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源

六镇之乱后北魏内乱，分为东魏与西魏，西魏大统八年（542年）权臣宇文泰将关中地区的六镇军人编成六军。随后宇文泰仿照鲜卑旧有的“八部大人”，将部队分由八柱国统领，而使整个军队部落化。八柱国只有六柱国大将军领兵，西魏宗室元欣虽为柱国之一，实无兵权，另外宇文泰本人为全军统帅，亦为八柱国之一，以“督都中外诸军事”加衔；直到大统十六年，已建立起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的组织；肇起于北魏的团练，即汉人组成的地方乡兵也是府兵的兵源之一。北周改府兵军士为“侍官”，成为皇帝的亲军，一人充员府兵，全家皆编入军籍。隋文帝杨坚开皇十年（590年）下诏：“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成为“兵农合一”的制度。唐初承袭隋制，初置十二军。贞观十年又设折冲府，分布于全国各地，府分上中下三等，一千二百人为上府，一千人为中府，八百人为下府，府兵十人一火，五十人一队，百人一旅，“皆取六品以上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充”，战士要自备兵器和粮饷，杜甫的《兵车行》诗：“或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即是当时府兵的写照。全国设置的折冲府最多有六百余处，总兵力达68万人。折冲府有木契、铜鱼（即“上下鱼书”），朝廷征调兵力之时，便下敕书与木契、铜鱼，由都督与郡府参验合符时，然后发兵，高级将领皆临时委派，至战争结束后，“兵散于府，将归于朝”。

特点

府兵制的特点可以简单概括为：平时为民，战时为兵；兵不识将，将不知兵。府兵的户籍由军府（称为折冲府，折冲一词取于古语“折冲于樽俎之间”，有不战而胜之意）掌握。和平时期府兵耕地种田，并在折冲将军领导下进行日常训练，每年冬季十一月由折冲府召集，“教其军阵战斗之法”；战争发生时，由朝廷另派将领聚集各地府兵出征，府兵作战一般不能长期在外，也很少远征作战，更不能随意更换原驻屯地。战事结束后各地府兵仍归本镇，重新纳入当地折冲将军的管辖下。这种兵役制度的初衷本是为了解决自三国、南北朝以来军队成为将领个人私产（部曲）的局面，有利于防范地方割据势力重新抬头，此外还结合了屯田制，有利于农业生产，减轻国家开支，部分解决了后勤供给问题，也扩大了兵源。

府兵制过去说来被认为是建立在均田制的基础上的，至唐朝后期，均田制被破坏，而且边患日深，机动性极强的北方骑兵入侵也要求唐朝军队作到兵将合一，能远征、能于边境长期驻防。故府兵制难以继续推行下去，终被取消。近年研究成果发现，府兵制及均田制的破坏同为唐代中央政府对于人口流动、户口资料的掌握能力下降所造成的结果，两者之间并非为简单的因果关系。天宝八年四月，朝廷有对吐蕃战争，府兵已经无法维持，士兵多逃匿，管理府兵的折冲府根本无兵可交，五月十日，李林甫奏停折冲府上下鱼书，折冲府至此名存实亡。由于府兵大坏，唐朝的军队由府兵制转变为募兵制，军队地方化的态势形成，在外的将帅与士兵的关系较密切，是藩镇割据的直接原因。朝廷畏其叛乱，遂改由宦官监军，中唐以后宦官的权力逐渐坐大（中国的第二次宦官时代），甚至可以直接废立皇权。

形成

府兵制的形成大致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西魏大统八年到恭帝三年（556年），主要把乡兵和增募豪右纳入六柱国统领系统之内，构成一个新的军事体系，即宇文泰当政时期；

第二阶段，北周明帝元年（557）到建德元年（572年），主要是乡兵经过初步整顿，二十四军确立和巩固，即宇文护专政时期；

第三阶段，建德元年到大象二年，主要是进一步扩充府兵，府兵担任侍卫及制度化，主要是北周武帝掌政时期。

转型

由于唐朝初期利用隋朝制度来实行府兵制以征集管理军队。但到了唐玄宗后期，府兵制遭到了严重破坏。唐初规定府兵三年一代，但随着唐朝中期之后边患增加，用兵不断，戍期延长，加上腐败日益严重，边将侵吞士兵财物，强迫士兵为自己服苦役，因此无人愿当府兵。天宝八年（749年），管理府兵的折冲府已经无兵可交。唐政府不得不停止征发府兵，改行募兵制。唐初曾在局部边地少量募兵，自玄宗时开始盛行，开元年间，京师宿卫、边镇戍兵和地方武力基本上俱为募兵充任。

组织系统

唐初一度恢复骠骑﹑车骑府旧称。贞观十年（636）外府更号折冲府，内府更号中郎将府。折冲府置折冲都尉﹑左右果毅都尉、别将（后置），作为府一级的将领。武后垂拱时府分三等。早自北周武帝时，府兵番上宿卫，分隶于中央的司卫、司武、武候三府。

隋初，左右卫、左右武卫、左右武候六个府各领军坊、乡团，统率府兵，继承周制。炀帝统治时，原先不领府兵的卫或府也都加领，这样领府兵的就有翊卫（左右卫所改）、骁卫（备身府所改）、武卫、屯卫（领军府所改）、御卫（加置）、候卫（武候府所改），各分左右，共十二卫。

