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宗驾崩后,朝廷局势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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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史之乱是唐朝的一大劫难,从唐玄宗李隆基晚年爆发,贯穿了唐肃宗李亨的整个统治时期,直到唐代宗李豫继位一年后,才算彻底平定。
然而,唐代宗一朝过得并不踏实,安史之乱带来的内忧外患,始终没有消除,需要小心应对。
唐朝大历十四年(779年)五月,唐代宗驾崩,皇太子李适即位,也就是后世的唐德宗。
唐德宗李适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父皇唐代宗发丧,按照我国古代传统,期限是三年,但”国不可一日无君“,所以唐德宗的发丧时间就被缩短到二十七天,唐代宗更是留下遗诏,提出“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尽量不打扰朝野正常生活。
河内郡公、宰相常衮却不走寻常路,也许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唐代宗的思念,他常常在朝堂上痛哭流涕,逾越礼制,引起了很多大臣的不满。
没几天,常衮更是蹬鼻子上脸,与礼官商议群臣的丧期,说出了这样的观点:“案《礼》,为君斩衰三年。汉文权制,犹三十六日。国家太宗崩,遗诏亦三十六日,而群臣延之,既葬而除,约四月也。高宗崩,服绝轻重,如汉故事,武太后崩亦然。及玄宗、肃宗崩,始变天子丧为二十七日,且当时遗诏虽曰:‘天下吏人三日释服’,在朝群臣实服二十七日而除,则朝臣宜如皇帝之制。”
常衮认为,唐玄宗、唐肃宗驾崩时,群臣都实际服丧二十七天,这次也应该像唐德宗一样,都是二十七天。
中书舍人崔祐甫对此坚决反对:“伏准遗诏,无朝臣庶人之别,但言‘天下人吏,敕到后出临,三日皆释服’,则朝野中外,何非天下?凡百执事,谁非吏职?则皇帝宜二十七日而群臣当三日也。”
崔祐甫表示,唐代宗遗诏说得明明白白,就是皇帝服丧二十七天,群臣服丧三天。
常衮当然不服:“礼非天降地出,人情而已。且公卿大臣,荣受殊宠,故宜异数。今与黔首同制,信宿而除之,于尔安乎?”
常衮辩称礼制要灵活,大臣们受到皇帝恩宠,服丧却跟老百姓一样,不妥当。
崔祐甫一听更来气了:“若遗诏何?诏旨可改,孰不可?”
崔祐甫觉得常衮就没有把唐代宗遗诏放在眼里,但常衮还是坚持自己的意见,两人争执不下,吵得很凶。
之后常衮在一次进殿哭灵时,再次倒在地上,他的随从只能搀扶起来,崔祐甫指着常衮对大臣们说道:“臣哭于君前,有扶礼乎?”
常衮彻底怒了,他上表弹劾崔祐甫”率情变礼,轻议国典“,请求唐德宗将崔祐甫贬为潮州刺史。
潮州当时还是不毛之地,距离长安千里,实际上等同于流放,唐德宗感觉处分过重,就改贬崔祐甫为河南少尹。
但贬斥崔祐甫的诏书发出后,却引发了朝堂上的轩然大波,汾阳王、中书令、太尉郭子仪和遂宁郡王、同平章事、太子太师、凤翔尹朱泚都明确表示,崔祐甫不应当被贬谪。
唐德宗震惊了,他问郭子仪和朱泚:“向言可谪,今言非罪,何也?”
有个背景悦史君要交代一下,从唐肃宗开始由于战事频仍的缘故,宰相一般都有三四个人以上担任,如果有人在外任职或者休息,有什么奏章面上,不是什么大事就不需要挨个人通知,皇帝允许管事的其中一位宰相,把其他宰相的名字都代签后呈交给皇帝,这也是沿用几十年的老办法。
郭子仪和朱泚都在宰相之列,按道理是要签字的,但当时唐德宗即位还不到一个月,而且还在发丧期间,常衮就依照旧例代署了郭子仪和朱泚的名字,奏请唐德宗把崔祐甫贬了。
现在唐德宗问郭子仪和朱泚为何意见反复,两人自然回答从没做过此事,这也就暗示常衮独断专行了,唐德宗怒了,敢情这常衮是在欺君啊。
当时,百官都按序排列在月华门守灵,唐德宗立马就将常衮贬为河南少尹,任命崔祐甫为门下侍郎、平章事,相当于两个人的职务换了一遍。
常衮黯然离开长安,刚刚走到昭应县的崔祐甫则闻诏而返,不久又转任中书侍郎,修国史,仍然担任平章事。
崔祐甫和常衮有多年矛盾,尤其是在唐代宗时期的“猫鼠同乳”事件,崔祐甫让常衮很难堪,常衮经常给崔祐甫穿小鞋,这次算是彻底栽了。
但唐德宗时期的政局更加复杂,升入宰相序列的崔祐甫,也是面临更多的挑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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