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

西晋惠帝时，惠帝愚弱无力掌控国家，诸王大臣为争夺权力而发生八王之乱，多年来的战争造成严重破坏，亦动摇了西晋朝廷的统治基础。永兴元年（304年），匈奴贵族刘渊乘时起兵于并州离石（今山西省离石区），建国号为汉。当时的并州刺史司马腾虽然试图讨伐，但都未能有效消灭他们，反而汉国一直对外扩张，并州大部分土地及司州的河东郡、平阳郡都落入汉国控制；另外一些在河北一带地方起兵对抗晋朝的势力如石勒、王弥等都附于汉国，并得汉国授予官爵，这些都令汉国成为一个严重威胁晋朝统治的军事力量。

光熙元年（306年），河间王司马颙被杀，以东海王司马越为首的大军迎惠帝自长安东归洛阳，八王之乱终告结束，并由东海王越执掌朝廷。惠帝不久去世，司马越在晋怀帝即位后继续专权，但他未能集中力量讨伐影响国内多处的反叛势力，反因御史中丞诸葛玫及吏部郎周穆支持前太子清河王司马覃即位而先后将三人杀害。随后司马越为自领兖州而与交好的征东大将军苟晞反目，又因猜疑而诛杀了王延、高韬等朝臣，大失众望，亦令人心不安 ，晋怀帝亦不满司马越专权，于是联结苟晞对抗他。司马越面对此形势，于是在永嘉四年（310年）以讨伐石勒为由率领京师四万军队及行台出屯项县，留部将何伦及李恽与东海王妃裴氏、世子司马毗等留戍京师，遂令洛阳兵力薄弱，宫殿台省都再无守卫，盗贼横行，洛阳城中亦发生饥荒。鉴于洛阳的形势，扬州刺史周馥及苟晞曾分别上议迁都寿春及仓垣，但都碍于司马越集团的压制而未能成事。

永嘉五年（311年），苟晞上奏司马越的罪行，怀帝亦下诏讨伐司马越，不久司马越在忧惧之中于项县去世。太尉王衍及襄阳王司马范率军护送灵柩归东海封国安葬。大军虽然没有发布司马越的死讯，但石勒所率骑兵还是在四月追至苦县宁平城，击败将军钱端，将这支晋朝中央军队及所俘行台官员共十多万人尽数杀害，晋廷遂再无力量抵抗外族政权。

经过

司马越死后，原留京的何伦、李恽闻讯即率领东海王妃及世子等众人出奔，但不久亦为石勒所灭。洛阳城中饥荒严重，发生了人食人的事件，大部分官员亦已经逃跑了，晋怀帝此才决意东奔仓垣，命司徒傅祗准备船只，可是晋怀帝当时已无护卫可用，与数十个朝士一起走至铜驼街就遭到盗贼劫掠，被逼撤还宫中。

刘渊在位期间已经数度派兵南侵，其子刘聪于永嘉四年（310年）继位后继续这个行动。永嘉五年（311年）年刘聪又遣大将呼延晏率二万七千兵攻洛阳，兵至河南县沿途已经十二度击败晋军，前后歼灭三万余人。呼延晏接着攻下洛阳平昌门，纵火焚烧东阳门及城内府寺，并等待刘曜、石勒及王弥的增援部队前来。六月，呼延晏以外援未至，带着俘虏和掠夺战利品离去，并将停靠在洛水用作出奔的船只焚毁。不久，王弥与刘曜先后攻至洛阳，王弥遂与呼延晏于六月丁酉日攻破宣阳门，直入南宫，攻进太极前殿，在皇宫中大肆搜掠。晋怀帝出华林园门，打算西出长安，但途中为汉国士兵所俘，留在洛阳的王公大臣和平民计有三万多人被杀，宫中所藏被掠夺一空，晋朝宗庙被焚毁，皇陵遭到挖掘破坏。当时王弥劝刘曜上请迁都洛阳，但刘曜认为洛阳四面受敌不可防守，于是将洛阳皇宫焚毁，俘晋怀帝与六颗玉玺，连同一些晋臣北归平阳。

结果

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士族王导等的支持下建立了东晋。大量人口为避战乱从中原迁往长江中下游，史称“衣冠南渡”。这为东晋偏安一隅作了预备，大量的侨州侨郡的设立，深刻地影响了东晋的政治面貌。同时，客观上促进了长江中下游经济的发展，中国古代经济中心进一步迁往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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