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如白驹过隙，世事如白云苍狗。秦王赢政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刘邦47岁，在泗水亭亭长任上已经超过十个年头，娶妻生子，沉迷酒色，十年无所升迁，不求上进。若不是两年前去咸阳服徭役，见到秦始皇时一不留神说出来那句“嗟夫，大丈夫当如此也!”甚至难免让人怀疑，当年那炽热的“游侠梦”也早已落满尘埃。

　　也许，那份“游侠梦”确实曾经在漫长的泗水亭亭长生涯里无可救药地黯淡过——毕竟，那是十余年漫长的枯燥时光;毕竟，刘邦已经从血气方刚的青年逐渐步人不尴不尬的中年。要求一个踏上奔五之路的中年人继续青少年时代的激情澎湃的“游侠梦”，确实不太现实。然而两年前的咸阳之行，对刘邦尘封的“游侠梦”显然有着强烈的刺激。梦想再次被激活。47岁这年，刘邦“夜解从所送徒”，抛弃了秦帝国体制内的小官吏身份，亡人芒砀山中，回归游侠。在即将到来的秦末风云变幻中，游侠刘邦终于得以凭借“任侠仗气”而成就了汉王朝的数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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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解汉王朝建国之路上的游侠背景，是解开汉帝国内部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的第一把，也是最重要的一把钥匙。因为之后所发生的一切，分封异姓诸侯、白马之盟、吕后称制、无为而治等政治命题的出发点，都基于这一点：汉帝国原本是以游侠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

　　日本学者守屋美都雄曾在《关于汉高祖集团的性质》一文中详细考察了刘邦集团的客、中涓、舍人、卒等组成群体，并得出结论，认为他们在秦末乱世选择与刘邦结合，是基于一种互相平等的信赖感。换而言之，这种平等的信任感的来源，正是刘邦的“任侠仗气”。这一“任侠仗气”最显著的体现，是刘邦入蜀之时，楚国与其他诸侯门下，仰慕跟从刘邦者达数万人——期间已颇有信陵君门下食客三千的风范。

　　如果稍加留意，并不难发现，以游侠之风在秦末中取得成功的，并非只有刘邦一人。王陵，曾经是刘邦游侠之路上的“兄长式人物”，同样也以游侠之身聚众数千人，成为一股不容忽视的反秦力量。其他如英布、彭越等人，同样均以游侠起家，为众豪杰所推举;刘邦曾经的门主张耳，则更不必说了，乃是反秦运动中极著名的游侠领袖。可以说，当秦末乱世来临，因为秦帝国的严密法家网络而隐匿民间的战国游侠之风，趁势再度复活，并最终左右了历史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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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众所周知，张良、韩信均是由战国末年没落诸侯贵族转化而来的游侠。细究他们与刘邦之间的关系本末，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一开始双方并未形成所谓的“君臣关系”。他们之间的联系纽带，正在于“游侠”二字。游侠间的重然诺，轻生死，于二人身上体现极为充分——张良作为诸侯信使出使刘邦，恰逢汉军败绩，岌岌可危，旁人劝张良速速离去，以免受池鱼之殃，结果却被张良以汉王与我任侠相交，此时“亡去不义”而拒绝。同样，当楚汉之争进入关键时刻，旁人劝第三方关键力量韩信乘机达成三足鼎立局势时，当年的游侠，如今的齐王韩信拒绝了这一提议，理由同样是“汉王待我极厚”，不忍背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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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刘邦的缘故，游侠之风，在汉初的社会生活当中相当盛行。刘邦崇拜信陵君的养客之风，所以善于养客的陈稀也因此得到了刘邦近乎无条件的信任——陈豨在为代相期间，一度“从车千乘”，门下游侠食客如云。游侠朱家敢于收留亡命游侠季布，并为之设法向刘邦求情，其间也有看准刘邦的游侠本性这一原因在其中。所谓“得黄金百斤，不如季布一诺”，所体现的，正是汉初社会对游侠精神的一种普遍认同。这种认同，是伴随着游侠刘邦，以一种游侠的方式建立汉帝国而来的——芒砀山中的流寇集团，萧何、樊哙等组成的丰沛旧人集团，是刘邦建国之路上的最基础的军事力量和组织力量，二者的初始结合方式，均带有强烈的游侠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