叔父，李福达的徒弟惠庆、邵进禄等起来造反，攻陷洛川城。邵进禄战死后，惠庆又攻宜川、白水等地。李福达实际是这次事件的指挥者和操纵者，但他又逃脱了，并改名为张寅，继续活动。他和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以黄白术得到武定侯郭勋的信任。李福达持有《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并自称“我有天分”，可见他颇有野心。

嘉靖时，四川白莲教首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名李同，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大礼之子。李氏家族的宗教活动，自成化年间李福达的祖父开始，至此已延续五代，近百年之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乌程有名马祖师者，曾起兵，《罪惟录》称他“传正德中妖贼李福达之术”。李福达的影响自华北至西南，并传及江浙，可谓广大。而他本人不仅活动于民间，而且周旋于社会之上层，甚至得到皇亲国戚郭勋的信赖和庇护。由于他和郭勋的关系，结果导引了嘉靖时朝廷有名的一场党争——李福达案，直到隆庆时，才平息下来。

事件过程

起因

李福达更换姓名称张寅，利用捐献粮食得官，被授为太原卫指挥使。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冒充京师工匠户籍。利用炼丹术迷惑武定侯郭勋，深受郭勋信用。李福达仇人薛良向山西巡按御史马录检举李福达冒名事。遂将李福达逮捕，经审问如实交待，又交洛川百姓共同辨认，证实不误。郭勋获知后，向马录写信，要求放过李福达。马录不同意，与山西巡抚江潮一起联名上奏此案事实经过，并弹劾郭勋包庇坏人，违犯国法。都察院在复核案件时也同意马录意见，上奏郭勋有阿附叛逆罪。

于是判决李福达父子死刑，妻女充作官婢，家产没收，对郭勋进行审查。郭勋见此十分害怕，因出面为李福达辩护，皇帝一时难辨真假，只得搁置不问。

发展

给事中王科、郑一鹏，御史程启充，南京御史姚鸣凤，评事杜鸾，刑部郎中刘仕，主事唐枢等二十余人接连上奏弹劾郭勋，认为郭勋是李福达后台，要一并处罚。郭勋也屡次为自己辩护，并称自己是因为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亲上尊号而触犯了大家，这话打动了皇帝。因为嘉靖皇帝是由藩王过继大宗的名义登基的，他想为自己亲生母亲加封尊号时曾遭到许多大臣的反对。郭勋又乞求大学士张璁、桂萼帮自己说话。两人也因为赞同为嘉靖皇帝亲生父母上尊号而遭到大臣的攻击，就想借此来宣泄积怨，于是上奏说朝廷大臣内外勾结，是寻找借口陷害郭勋，以后许多赞同为皇帝亲生父母上尊号的人也会逐渐遭到陷害。皇帝信以为真，而外面的大臣不知道，反倒更起劲地上奏要处理郭勋，更加引起了皇帝的怀疑。于是命令把李福达押解到京城，由刑部、都察院、大理寺三个法律机构共同审讯，但供词没有变化。皇帝又命令会集文武大臣再次审讯，结论还是一样。皇帝大怒，要亲自审讯，为大学士杨一清劝阻，仍交给司法机关审讯。尚书颜颐寿等不敢坚持自己的意见，改判李福达为妖言罪问斩。皇帝仍然不解恨，命司法机关官员都戴罪上班，将功补过。派遣官员去押解马录、江潮及参加审讯李福达的官员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等，把他们都送进监狱审讯。原来判决的案子完全翻过来，将薛良定为诬告罪。