唐代因袭隋制，只是改屯卫为威卫、候卫为金吾卫、别置领军卫、废御卫、也是十二卫分领府兵宿卫（见十六卫）。此外，自北周、隋以来，领府兵的还有侍卫东宫的率府，唐代为左右卫率、左右司御率和左右清道率，称为东宫六率，但领府很少。

内府置中郎将，副为左右郎将，以下团﹑旅﹑队的设置略同外府。内府有亲﹑勋﹑翊的区分，兵士分别号为亲卫、勋卫、翊卫，合称三卫。统领内府三卫兵的是：左右卫，统亲府一、勋府二、翊府二，共五府；左右卫率，统亲、勋、翊府各一；其余卫、率，各统翊府一。

内府卫士取二品至五品官的子孙充当，外府卫士取六品以下官的子孙及白丁无职役者。在此范围内，征发原则是先富后贫，先强后弱，先多丁后少丁。府兵虽然包括官僚子弟和一般地主，但仍以均田农民为主体。

府兵制创立以后，规定三年一拣点以补充缺额（玄宗时改为六年），其服役期限为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玄宗时曾有缩减）。服役期间，府兵本身免除课役，但军资、衣装、轻武器（弓箭、横刀）和上番赴役途中的粮食、均须自备。每一火（一火十人）还得共备供运输的马六匹（或用驴），即所谓“六驮马”。自备资装对于农民是沉重的负担。

废除由来

府兵并非唐代唯一的兵种，承担宿卫的还有保卫宫廷，屯驻北门的禁军，与十二卫所领府兵对称南、北衙军。出征和防戍则有名为“募”而实也是“征”的兵募，以后还有防戍本州的团结兵、士镇兵等。在出征和防戍中，兵募的数量往往超过府兵，但府兵在唐初具有较强的战斗力，他们是军队的骨干。

唐代府兵制在太宗和高宗统治前期曾经有效地实行，但自高宗后期以至武后时就逐渐被破坏，到唐玄宗统治时终于被废除。破坏的原因：战事频繁、防御线延长、兵役繁重。原来防戍有一定的番休期限，后来常被强留以至久戍不归，导致人民避役，兵士逃亡（兵募也是这样）。府兵地位的低落。唐初承前代遗风，对于卫士比较尊重，但到武后时，番上卫士往往被贵族官僚借为私家役使，导致社会上以充当府兵为耻辱。

高宗以后，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府兵征发对象主要是均田农民，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府兵征点制失去了赖以实行的经济条件。这样，玄宗统治初期，府兵逃散的情况日渐增多，以致番上卫士缺员，征防更难调发。

开元十年（722），宰相张说以宿卫之数不给，建议召募强壮。次年，募取京兆、蒲、同、歧、华等州府兵及白丁为长从宿卫。

十三年，改名“ 骑”，分隶十二卫，基本上代行了府兵宿卫的任务。征防兵士中﹐府兵本来就少于兵募，武后时出现了防卫本州的团结兵；唐玄宗初，军镇又出现了来自召募的健儿。那时，军府空虚，府兵番上宿卫已经不能足额，征防必然更难从府兵中征发，实际上除了被强留下来的以外，诸军府兵员的缺额大概很少得到补充。

开元二十五年（737），玄宗下诏命令诸镇节度使按照防务需要制定定额，在诸色征行人和客户中召募自愿长住镇戍的健儿，“便令常住”。二十六年，又下诏说诸军召募的长征健儿业已足额，以后不再从内地调发，原有兵士（包括兵募﹑键儿等）非长征者一律放还。这就在法令上停止了调发府兵征防。

天宝八载（749）鉴于军府无兵可交，遂停折冲府上下鱼书，府兵制终于废止。此后，折冲府只有兵额和官员，既没有兵，也没有驮马、武器等各项军资。但终唐之世，军府空名仍然存在。

评价

晚唐著名诗人和古文家杜牧盛赞府兵“三时耕稼，一时治武”，“虽有蚩尤为师（一作帅），雅亦不可使为乱耳，……雅亦无能为叛也”。

历史学家陈寅恪首开本朝研究府兵制之先河，他在《唐代政治史论述稿》一书中首先认为府兵制本身是“明是以一军事单位为一部落，而以军将为其部之酋长。”，“府兵是禁军而非地方军或边防军”。府兵制度原自于鲜卑人的武装组织，因此具有浓厚的部落化色彩。但府兵制的研究至今仍存在不少争议，王树椒认为府兵制不是部酋分属制，，他又认为府兵制乃来自北魏番戍制，而非鲜卑兵制；谷霁光也认为“过分强调鲜卑部落之制，是不适当的”。至于府兵制是否兵农合一，学术界至今说法不一。府兵在军事上的作用，历来被杜牧、白居易等文人过分夸大，杜牧还以为府兵制废止是开藩镇割据之端，李泌撰《议复府兵制》，希望能够恢复府兵制，以便遏止军阀割据。李繁的《邺侯家传》可以说是将府兵制推向神话，不可尽信。事实上府兵长期兵额不足，贞观十一年（637年）征高丽一役，兵源还包括了兵募。贞观二十二年（648年），太宗再出征高丽，主力仍是兵募。府兵制主要是宿卫京师，出征并非主要任务。府兵仅限于有折冲府的州，主要在京师周围和边境，折冲都尉和果毅只负责练兵，不能发一兵一卒。

历史学家钱穆认为明朝的卫所制，也属于府兵制，“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

参见

民事防护、民防

保甲制度

保甲法

兵农合一

保安团

后备军事动员

研究书目

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岑仲勉：《府兵制度研究》

谷霁光：《府兵制度考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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