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小编带来的《三国演义》中九伐中原的姜维，在历史上比诸葛亮差在哪?《三国演义》里，姜维可以称得上后三国时代最耀眼的人杰之一。在罗贯中的艺术塑造下，姜维武艺高强，智谋超群，加上过人的胆略，以至于其“九伐中原”的精彩程度完全不输于诸葛亮的“六出祁山”。

　　可以说这是小说家笔下极高的赞赏。

　　然而正史里却不是这么回事。陈寿写《三国志》替姜维立传，对他的评价并不友好：

　　姜维粗有文武，志立功名，而玩众黩旅，明断不周，终致陨毙。

　　短短一句话，直接将姜维坚持一生的北伐断言为“追名逐利”、“穷兵黩武”，其言辞之犀利，可谓毫不留情。

　　而与此同时，作为姜维的前任——诸葛亮五伐中原获得的评价却是“天命有归，不可以智力争”，被委婉地称为“有风度”的失败。相比之下，二人高低立见。

　　结果如此，必是原因所致。那么，如果我们以后世人的视角来审视姜维的北伐，他究竟比诸葛亮差在了哪里?

　　先从一件小事说起。

　　公元261年，东吴大臣薛珝因购买战马一事奉命出使蜀汉。归来后，吴主孙休问及当今蜀汉国情，他回答说：

　　主暗而不知其过，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闻正言，经其野民有菜色。

　　大意是：主上暗弱而不知道臣子的过错，臣子也苟且着得过且过，朝堂上没有一句正直的谏言，田野间却满是饥饿的农民。

　　这句来自盟国使臣的答话，因其具备的客观真实性，历来被当作蜀汉后主刘禅主政时期昏庸无能的证据之一。但其实从北伐角度看，这也恰恰暴露出了姜维北伐的第一个问题——内部混乱。

　　这种混乱首先体现在朝政上。

　　在诸葛亮时代，蜀汉的朝政可以用一个词来形容：高效廉明。

　　由于刘备去世前赋予了诸葛亮“君可自取”的政治遗嘱和诸葛亮本人多年来早已积累下的权威，受托孤之命后，诸葛亮在蜀汉的权势可谓说一不二。

　　而他利用这份优势，快速建立了蜀汉最初的朝局：以蒋琬、董允、郭攸之、费祎等为主的优质官员在成都理政，将军向宠等掌管中央禁军，尚书令李严率军把守江州防范东吴，自己则率主力屯田汉中，伺机北伐。

　　这种分工明确、军政结合的方式，很大程度上保证了蜀汉朝政的高效率运作，故而十分有利于诸葛亮的对外战争。

　　而到了姜维时期，这种“高效廉明”的朝政格局很快被破坏，其原因在于刘禅亲政。

　　在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蒋琬、费祎以及“嫉恶如仇”的一代贤相董允接连去世后，刘禅之前被约束的昏庸无道很快便显露了出来。

　　他亲自掌政后，不但肆意重用黄皓、陈袛等无能小人，又仅凭诸葛亮的名声连续提拔才能并不出彩的诸葛瞻(诸葛亮之子)，此外更是随意任用朝堂之上的阿谀奉承之辈……

　　这种由皇帝带头的做派，引发了朝堂上拉帮结派、争权夺利甚至互相的局面，后果便是直接导致了朝政的混乱不堪，继而严重影响到姜维出兵北伐的后方安稳——甚至到最后姜维本人还不得不远离成都前往沓中屯田避祸。

　　与此同时，朝政的混乱不堪，又自上及下地影响了蜀汉的民生基础。

　　民生基础是发动北伐征集兵员、粮饷、器械的直接来源。在诸葛亮时代，由于蜀汉朝政的高效廉明，各地的官员严格执行朝廷的诏令，“唯劝农业，无夺其时，唯薄赋敛，无尽民财”。

　　大多数时候，诸葛亮通过促进蜀地农业、水利、丝织业等发展，使整个蜀汉的民生基础得到比较大的提升，以保证北伐战争具备良好的兵员补充、粮饷供给。

　　然而进入到姜维时期，情况再一次类似。由于皇帝昏庸，朝政昏暗，各地官员大多换成了压榨百姓的无能之辈。

　　在他们的治理下，整个蜀地成了“经其野民有菜色”，人口和经济发展都停滞不前甚至是倒退，民生基础遭到了严重破坏。而这些，自然而然影响到了姜维北伐时筹措兵员、粮饷、器械等，军队的战斗力变得大不如前。

　　因此，在后方不稳以及军队素质下降的情况下，姜维发动的北伐往往虎头蛇尾，甚至会出现大败而归的时候，相比诸葛亮时众志成城、兵精粮足的北伐，便已然输了一个档次。

　　如果说尴尬的内政不是姜维所能控制的(相比诸葛亮是整个蜀汉的实际领袖，姜维只是一个军事统帅)，怪不得他，那么后来在军事领域出现的问题，便只能是他的原因了。

　　姜维在军事领域出现的问题便是在北伐战略上的失当，其具体体现在：

　　众所周知，蜀汉仅有一州之地，相比于独占九州半的魏国，实在是小的可怜。按道理，这种以小博大的局面，本身就要求小国必须得“精打细算”、“量入为出”，而决不能凭一时之勇，只可惜姜维没能明白。