因为判案没有追究马录的责任，皇帝十分不满，命令张璁、桂萼、方献夫分别主持刑部、都察院、大理寺的事务，把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都察院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佥都御史张润，大理卿汤沐逮捕，严刑审问。在搜查马录文件柜时发现大学士贾泳、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御史张英及大理寺丞汪渊的私人来往信件。贾泳，张仲贤等均被逮捕。桂萼又上奏给事中王科同曾连名弹劾郭勋，相互结党逞私，恣意骄横，请加以惩处，于是曾弹劾过郭勋的人都被逮捕，收押在南京刑部监狱。在朝廷大臣会审李福达时，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曾私下交谈说：“这案子不是已经审问清楚了吗？怎么又重新审呢？”为人检举告发，两人也被收捕审问。

桂萼等严刑逼供，马录屈打成招，只得承认自己以前是有意陷害别人。桂萼等据此结案，称张寅与李福达是两个人，马录等因怀恨郭勋，有意制造冤狱，桂萼等严刑逼供，马录屈打成招，并将涉案的各位大臣名单列上。皇帝全部采纳了桂萼的意见，将此定为诬告陷害罪。

结果

原告薛良判处死刑，为他作证的证人全部戍边，张寅官复原职。马录陷人死罪但未得逞，判处徒刑。其他涉及此案被处理的各级官员有四十余人。谪戍边疆，终生不赦的五人：前山西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马豸、前山西副使改任大理少卿的文华；谪戍边境卫所的七人：给事中刘琦、张逵、常泰，御史卢琼、程启充，刑部郎中刘仕及知州胡伟。削职为民的十一人：左都御史聂贤，给事中王科、郑一鹏、沈汉、程辂，御史高世魁、任淳，南京御史姚鸣凤，郎中司马相，评事杜鸾。革职赋闲的十七人：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刘玉、王启，山西巡抚江潮，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卿汤沐，大理少卿顾?，大理寺丞汪渊，太仆卿汪元锡，光禄少卿余才，工部侍郎闵楷，都御史张仲贤、佥都御史张润，御史张英，南京御史潘杜、戚雄，由大理寺丞改任佥都御史的毛伯温。其他交给巡按审问革职的还有副使周宣等五人。桂萼以审案平反有功，皇帝亲自在文华殿慰劳，赏赐二品官的俸禄、服饰等。并编辑《钦明大狱录》颁布天下。

平反

”李福达案“发生在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虽然当时朝廷大臣知道被贬谪的人都是冤枉的，但没有人敢出头为他们说话，加之张寅、李福达姓名不一，也有人心中存疑。一直到嘉靖四十五年，四川捕获了大盗蔡伯贯，供述曾在山西李同那里学习过妖术。于是在山西把李同逮捕审问。李同供述自己是李午的孙子、李大礼的儿子，世世代代执掌白莲教，假称唐朝后裔，迷惑群众，密谋叛乱。所交代的与《大狱录》姓名完全一致，李同后来被判处死刑。至此，李福达的案子才真相大白。直到穆宗时，才为被贬谪的大臣平反复职。

后果

四十余年后的嘉隆之交，首辅徐阶利用《世宗遗诏》推行平反运动，涉及大礼与张寅案的官员也一律全部平反，涉案官员应此复职恤录。隆庆二年十月至隆庆三年间，庞尚鹏煅铸“李同”冤案，上《以诛逆贼正国法以销祸本事》疏，称白莲教首领李同供为李午之孙，李午初名李福达，诈称张寅。由此而翻案。对此，时人支大纶一语道破：“庞尚鹏时阅四十稔，妖寇及缙绅当事者物故几尽，又何从而讯其真伪乎，尚鹏欺死鬼之无知，徼恩典以沽名，亦足丑也。”支大纶认为庞尚鹏的造假行为极为丑陋。 

隆庆三年（1569年），冤案泛滥呈奔腾之势，有司承上官意指而杀人媚人。针对当时法纪极度败坏的状况，魏体明、毛恺、许天琦等人先后上疏予以痛斥。

沈德符所著《万历野获编》、清人谷应泰编写的《明史记事本末》与清朝官方编撰的《明史》等，采庞疏之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

