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时代的皇家先帝、先后御容均置于神御殿(曾称影堂)内，神御殿基本在大都(今北京)的藏传佛教寺院中，每位先帝与其配偶的神御殿各有其名，分别设在不同的寺院里，但也有个别的神御殿设在外地，如从世祖时代起，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玉华宫孝思殿中祭供的睿宗帝后御容川。在中央官署也会出现先帝御容，如世祖时代翰林院的太祖、太宗、睿宗御容。

　　元代是肖像画成为独立分科的标志时期。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中可以看到元代帝王肖像画的基本面貌。《元代帝后像册》同样为南熏殿旧藏，均为绢本设色，各纵59.4厘米、横47厘米，分别精绘了元太祖、太宗、世祖及后、成宗、顺宗后、武宗及三幅后像、仁宗及后、英宗及二幅后像、明宗后、文宗、宁宗及后和某后纳罕及三幅佚名后像。这些半身像无论形貌抑或服饰都描绘得十分真实可信，极少奇异之像或美化之迹，其身形体质完全符合游牧民族的特征，衣冠发式也都与元代典籍一一贴合，可见这些帝后像均为非常写实的作品，是研究元代民俗学及服饰史方面的珍贵原始图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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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元代帝后像》册的作者同样不可考，史载李肖岩曾经负责元代皇帝的“御容”。元人张养性在《赠李秘监》 中有一句“至志间曾画御容”，李秘监就是李肖岩。陈高华在《元代画家史料汇编》 中认为，元代皇帝、皇后御容像有很多可能出自李肖岩之手。而据书画鉴赏家徐启雄考证，忽必烈及皇后察必的肖像画作者应是被史家称为“真神笔”的大画家刘贯道。

　　元初画家中，刘贯道的技艺是被当时人认为最高超的，人们评他“集诸家之长，故尤高出时辈”，史载，他在“至元十六年(1279)写太子真金像称旨，补御衣局使”。“御衣局使”主管皇室服装设计、采购、制作和管理。而皇后察必画像的服饰个性特征异常突出。她的头冠称“罟罟冠”(又称姑姑冠)，是蒙古大汗皇后所戴用的冠，用金银饰装饰，并插以小珠花朵。既作为宫廷画家，又主管皇室服装的刘贯道，正是最合适作此画像的人。

　　徐启雄认为，之所以最终确认此画作者，还有最重要的证据，刘贯道的工笔画《元世祖出猎图》中的忽必烈、察必所穿服饰和人物造型特征十分相符，绘画风格也非常一致，应出自一人之手。若这幅画像出自刘贯道之手，忽必烈的形象与实际应该不会有太大的出入。

　　刘贯道绘帝王画像，是在帝王生前。也有在死后绘制的记载，如至顺二年(1331)三月，绘病夭的阿忒纳答剌像等。著名学者史树青在一次采访中说，画家在绘画时，有时“死人躺在那儿，画工在死人对脸画，有时候还要骑在死人身上，这也算是个风俗”。

　　同样，该像册的绘制年代目前在学术界也有争议。尚刚根据画上人物判断，“因册中最后一幅为文宗之子雅克特古思，应绘制在顺帝复仇之前不久”。而以余辉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元代后妃太子像》册“以其工笔功力而言，不及元人;从民族心理的角度看，不太可能是明廷画家的复制品。但绢质乃明朝之物，为清初宫廷画家所用。该册的摹写技巧统一，似出于一人之手，其题签连同《元代帝后像》册的题签亦均由一人所书，书体极似清代的馆阁体”。

　　遗憾的是，《元代帝后像》没有元顺帝的画像，我们也无法了解其是否为“太医脸”，也为其身世留下了千古之谜。

　　最真实的成吉思汗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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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元代帝后像册》里的成吉思汗画像外，国家博物馆也有一张成吉思汗的画像。这幅画像是史树青1953年从民间用几块钱征集到的，他发现这幅画中人物的服饰与《元史·舆服志》中的记载相吻合，很有可能是元朝的画作。据介绍，向史树青提供画像是他的小学同学崔月荣，崔月荣回忆，这幅画是她公爹陈宧任参谋部次长期间，民国初年(大约1912年)到蒙古地区视察时一位蒙古王爷亲自赠给的。《陈宧传》记载，陈宧当参谋次长期间与贡桑诺尔布王爷(俗称贡王)来往密切，与其他蒙古王爷并未发生过关系。由此可以推断，赠送陈宧这幅成吉思汗画像的就是贡王本人。

　　1962年初，启功等著名专家对该画像鉴定后也认为：“从纸地、墨色、人物形象、题鉴文字和用笔等方面考察后，一致断定这是一幅元人的作品。”这幅画像是“世界上最早的、最真实的，是国家一级文物。而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的成吉思汗画像，其形象和服饰，与北京国家博物馆的画像基本相同，但时代要晚一些”。

　　成吉思汗在世时不允许为他作传记，不允许为他作画，不允许把他的名字刻在任何物体上，更不允许死了之后为他建陵墓(即留下了四不遗言)。据《元史·祭祀志》所载，至元三年(1266)，已奉为皇帝的忽必烈兴建太祖庙，供奉先祖、先帝和已故至亲的神位。“至元十五年(1278)十一月，命承旨和礼霍孙画太祖御容”，是年太祖成吉思汗的画像，正是由和礼霍孙绘制出来的。和礼霍孙虽然没有见过成吉思汗本人，但他在作画时，得到了忽必烈的具体指点。他绘出的太祖、太宗、睿宗画像，达到了形神兼备的要求，经忽必烈钦定，被陈放于翰林院，由院官春秋祭祀。所以说，这幅画不一定完全与成吉思汗本人一模一样，但可以说，与本人真实面貌很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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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疑，有资格绘制御容的画家都为一时之选。然而面对一朝天子的威慑力量，画家也无法深入观察和体悟对象的形貌和内心世界。明代王绂的《书画传习录》就对此评论道：“写真固难，而写御容则尤难。何者?皇居壮丽，黻座尊严……又复凛天威于咫尺，不敢瞻视。稍纵而为之，上者斯时亦严乞正心，不假频笑，画者之己慑而气己索矣。求其形似己足幸免于庆，何暇更计及神似耶?” 由于它的御用性质，总是力图将统治者的意志、要求与爱好贯彻其中，因此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因此，我们看到，今天可见到的帝王画像大都流于概念化和程式化，很少有喜怒溢于言表的生动情态，多数呈正襟危坐、不苟言笑情状，显得矜持而肃穆。没有鲜明的个性特征和内心世界的体现，这也是由帝王这种阶级身份的特殊性和独有性所决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