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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定公为何把孔子提升为鲁国的“司空”鲁定公即位后，鲁国“民不知君”的状况有了改变。意欲图治的鲁君以孔子在列国的声望日渐提高，多次召见孔子，询问治国之道。比如，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看出定公有正君位的愿望，回答说:“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为君难，为臣不易。如果知道做国君的艰难，臣民就应该认真去干，这不近于‘一言而兴邦’吗?”定公又问:“一言而丧邦，有这样的事吗?”孔子回答:“如果君主说的正确，谁也不违背，不是很好吗?如果君主说的不正确，谁也不违背，不就是近于‘一言而丧邦吗?”

　　鲁国执政的季孙氏向以厮养“隐民”闻名于列国。而列国闻名的孔子，使季孙认为这是个不可忽视的人物，于是送给孔子千钟粟米作为养赡之资。孔子自齐返鲁后的数年里，也亲见季氏执政日久，“而民服焉”，并无篡位之意。因此，对于季孙赐粟，孔子“受之而不辞”，随即散发给贫乏困难的弟子门人。他的学生端木赐(字子贡)说:“季孙以夫子贫，故致粟，夫子受之而施人，无乃非季氏之意乎?”孔子说:“受人财，不以成富。与季孙之惠一人，岂若惠数百人哉?”后来孔子追述道:“季孙之赐我粟千钟，而交益亲，自南宫敬叔之乘我车也，而道加行。故道虽贵，必有时而后重，有势而后行。微夫二子之贶财，则丘之道，殆将废矣。”

　　季孙的家臣公山不狃是季孙采地费邑(今山东费县西南)的宰官，早想强公室，杜私门，但因地位卑下，不得其便。于是，他派人敦请声名很高的孔子到费邑，帮助谋划，孔子久欲实现自己的抱负，未逢其时，很想前去。学生子路不高兴了，说:“没有地方去就罢了，为什么要到公山氏那里去呢?”孔子解释说:“他们请我，难道仅仅是叫我白跑一趟吗?如有人用我，我将使周公之道在东方复兴啊!”不过，孔子并没有去。还有一个名叫阳虎的人，为季氏家臣已20余年，历事季孙宿(武子)季孙意如(平子)、季孙斯(桓子)三相，曾帮助季氏在鲁国进行变革，“有宠于季氏”而执季氏之政。《左传》曾说:“阳虎为政，鲁国服焉”。但阳虎认为季氏“为富不仁”，而代父执政的季孙斯尤其“不肖”，他想敦请声望很高的孔子能够出仕。

　　辅助国君治理好鲁国，“主贤明，则悉心而事之。”但是，孔子不赞成“陪臣执国政”，也不苟同阳虎“亲富不亲仁”的品行，不愿见他。阳虎便给孔子送去一头烤熟的小乳猪，使孔子好依礼去他家拜谢时再谈。孔子不得已，探听阳虎不在家时，依礼前去回拜，不料偏偏在路上相遇了。阳虎说:“来!我和你说说话。”孔子磨不开面子，便走过去。阳虎说:“你怀有一身的本领，眼看国家迷乱你却不去救，这能称作仁爱吗?”孔子敷衍道:“不可以。”阳虎说:“喜欢参与政事，而又屡次错过机会，这能算是明智吗?”孔子说:“不可以吧。”阳虎又说:“时光流逝一去，就不会再回来了哇!”孔子说:“好吧!我迟早会出来做官的。”在鲁国各方面力量的作用下，鲁定公五年(公元前505年)，已经四十七、八岁的孔子被鲁定公任命为中都宰。

　　奔波了大半生的孔夫子，终于在“知天命”之前登上仕途，有了展示其抱负的机会。鲁国中都在今山东汶上县西南、鲁都曲阜西北50公里的地方，地近大野泽，土地肥沃，水草丰富。孔子为邑宰大夫，主张“先富后教”，因地制宜，鼓励民众农牧渔工并举，发展生产;再敷以教化，整饬社会风气，即“养生送死之节”的措施。如按年龄大小供应不同的饮食，按体力强弱分配不同的任务;掉在地上的东西没人随便拾取，别人的东西更不去偷窃了;制作器具不能外华内粗，弄虚作假;整顿社会风气，免得男女混杂;反对厚葬过分的僭越，丧葬按普通棺椁薄葬于丘陵而不能占耕地等等。

　　仅一年光景，一改当年衰颓局面，社会安定，老少咸欢，男耕女织，百姓富庶。《孔子家语》曾这样叙述:“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长幼异食，强弱异任，男女别涂，路无拾遗，器不雕伪，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丘陵为坟，不封不树。行之一年，而西方诸侯则焉。”成为西方列国效法取则的榜样。如此二年，政化大行。三年，中都出现了兴旺昌盛的局面。真正体现了孔子所说的“如有用我者，期月而已，三年有成。”孔子中都小试，政绩卓著，受到国家重视。鲁定公召见孔子问道:“学子此法，以治鲁国，何如?”孔子答对说:“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于是，孔子被提升为鲁国的“司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