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因详析

　　上台背景

　　顺治十八年（1661年）正月初七日，世祖福临谢世。已经出过痘的八岁皇三子玄烨登极，改元康熙。世祖遗诏命上三旗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佐理政务。直至康熙八年（1669年）五月，擒拿鳌拜，玄烨正式亲政，凡八年零五个月，史称“四辅政时期”。

　　清世祖死后，索尼等手奉诏 ，跪告诸王、贝勒等说：“今主上遗诏，命我四人辅佐冲主。从来国务政务，惟宗室协理，索尼等皆异姓臣子，何能综理？今宜与诸王、贝勒等共任之。”诸王、贝勒答道：“大行皇帝深知汝四大臣之心，故委以国家政务，诏旨甚明，谁敢干预，四大臣勿让。”于是，索尼等奏知皇太后（孝庄文皇后），宣誓就职于福临神位前。誓词曰：

　　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冲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觉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殛罚，夺算凶诛。

　　从上述史事中可窥知，在宗室诸王、贝勒健在的情况下，四异姓臣荣膺辅政使命，索尼等缺乏足够的思想准备。考察清初的历史就会发觉，四异姓臣出任辅政决非偶然。这是清廷经过一场萧墙皇嗣之争后，孝庄文皇后汲取叔王摄政权力过大，对皇帝构成威胁，为了强化皇权，所采取的决断措施。

　　世祖福临青年病故，玄烨亦是幼龄即位，皇权又面临如何行使的同样问题。两者不同之处，此时开国功高诸王贬死殆尽，余下承袭各王政绩平庸，而孝庄文皇后“殷大启圣”，操持国柄，可以从容左右局势。时人对此已有洞察，顺治十八年三月，江南桐城县生员周南“诣阙条奏”十款，未款呈请孝庄太后“垂帘以盛治之隆”。她以与祖制相左，拒绝垂帘听政。同时，孝庄又亲身经历了太宗谢世皇位承袭的激烈之争，深感皇权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来自宗室内部功高盖世而大权在握的诸王。亲王摄政体制不终止，玄烨的帝位也难稳固，不若用异姓大臣辅政，报效朝廷，也便于控制。于是，异姓臣子辅政的决策应运而生。她以福临“遗诏”的名义，宣布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辅佐幼主。正月初六日，福临病逝前一日，召原任学士麻勒吉、学士王熙至养心殿，降旨自责，立皇太子。定四大臣辅政，草拟遗诏。命麻勒吉和侍卫贾卜嘉“拜诏奏知太后”，宣示王贝勒大臣。这份“遗诏”显系在孝庄文皇后的授意下，四辅大臣精心炮制的。

　　孝庄文皇后为何会相中索尼等四人呢？这同满洲八旗旗籍制度的变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努尔哈赤死后，八旗的旗制发生了重大的变革。皇太极做了一次重要的改旗，将自己领的两白旗同多尔衮三兄弟所属的两黄旗对换，亲领两黄旗。从此埋下八旗之间的矛盾根源。天聪九年（1635年）十二月，皇太极治罪了莽古尔泰，兼并了正蓝旗，从此自领三旗。八旗的分治是巩固皇权的重要举措。多尔衮摄政，强化自将的正白旗，成为满洲八旗的精锐之师。福临治其罪后，又收缴正白旗，连同两黄旗构成了八旗的核心、体制最高贵的“上三旗”，成为国家军事力量的柱石。而“下五旗”则渐成诸王、贝勒的宗藩封地，逐步脱离了国家的军政和行政。上三旗与下五旗的分治，是清朝加强中央集权的产物。上三旗臣属自然成为皇帝治理国家的中坚力量，辅臣人选也必然出自上三旗，索尼为正黄旗，苏克萨哈系正白旗，遏必隆、鳌拜皆镶黄旗，并且，他们又都是典掌侍卫亲军的内大臣，“有军国重事，在禁中与满洲学士，尚书等杂议”。所以，他们四人中选，是预料之中的事。

　　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拥戴福临及同多尔衮的抗争中，旗帜鲜明、态度坚定地站在孝庄文后那边，深得她的赏识。这亦是他们能出任辅臣的重要因素。在皇位继承上，立豪格有碍，索尼主张皇子“必立其一”，这使多尔衮预谋大位的企图受阻。多尔衮擅政，在与索尼“誓辅幼主”的六人中，谭泰、巩阿岱、锡翰均违背盟约，心归摄政王，遂逼鳌拜等悔弃前誓。“公（索尼）终不附睿亲王（多尔衮），于政事多以理争，王由是恶之”。以致索尼、鳌拜俱被问罪降革，又远发索尼于盛京。苏克萨哈原为多尔衮近侍，正白旗骨干之臣。多尔衮死后，未出三个月，他与詹岱、穆济伦首讦多尔衮私备“八补黄袍、大东珠、素珠、黑狐褂”，“阴谋篡逆”。苏克萨哈投靠了孝庄，立即被提拔为巴牙喇纛章京（汉名护军统领）。遏必隆、鳌拜屡建殊勋，鳌拜攻讦谭泰附睿亲王营私揽政诸状。此时对多尔衮的态度则成为孝庄考察官僚的试金石。福临亲政后，将索尼等官复其职，委以重任。索尼等更加感恩德德，仰报皇上。在孝庄圈定的四辅臣就职誓词上有“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等语，对四大臣加以种种限制。这样，在中央就形成一个以孝庄文皇后为主，四位异姓大臣为辅的统治核心。《朝鲜王朝实录》记载：“四辅臣担当国事，裁决庶务，入白太后（孝庄）。”任用异姓大臣掌权，迫使爱新觉罗宗室子孙不得干预朝政，保障皇权的稳定与持久。

