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一位活了八十多岁的封建帝王来说，五十来岁恰好是盛年，也是执政的黄金时期。再者，大凡封建帝王，没有一个不贪恋权势的，只要不受外力逼迫，只要健康状况尚可，只要还能安安稳稳地坐在龙椅上，没人情愿将皇权拱手让人，哪怕继任者是自己的亲生骨肉。在这一规则下，宋高宗盛年主动把皇位让给养子赵眘的举动，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五月，宋高宗突然提出要禅位，右相朱倬认为“靖康之事，正以传位太遽，盍姑徐之”，意思是说，北宋的灭亡，与当年宋徽宗匆忙传位，致使朝政陷入混乱、金兵趁机而入，有着莫大的关系，传位一事应当慎重，更应当从长计议。对于朱倬的合理建议，宋高宗不理不睬。六月十日，宋高宗以“老且病，久欲闲退”(见《宋史》)为由，下诏传位皇太子赵眘，自称太上皇帝，移居德寿宫。六月十一日，赵眘即位，是为宋孝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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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高宗一向身体强健，禅让时，不过才五十六岁，而且，身体并没有不适，后来又当了二十五年太上皇帝，直到八十一岁才寿终正寝，所以自称“老且病”显然是饰词。再者，宋高宗禅位前，南宋军队刚刚在采石之战中大败金人，迫使金帝完颜亮为部将所杀，造成金国一度政局动荡不安;而南宋却边境寝宁，国内安稳，人心振奋，民呼万岁，并不存在迫使宋高宗禅位的外界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宋高宗主动禅位，既让人纳闷，也让人深思。

　　有人认为，宋高宗固然贪恋权势，却又苦于国事忧勤，所以，愿意以太上皇帝的身份继续享受皇帝的尊荣，却又可以免于国事的困扰。然而，事实上，宋高宗禅位后，并没有就此躲在深宫，颐养天年，不问朝政，而是一到关键时刻，大至对金和战，小至官吏任命，他都会出面干涉，多方牵制，寸步不让，说明他还是愿意为国事忧勤，还是对权力狠抓不放，并非他所讲的“久欲闲退”。其实，宋高宗盛年禅位，有着不可告人的深层次原因。

　　众所周知，历代皇帝传位，都会选择一个对自己感恩戴德之人作为接班人。宋高宗生平只有一子，名叫赵旉。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三岁德赵旉在随父奔逃中，受惊吓而死。此后数年，宋高宗一直未再生子，而朝野上下主张确立“根本”的呼声却越来越高。不得已，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宋高宗以宋太祖的裔孙赵眘(初名赵伯琮)为养子，并当作内定的储君来培养。到了绍兴三十二年(公元1162年)，赵眘已经在皇宫生活了三十年，明知皇位非他莫属，虽然嘴上不说，但心里未必不着急。岁月催人老，宋光宗就曾因等到胡子白了，怨恨赵眘不及早传位于他。亲生儿子尚且如此，养子可想而知。如果等到宋高宗临终时再传位，赵眘很可能年过半百甚至年过花甲，这样不仅不会对宋高宗有感激之情，反而会产生怨恨，使宋高宗盛年禅位施恩之意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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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者，宋高宗属于宋太宗一支，亲生儿子赵旉夭折后，按照血缘关系远近，他应该将皇位传给宋太宗的其他裔孙，毕竟符合条件的大有人在。然而，宋高宗却经过再三斟酌，最终选择了宋太祖的裔孙赵眘为接班人。这种改弦更张，舍近求远，置宗室利益于不顾的行为，势必会招来种种非议，特别是会引起宋太宗一支的不满。再者，以太祖子孙继位，打破传统惯例，也势必要遭到统治集团中许多因循守旧之人的反对，甚至产生变故。所以，宋高宗只有生前禅位，再以太上皇帝的身份压阵，才能确保传位计划的顺利执行，才能确保南宋政治稳定。事实证明，宋高宗以太上皇帝身份作为赵眘的后台，震慑朝廷，赵眘以非嫡长子的身份即位后，朝野上下，风平浪静，没有一人敢有半点异议，这在宋朝历代皇帝传位中是极其罕见的。

　　宋高宗传位赵眘，除了顺应多数士大夫的愿望，赢取归还太祖裔孙帝位的美名，还有难以启齿的目的。“靖康之难”中，除宋高宗侥幸漏网外，徽、钦二帝的近支宗室全部被金人掳掠到北地，终生未能归国。其实，早在绍兴十三年(公元1143年)，也就是宋金和议、韦太后归国的第二年，金人就“有归钦宗及诸王、后妃意”(见《宋史》)，而宋高宗为了保住自己的皇位，为了掩盖生母在金国嫁夫生子的宫廷丑闻，始终没有做出回应，致使“诸王、后妃”惨死异国他乡。这种一味屈膝投降、极端自私自利的做法，必然会引起宋太宗其他裔孙的怨恨，其百年之后，必然会遭受攻击和谴责。宋高宗选择盛年禅位，然后，作为太上皇帝在幕后继续维护对金妥协投降路线，不仅可以维护自己死后的声誉，还可以阻止宋太宗裔孙登上皇位。

　　谈到宋高宗盛年主动禅位，还有一个因素往往被人们忽视，即宋高宗的一贯贪生怕死。南宋建立后，面对金人多次寇掠，谈金色变的宋高宗从南京跑到杭州，从陆地跑到海上，特别是完颜亮南侵，差点又让他浮海远遁。一次次的逃生经历，使宋高宗认识到，皇帝虽然显赫，但同时也是金人追击的靶子，一旦遇有危难，以皇帝的身份逃窜很扎眼，也很不方便;如果当了太上皇帝，关注度会大大降低，逃命要容易的多，也安全的多。当年，面对金人咄咄攻势，已经退位的宋徽宗可以从容地“如亳州，百官多潜遁”，宋钦宗也想“出襄、邓”，却被“李纲谏止之”(见《宋史》)。宋高宗主动当太上皇帝，显然是在效仿父亲宋徽宗。事实证明，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也就是宋高宗禅位的第二年，南宋军队被金兵打败，消息传来，宋高宗“日雇夫五百人立殿廷下，人日支一千足，各备担索”(见《朱子语类·高宗朝》)，已经做好了逃命的架势。如果不是已经禅位，他岂能说跑就跑。所以，便于逃跑也是宋高宗盛年禅位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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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宋高宗主动禅位，也与宋金议和失败和全国抗金形势有关。当年，宋高宗为了促成议和，为了偏安一隅，曾以“莫须有”的罪名杀掉了抗金英雄岳飞，致使亲者痛，仇者快，也造成了日后南宋对金战争的被动局面。此后，金兵对南宋的军事进攻依旧。想到岳飞生前所说的“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见《宋史》)，想到岳飞的先见之明，想到金人出尔反尔，贪得无厌，撕毁和约，频繁剽掠，一心坚持投降路线的宋高宗脸上是有些挂不住的。赵眘即位后，同年年底便为岳飞昭雪。这种涉及宋高宗声誉的政治敏感事件，如果不是得到了宋高宗默许，一向以孝著称的赵眘，是无论如何也不敢造次的，所以，赵眘在诏书中一再强调是“太上皇帝念之不忘”，自己不过是“仰承圣意”而已。应该说，宋高宗在位时早已有心为岳飞平反，但又放不下皇帝说一不二的架子，索性及早禅位，让急需人气、急需威望、急需朝野支持的赵眘当这个好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