明代时人郭子章、李诩质疑庞疏之说，支大纶《世穆两朝编年史》、徐学谟《世庙识余录》、吴瑞登《两朝录》、卜大有《皇明续记》、高汝轼《皇明法传录嘉隆纪》等史家仍充分肯定嘉靖六年审定的张寅案。

隆庆与万历年间的首辅高拱、张居正认为嘉靖六年的张寅案是正确的，万历年间所纂修的《世宗实录》、《穆宗实录》，先后参于纂修的史官在上百位左右，总裁官先后为徐阶、高拱、张居正等人，终由张居正为总裁官时纂修而完成。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明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均认为嘉靖六年审定的张寅案符合史实。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简述

《李福达之狱》内容来源于《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六卷，《明史纪事本末》大约成书于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为清人谷应泰(1620～1690)所撰。此书较后来清朝官方撰修《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顺治十七年（1660年），谷应泰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

青少年时代的谷应泰在县学念书，二十岁时，取得了举人出身。过了七年，清顺治四年(公元1647年)，他参加了由顺治皇帝主持的殿试，取得了进士登第。此后，他先后任户部主事，员外郎。顺治十三年，任提督浙东浙西地方的学政佥事。两浙提学的衙门设在杭州。谷应泰纵情山水。他在湖山的顶上建有一所类似书院式的文化别墅，收藏大量图书，在别墅的门上，亲自题匾：“谷霖苍著书处”。谷应泰遗留下来的文化别墅，被视为重要名宦古迹。

谷应泰的著作主要有《筑益堂集》和《明史纪事本末》,《博物要览》。

《明史纪事本末》作者评论

永嘉、安仁是举也，果为平亭冤狱乎哉？亦党武定，雠诸台谏尔。当其议大礼时，礼官尝要勋同疏攻永嘉，勋后窃语永嘉曰：“吾尝谓汪俊，此事关系甚大，宜折中不可偏执。俊与吾力辨，至大诟而止。竟署吾名疏中，非吾意也。”永嘉信之，收其语于《大典》中，且曰“勋竟以是构怒于众”云。及后再议考献皇帝，徐文华等与璁力辨，勋遽曰：“祖训如是，古礼如是，璁等言当，更何议！”于是璁等与勋同上议当考献皇，伯孝宗，而勋益见悦于永嘉矣。游言一唱，鼓簧宸聪，则帝亦以勋为心膂臣矣。

及福达狱起，而台谏诸臣乃力攻勋，必欲置之连坐。此其所以反复追谳，必翻释而后已也。永嘉等主之，必永嘉等成之。非为福达，为武定耳。武定获伸，则诸臣之窜削有弗恤矣。甚哉！永嘉之举也。然则台谏岂尽无过乎？夫武定之主福达罪，固有在，而必欲连坐，则甚矣。当福达判乱时，武定岂与其谋耶？及福达以方术见勋，亦以方术遇之耳，而岂知前日之为叛贼也。迨其事露，特不宜与之请嘱耳。而嗾使陈白，则未知其果有与否也。故待福达狱定之后，治其请嘱之罪，亦足矣，而何故必欲其连坐哉？况“知情藏匿故纵”之律，本与勋事不相似，而必引此绳之，欲置重典，此其所以激成翻释之纷纷也。

福达之狱，前已奉命监决矣。使当时诸臣稍存宽缓，待福达伏诛之后群攻武定，则勋亦百口莫解，虽欲再鞫福达以自为地，何可得耶？惜乎诸臣虑不及此，而使法司大臣、藩臬诸司俱罹其祸也。悲哉！