　　从他北伐的次数看，在公元238-262年，这25年间，他一共发动了11次北伐，平均两年便有一次大规模军事活动。

　　而如果细分的话，从238-253年，这段时期蒋琬、费祎主政，还能有效地控制姜维的北伐欲(这16年6次北伐，频率正常)，但当253年费祎被刺身亡后，在军事活动上姜维便彻底失去了束缚，此后连续五年间每年一伐，直到景耀五年(262年)，蜀汉灭亡的前一年。

　　北伐过于频繁的后果便是徒耗国力。

　　相比诸葛亮时代，蜀汉的每一次大规模战争：平定南中(225年)，第一伐(228年)、第四伐(231年)、第五伐(234年)，都是有规律有节制的每三年一次(第二、三伐是局部战争)。

　　休战期时，在史书上经常可以看到“务农殖谷，闭关息民”、“劝分务穑，以阜民财”、“劝士休农于黄沙”……这些恢复国力的举措，加上朝政的良好运作，诸葛亮北伐过后，即使无功而返也不至于国力受损，甚至往往还通过蚕食雍凉能有所得。

　　而姜维北伐则远不及此。他“自以练西方风俗”，又“负其才武”，志在割据凉州，便毫无节制地频频出兵北伐，结果导致了国力的严重损耗。如《三国志.谯周传》：时军旅数出，百姓凋瘁。《异同记》：维好战无功，国内疲弊。

　　更严重的是，姜维北伐过于频繁还招致了蜀汉军政两方的一致反对。车骑将军张翼“每与廷争”，强烈反对频频出兵;谯周作《仇国论》;诸葛瞻说自己有三罪，其二在于不能“制姜维”;黄皓“阴欲废维树宇”，想让右将军阎宇代替姜维;甚至老将廖化到最后也认为姜维实是穷兵黩武……此外诸如董厥、樊建、杨戏这些人，也是纷纷站到了姜维的对立面。

　　这种由北伐引起的无端，使本来就混乱不堪的朝政变得更加暗弱不举，加速了蜀汉的内耗。

　　第二，除了过于频繁，姜维北伐战略的失当还在于攻守错位。

　　从先天的地理环境看，蜀汉据有川蜀之地，以汉中为门户，与中原隔着高大的秦岭，显得易守难攻。

　　诸葛亮时代，其根据蜀汉是小国、难以承受高风险的原则，制订了以守为主、以攻为辅的北伐基本方案：以汉中为驻军、屯田基地，出兵由斜谷道穿过秦岭出祁山，伺机攻占凉州。

　　这种方案的缺点在于运粮艰难(因为要穿过秦岭)，但好处在于北伐遭到失败或敌国来犯时能迅速回防保卫汉中，比较符合蜀汉小国的国情。

　　然而姜维掌军后很快改变了这一保守方案。他的想法是保守战略虽然安全，但不能对敌军造成有效杀伤，因此决定将汉中门户松开，把故汉中太守魏延的拒敌于外方案改为歼敌于内：

　　维建议，以为错守诸围，虽合周易“重门”之义，然适可御敌，不获大利。不若使闻敌至，诸围皆敛兵聚谷，退就汉、乐二城，使敌不得入平，且重关镇守以捍之。有事之日，令游军并进以伺其虚。敌攻关不克，野无散谷，千里县粮，自然疲乏。引退之日，然后诸城并出，与游军并力搏之，此殄敌之术也。

　　他撤了汉中的严阵以待，取而代之的是：

　　于是令督汉中胡济却住汉寿，监军王含守乐城，护军蒋斌守汉城，又于西安、建威、武卫、石门、武城、建昌、临远皆立围守。

　　这种方案，在姜维北伐处于攻势时显得比较有利。他可以将蜀汉的军事中心从汉中移至武都一带(靠近前线，利于运粮)，同时“诱诸羌、胡以为羽翼”，对魏国的凉州地区造成极大的威胁。其中最成功的一次是大破魏雍州刺史王经数万军队(连诸葛亮也没能达到如此地步)，如果能攻陷狄道，便是真的做到了割据凉州，可惜魏国征西将军陈泰及时赶到增援，致使汉军功败垂成。

　　然而，高回报也意味着高风险。当后期蜀汉国力空虚、姜维无力北伐而魏军主动进犯时，这种方案则变得极其虚弱而危险。事实上，263年钟会率军进犯汉中，由于叛徒蒋舒的出卖，汉中的“歼敌于内”方案立刻全面失效，加上邓艾偷渡阴平，最终造成了蜀汉的灭亡。

　　由此可见，虽说期间出现了不可控因素(蒋舒投降)，但姜维的高风险战略安排，也必然要为蜀汉灭国负一定的责任。

　　综上两点战略上的失当，便是姜维北伐差于诸葛亮的第二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