　　辅政大臣与摄政王执政相比，更有利于幼主皇位的稳定。其一，两者政治地位差别大。摄政叔王皆为宗室近亲，皇帝叔伯长辈，又为一旗之主，军政地位极其特殊。例如，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是皇叔，正白旗主；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努尔哈赤侄儿，镶蓝旗主，皆为“四小贝勒”之一。而辅政大臣，皆为异姓臣子，与皇上除君臣关系之外，八旗中尚有严格的主仆名分。由于叔王和辅臣同皇帝的关系不一样，叔王权势大，容易揽政，而辅政大臣会受到太皇太后和诸王的双层制约，不敢轻视太皇太后和幼主。

　　其二，两者权限各异。摄政即替君执政，代行皇权。摄政王能独自处理军国大政，并以皇帝的名义颁发谕旨，体现自己的意愿。辅政大臣职能仅为佐理政务，受皇太后的制约。四大臣不得擅自决定朝政，必须共同协商，呈请皇太后恩准，以皇帝谕旨或太后懿旨发布，很大程度上直接反映了太后和皇帝的旨意。总之，摄政诸王位高权重，极易排斥皇太后和幼主，而辅政大臣则可以维护皇权，有效地防止叔王干政。可见，四大臣辅政体制取代亲王摄政，这是孝庄文皇后的殚精毕智之举。

　　四辅臣间斗争

　　四辅政大臣皆为勋旧，可谓功铭钟鼎。

　　索尼，赫舍里氏，满洲“著姓”，正黄旗人。其父硕色巴克什，叔父为大学士希福。他兼通“满汉蒙古文字”，在文馆办事，历任头等侍卫、吏部启心郎，因屡建战功，累进一等伯，任内大臣，兼议政大臣、内务府总管。

　　苏克萨哈，其父为额驸苏纳。他初授牛录额真，世祖时擢为议政大臣，讦告多尔衮有功，又晋内大臣。

　　遏必隆，纽祐禄氏，镶黄旗人。其父为清开国功勋五大臣之一额亦都，母为和硕公主。初授牛录章京世职，袭一等公，擢为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鳌拜，瓜尔佳氏，满洲“著姓”，镶黄旗人。为开国“五大臣”之一费英东之侄。初授巴牙喇壮达，因骁勇善战，授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晋三等昂邦章京，又升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

　　四辅臣之间相互关系如何？《清史稿·苏克萨哈传》作了概括：“时索尼为四朝旧臣，遏必隆、鳌拜皆以公爵先苏克萨哈为内大臣，鳌拜尤功多，意气凌轹，人多惮之。苏克萨哈以额驸子入侍禁廷，承恩眷，班行亚索尼，与鳌拜有姻连，而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这段记载为分析四大臣在辅政中纠纷及鳌拜的擅政专权提供了线索。

　　八年中，四辅臣间的争斗日益激化，主要是鳌拜与苏克萨哈为垒相抗，问题集中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上。康熙五年正月，鳌拜执意更换旗地，在社会上激起了轩然大波。苏克萨哈力阻，大学士、户部尚书苏纳海，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疏言不可为。鳌拜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将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下狱议罪。玄烨特召辅臣询问。鳌拜请将苏纳海等置重典，索尼、遏必隆不能争，独苏克萨哈缄默不语。玄烨故不允其请。而鳌拜却矫昭，将三人诛杀弃市。

　　死局已定

　　资格最老的索尼平素也厌恶苏克萨哈，见鳌拜日益骄恣，与苏克萨哈不容，又年迈多病，对鳌拜所为向不阻止。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党，凡事皆附和。苏克萨哈威望尚浅，“心非鳌拜所为而不能力争”。在四辅臣的讧斗中，鲜明地形成两黄旗对一白旗，三比一的局面。这亦是鳌拜敢于背叛“誓词”，独揽朝政的重要缘由。苏克萨哈势孤力单，怏怏不快，康熙六年，乞请驻守先帝福临的孝陵。鳌拜借机罗织其二十四大罪状，拟将他与长子查克旦磔死，余下子孙处斩，籍没家产。玄烨洞见鳌拜等素怨苏克萨哈，积以成仇，而不准奏。鳌拜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再次矫旨，剪除苏克萨哈，为他全面擅权扫清道路。应当指出，鳌拜与苏克萨哈为儿女姻亲，他们之间这场殊死的较量，决非个人之间恩怨，而是长期以来满洲八旗之间的抗争在新的形势下的暴露。多尔衮在位时，扶植两白旗，压制两黄旗。“于驻防沧州两白旗兵丁，则给饷不绝，于驻河间两黄旗兵丁，则屡请不发饷”。顺治五年，遏必隆兄子侍卫科普索“讦其与白旗诸王有隙”，设兵护门。同年三月，贝子屯齐等讦告两黄旗大臣谋立豪格，济尔哈朗“知尔不举”。诸种矛盾与冲突促使鳌拜当权后执意圈换旗地，压抑苏克萨哈，打击正白旗，抬高两黄旗的地位。这就是鳌拜与苏克萨哈长期争斗不已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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