李福达之狱原文

世宗嘉靖五年秋七月，妖人李福达坐死。福达，山西代州崞县人，一名午。初以妖贼王良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改名五，窜居陕西洛川县。与季父越同倡白社妖术，为弥勒佛教，诱愚民。啸聚数千人，大掠鄜州、洛川诸处，杀掠亡算。己而官兵追剿，捕得越及其党何蛮汉等诛之。福达跳去，占籍徐沟县。变姓名为张寅，贿县中大姓以为同宗，编立宗谱，涂人耳目。已，又挟重赀入京，窜入匠籍，输粟为山西太原卫指挥。其子大仁、大义、大礼俱补匠役。以烧炼术往来武定侯郭勋。后仍往同戈镇，其仇薛良首发之。福达惧，逸入京。官司捕其二子按系之，福达窘，乃自诣狱置对。先后鞫讯者，代州知州杜蕙、胡伟，证之者李景全等。具狱上布政司李璋、按察司徐文华等，复上巡按御史张英，皆如讯。独巡抚毕昭谓：“福达果张寅，为仇家诬所致。”反其狱，以居民戚广等为证，坐良罪。狱未竟，昭乞侍养去。会御史马录按山西，复穷治之，传爰书如前讯。勋为遗书嘱免，录不从，拟福达谋反，妻子缘坐。飞章劾勋党逆贼，并上其手书。帝下之都察院，席书亦助勋为福达地。大理寺评事杜鸾上言劾勋及书，乞将二人先正国法，徐命多官集议福达之罪。不报。都察院覆奏李福达罪状，宜行山西抚、按官移狱三司会鞫。

先是，御史马录咨于徐沟乡绅给事中常泰，泰言：“寅为福达不疑。”又咨于谳狱郎中刘仕。仕，鄜人也，其言如泰。录复檄取鄜、洛父老识福达者辨之，俱以为真福达也。乃檄布政使李璋、按察使李珏、佥事章纶、都指挥使马豸杂鞫之，福达对簿无异辞。遂附爰书上录，录乃会巡抚、都御史江潮上言：“福达聚众数千，杀人巨万，虽潜踪匿形而罪迹渐露，变易姓氏而恶貌仍前，论以极刑，尚有余辜。武定侯勋纳结匪人，请嘱无忌。虽妖贼反状未必明知，而术客私干，不为避拒，亦宜抵法，薄示惩艾。”章复下都察院。

冬十一月，左都御史聂贤等覆奏：“李福达逆迹昭灼，律应磔死。”帝从之，锢狱待决。因诘责郭勋，令自输罪。勋惧乞恩，因为福达代辨。帝置不问。勋又令福达子大仁具奏，求雪父冤。章下，聂贤与原讯御史高世魁知为勋指，奏寝其议。勋谓大仁曰：“苟弗解，尔曹姑亡命，勿蹈丛戮也。”于是给事中刘琦、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自璧，御史高世魁、郑一鹏，南京御史姚鸣凤、潘壮、戚雄各劾勋“交通逆贼，明受贿赂。福达既应伏诛，勋无可赦之理”。给事中常泰亦上言：“勋以输罪为名，实代福达求理，论以知情何辞？勋为福达居间，画令大仁等事急亡命，论以故纵何辞？”给事中张逵等亦上言：“凡谋反大逆，宜服上刑。知情故纵，亦从重典。今勋移书谢托，党护叛逆，不宜轻贷。”聂贤亦奏勋当连坐。帝不从。勋亦累自诉，具以议礼触众怒为言。帝信之。寻命锦衣千户载伟移取福达狱词及囚佐，下镇抚司羁候会鞫。给事中常泰、秦佑，御史任孚、邵豳，郎中刘仕复交章劾勋。江潮、马录仍会疏极言“福达不枉，乞问如律”。勋乃与张总、桂萼等合谋为蜚语，谓“廷臣内外，交结，借事陷勋，渐及议礼诸臣，逞志自快”。帝深信其说，而外廷不知也。

