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改革和商鞅变法都是中国历史上有深远影响的变革运动，两者有很多相似处：

　　改革背景都是国家面临严重困境，改革手段都是加强中央集权、调整土地赋税制度，改革目的都是富国强兵，挽救国家命运。

　　甚至改革的核心人物张居正和商鞅也很类似，两人都是旷世大才，聪明绝顶、雷厉风行而不合于俗，并且两人最终下场都是悲剧，商鞅被车裂而死，张居正死后被挫骨扬灰。

　　然而，二者结果却是截然不同，商鞅死后，商鞅变法的成果不仅没有被废除、反而得到巩固深化，秦国自秦孝公至秦始皇长达一百五十年里始终遵循商鞅定下的法制，秦国由弱变强并最终统一六国。而张居正病逝后其改革措施尽数被废，十年改革成果尽毁，大明王朝最终难以自振、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

　　为什么商鞅变法成功了，张居正改革最终却失败了?或许有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两者所处历史时代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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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鞅变法在封建社会刚刚兴起时期，地主阶级是社会变革的主要推动者和受益者，而张居正改革处在封建社会后期，社会结构趋于稳固、地主阶层是既得利益阶层，由于中国迟迟没有产生资本主义经济，地主阶层看不到新兴生产方式的好处，对变革自然缺乏动力。

　　以最关键的土地分配为例，商鞅变法废井田开阡陌、废除奴隶制度等可以使地主阶层更方便使用生产资料和劳动力从而增加自身利益，而张居正改革丈量田亩、官绅一体纳粮使官僚贵族失去部分原来享受的特权，自然遭到他们的阻挠。

　　从社会风气和人的思维来说，战国时期各国变法层出不穷，变法者生守旧者亡成为时人共识，而张居正时代社会阶层固化，绝大多数精英缺乏变革的动力和需求，同时遵循传统、恪守祖制已成为不容许挑战的政治原则，强悍如张居正者也只能小心翼翼、在尽量和稀泥的情况下开展改革。

　　第二个原因是两者所处环境不同。

　　电视剧大秦帝国秦国君臣在国耻石前盟誓变法强国

　　商鞅变法之前的秦国穷困疲弱，一直为中原霸主魏国欺负，连河西之地都被魏国占据，在弱肉强食、战火连年的战国时代，秦国再不变法图强只会走向灭亡，秦国朝野对于变法图强的愿望强烈。

　　而张居正时期，大明王朝尽管国力衰退、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却仍然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帝国，北边与蒙古实现开边互市、持续两百年的战争结束，东南沿海则肃清了几十年的倭寇之患，国家一时陷入了表面上的盛世幻象，朝野上下对改革认识不足、缺乏进行深彻变革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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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个也是可能最为关键的差别是改革造就的利益群体不同。

　　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改革说到底就是动一部分人的奶酪而肥了另一部分人。商鞅变法最为核心的措施军功受爵、废井田开阡陌，这两条从根本上瓦解了旧贵族的经济利益和权力基础，平民甚至奴隶获得人身自由、土地以及向上流社会晋升的机会，只要认真务农、完粮纳税或者参军入伍、杀敌立功都可以获得爵位，而贵族子弟如果没有功劳则不能获得爵位。二十年变法下来，无数的秦国老百姓不仅得以丰衣足食，在政治上也有了向上流动的机会，秦国名将如白起、王翦皆出自士卒行伍，这在当时的六国是难以想象的。

　　在战国时代，一个国家内部有如此庞大的新兴利益阶层，是不会因为一个改革主导者的倒下就消失的，秦惠文王敢车裂商鞅却不敢废除商鞅之法大抵因为这个缘故。

　　再看张居正改革，其核心措施在于丈量全国田亩、官绅一体纳税、一条鞭法，也就是以前不用纳税的皇亲国戚、官僚阶层、有功名的读书人现在也要和平民一样完粮纳税了。

　　这条措施的后果是原来入不敷出、难以维持的朝廷财政立刻好转、太仓钱粮够用十年，但是广大深受压迫的农民并没有得到任何好处，该缴纳多少还是多少，而原有既得利益阶层却是对此恨得咬牙切齿，原本部分对张居正持支持态度的人也转而投向反对者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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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换句话说，张居正改革唯一的受益者是朝廷或者说是国家这个虚幻的主体，除此之外从上到下的其他人都是受害者，皇帝被压迫的没有皇权威严，勋贵官僚直接被釜底抽薪，老百姓要遭受变革的折腾，所以张居正一死，这种反扑的浪潮如此之大，仅靠几个心怀理想的改革派官僚自然难以抗衡。

　　张居正死后遭到抄家、清算

　　因此，从改革博弈角度看，商鞅变法造就了以新兴农民和军功士卒为代表的新兴利益阶层，并且这个阶层在经济资源和权力方面的实力已足以碾压守旧阶层。而张居正改革除了为数极少的改革派官僚，并没有促生新的改革受益阶层，维护改革成果的力量太过薄弱，经不起守旧势力反扑。

　　历史不能假设，秦国靠商鞅变法强大起来、最终完成统一大业，大明王朝对给自己做手术的张居正进行了挫骨扬灰的羞辱、也断送了自己的命运。然而，不论如何，商鞅和张居正作为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改革家、政治家，永远值得后人尊敬和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