帝命速取福达至京鞫问，刑部尚书颜颐寿，侍郎王启、刘玉，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张闰、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寺丞毛伯温、汪渊及锦衣卫、镇抚司各官会鞫福达于京畿道，对簿无异辞，奏请论磔。帝不从，命会九卿大臣鞫于阙廷。时告者薛良、众证李景全等共指福达，福达语塞。毕昭引证薛良之诬者，戚广也。讯之，复云：“我曩未就吏讯，安得此言！”颐寿等以其词上，上心益疑，命：“俟斋祀毕，朕亲临鞫问。”大学士杨一清上言：“庶狱无足烦圣虑者，乞仍属诸勘官会讯。”刑部主事唐枢言：“福达罪状甚明，拟死不枉。”上怒，黜为民。颐寿等惧，乃杂引前后谳词，指为疑狱。帝切责颐寿等。

六年夏四月，遣锦衣官刘泰等逮马录赴京，下镇抚司狱待鞫，仍取原勘各官李璋、李珏、章纶、马豸诣京即讯。颜颐寿上言：“福达反状甚明，法难轻纵。况彼以神奸妖术蛊惑人心，臣等若不能执，一或纵舍，异时复有洛川之祸。臣虽伏斧质，何抵欺罔之罪！”帝怒，谓：“颐寿职司邦刑，朋奸肆诬，令戴罪办事。”颜颐寿等复请会讯，从之。乃出录与福达对鞫，情无反异。颐寿等复以上请。帝谓颐寿等“朋比罔上”。乃逮系颐寿及侍郎刘玉、王启，左都御史聂贤，副都御史刘文庄，大理寺卿汤沐，少卿徐文华、顾佖于诏狱。其原鞫郎中、御史、寺正等官，俱逮系待罪。

八月，帝命桂萼摄刑部事，张璁摄都察院，方献夫摄大理寺杂治之。太仆卿汪玄锡与光禄少卿余才忽偶语曰：“福达狱已得情，何更多事乃尔？”诇者有白璁等，奏闻，帝命逮系玄锡、才于诏狱，并掠之。大学士贾咏与马录俱河南人，录被逮，咏遗书慰之，镇抚司以闻。复搜得都御史张仲贤、工部侍郎闵楷、大理寺丞汪渊、御史张英私书，上责状，咏引罪，得致仕去，而逮仲贤等。

九月，张璁、桂萼、方献夫逢合帝意，复鞫录等于阙廷，榜掠备至。录不胜五毒，乃诬服“挟私故入人罪”。璁等以闻，遂释福达。帝怒录，欲坐以死。璁营解之，得免，乃论戍，编伍南丹卫，子孙世及焉。帝以群臣皆抗疏劾勋，朋奸陷正，命逮系给事中刘琦、常泰、张逵、程辂、王科、沈汉、秦佑、郑一鹏等，御史姚鸣凤、潘壮、高世魁、戚雄等，刑部郎中刘仕，大理评事杜鸾等诏狱，死棰楚狴犴者十余人，余戍边、削籍，流毒至四十余人。谪大理少卿徐文华、顾佖戍边。

初，颜颐寿等既逮治，备尝五毒，闻者惨之。己而皆夺官罢归，独文华、佖论戍边，二人皆与璁等廷争大礼者。江潮、李璋、李珏、章纶、马豸等俱夺官，韩良相及其左证俱论遣。璁等自谓平反有功，请编《钦明大狱录》，颁示内外诸臣，以明颐寿等之欺罔。从之。

四十五年，四川妖寇蔡伯贯反。己而就擒，鞫得以山西李同为师。四川抚、按官移文山西，捕同下狱。自吐为李午孙，大礼之子，世习白社妖教。假称唐裔当出驭世，惑民倡乱，与《大狱录》姓名无异。抚、按官论同坐斩，奉旨诛之。都御史庞尚鹏上言：“据李同之狱，福达之罪益彰。而当时流毒缙绅至四十余人，衣冠之祸，可谓烈矣。郭勋世受国恩，乃党逆寇，陷缙绅。而枢要之人，悉颐指气使，一至于是。万一阴蓄异谋，人人听命，为祸可忍言哉！乞将勋等官爵追夺，以垂鉴戒；马录等特加优异，以伸忠良之气。”穆宗从之，见当时死事、谪戍者，皆得叙录，是狱始明。

李福达案疑点

李福达智慧过人、行踪不定、姓名多变、身世不详等特点，也有不少人怀疑张寅是否是李福达，纷纷上疏分析此案的疑点，表明对此案的态度。这些人提出的疑点大致有五个：

一、李福达有朱砂痣、龙虎文身，但张寅没有。

二、山西五台县一户户主为张子真的人家中，有张寅的名册，而张寅幼时走失，不知生死。

三、到崞县调查时，发现了李福达的坟地。

四、原告薛良品行不端，在乡里不务正业游手好闲，是个无赖，因此有诬告的可能。

五、通过对证人们调查询问，发现他们都是张寅的仇人，因此不排除有作伪证的可能。

《明史纪事本末》

《李福达之狱》内容来源于《明史纪事本末》第五十六卷，《明史纪事本末》大约成书于清朝顺治十五年（1658年），为清人谷应泰(1620～1690)所撰。此书较后来的《明史》早了八十多年出版。顺治十七年（1660年），谷应泰遭到御史黄文骥弹劾，指斥书中有违碍之处。经朝廷查阅，书中尚无不妥之处，后选入《四库全书》。

历史评论

《明史·徐阶传》：“未几，帝（明世宗）崩。（徐）阶草遗诏，凡斋醮、土木、珠宝、织作悉罢，大礼“大狱”、言事得罪诸臣悉牵复之。诏下，朝野号恸感激，比之杨廷和所拟登极诏书，为世宗始终盛事云。 同列高拱、郭朴以阶不与共谋，不乐。朴曰：“徐公谤先帝，可斩也。”

明穆宗即位，御史庞尚鹏据四川蔡伯贯一案，奏称李福达实为白莲教魁首，请为马录、颜颐寿等平反，清人张廷玉等编撰的《明史》采其说，称“由是福达狱始明”（《明史·马录传》）。然而同时代的郭子章怀疑庞论（《国榷·嘉靖六年》）。支大纶亦不赞成庞论（《世穆两朝编年史》）。

高拱、张居正坚决认为桂萼的判案是正确的 ，修穆宗实录时，居正削去洗雪大狱的诏书和庞尚鹏疏。按高拱持之最力，居正逐高拱，仍在实录中保留高拱的奏疏（《穆宗实录》、《万历野获编》卷十八）。

核心文献记载

郭子章：“马御史即以成案付三司，不能平反，谪固宜。独此狱至今尚疑。嘉靖四十五年。都御史庞尚鹏以四川妖寇蔡伯贯反，鞫称师李同，而同自称为李午，即福达也，孙。大仁、大礼，世习白莲妖教，遂追劾郭勋，乞恤马录。穆庙从之。不知世庙是乎？穆庙是乎？张文忠所反者当乎？庞中丞所反者当乎？俱未可知也。 ”

李诩：“世宗钦明大狱录，事在丁亥九月，余邑大理卿汤公沐以此罢斥。后穆宗御极，又因都御史庞尚鹏疏，遂追恤罪斥诸臣，前后矛盾。”

徐学谟：是役也，因大礼而成大狱。郭勋武夫，辄以议礼而受上宠信，颇骄恣无忌，目无旁人，如争文武两宴，虽其所执为是，而士大夫已侧目之矣，马录本非相知，何得以张寅事为嘱，而录又识事浅，遂欲摭拾张寅以倾勋，而内外雷同，群然党护，互相影射，无一指实，而坐人以谋反，忽改而为妖言。萼之狱词，颇详而核，然以报复阑及无辜，一时窜迹，朝堂几空，虽惟辟作威，无乃将顺之过乎。

吴瑞登：徐沟县民薛良讦告张寅系妖贼李福达，变易姓名。山西巡按马录摭拾其事，坐以谋反重罪，时武定侯郭勋遗书马录，为讼其冤，录并劾勋，上责勋对状。刑科给事中张逵等复劾勋党逆，上从之，因命各犯械系来京，集三法司会问，时薛良及证者面指张寅为李福达，寅语塞，刑部尚书颜頣寿具狱如江潮、马录言。上令午门外更讯，頣寿仍执前词，上谓薛良等已经毕昭勘问招虚，今乃扶同入人重罪，俟朕亲鞠于廷。杨一清以黼扆不亲狱讼乃已，仍会讯之，頣寿等乃改拟张寅造妖言律，上曰改拟妖言，亦不见妖书，令戴罪办事，行取原勘官面加质证，言薛良昔与张寅有隙，将李伍妄作李福达，并无反乱等情。上怒三法司支调，但以一良当罪，令颜頣寿及江潮等同下三法司用刑推究。

上以诸臣不称任使，命桂萼等究明奸构大狱，萼等因言给事中御史诬上行私，上以为然，具得张寅被诬之状，命差官代还马录以故入人罪未决拟徒，上以拟为轻，欲坐以奸党律，萼谓张寅未决，而马录受死，恐天下不服，宜发边地充军，既而谕杨一清等曰，马录首事害人，罪有所归，与其僇及后世，不若诛及其身，以从《舜典》罚弗及嗣之意。一清曰录无当死之罪，律无可拟之条，若法外用刑，人无所措手足矣。上不得已从之。

臣按：薛良之挟仇，张寅之受枉，马录故入人罪，颜頣寿扶同执问。世宗令诏狱，寅得辨雪，录乃遣戍。恤无辜正法律，其英明果断盖千载所无，虽论其情欲置之于死，而按其罪姑从之以律，一清折狱之妙也，卒之君不废法，民不受枉，虽臬陶何以加此。

崔瑞德：根据40多年以后的1569年（隆庆三年）获得的证据，有某个姓李的人曾经反叛，被充军，脱逃，又于1512年（正德七年）再次反叛。那时据说这个人于1526年（嘉靖五年）以别的化名露面，在太原戍军里当军官。他受到郭勋的关照，因为他的一个儿子被侯爵选作侍童。但是这桩案件关于他的说法是多年以后根据新的证据推想的，是可疑的。

支大纶：“庞尚鹏时阅四十稔，妖寇及缙绅当事者物故几尽，又何从而讯其真伪乎，尚鹏欺死鬼之无知，徼恩典以沽名，亦足丑也。”认为庞尚鹏的造假行为极为丑陋。

相关文献记载

《明实录》：“上以天气暄热，命法司、锦衣卫见监笞罪无干证者释之，徒流以下减等，拟审发落。重囚情可矜疑并应枷号者，疏名以请。疏上，宽恤有差。自是，岁以为常 。”

《大明会典》：“嘉靖五年，谕法司、问理词讼、须分辩曲直、从公处断、使人无冤。近来中外问刑官、往往任意偏听、不审察事情、或徇私受嘱、不畏法度、颠倒是非。致令衔冤负屈之人、辄入禁中伸塑、至有自缢死者。良可矜悯。法司即申明律例、戒谕所属、通行内外衙门、如再有断狱不明、致各犯伸理者。若所塑得实、原问官从重究治。其有为人嘱托者问刑官指实参究。容情不奏者、听两京科道纠核若科道官嘱托、及知有嘱托、容隐不核者、一体治罪。缉事衙门、亦务密访奏治。但毋挟私诬陷。

六年奏准、凡奏诉冤枉、果有紧关该辩情节者。原经巡抚等衙门、则行巡按。原经巡按衙门、则行巡抚。先将见在人卷查审。有冤、方许提人证辩无冤、仍依原问、奏词立案。不许一概提人、致累平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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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书目

《明史纪事本末》卷五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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