伏阙谏诤和进谏一样，都是是指臣子们跪伏在皇宫门前，以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姿态对皇帝进行激烈劝谏的举动。在我国封建社会里，伏阙谏诤的事情屡有发生。明代官僚士大夫的伏阙谏诤活动，尤为惨烈，其中最为悲惨的要数嘉靖三年七月的伏阙谏诤，200多名大臣一起跪在皇宫门口，嚎啕大哭，声震整个宫廷，却最终以失败告终。

　　在明朝初期，臣子们与皇帝的冲突并不明显。到了明成化时期，士大夫群体伏阙谏诤与皇帝争是非的现象开始增多。从成化初年到明朝末年，发生了10多次群臣伏阙谏诤的事件。好多大臣们一起跪伏在宫门前，嚎啕大哭，磕头不已，劝谏皇上改变或收回某一项决定。伏阙谏诤成为明朝中期以后政治生活的常态。明代士大夫的伏阙谏诤事件不仅多发，而且往往以士大夫失去身家性命为代价，具有很浓的气味。

　　成化四年，慈懿皇太后钱氏去世。钱氏是英宗的皇后，而宪宗的亲生母亲是英宗的贵妃周氏。宪宗即位后，把亲生母亲周氏也尊为皇太后。周氏想在死后单独与英宗合葬在裕陵。于是钱氏去世后，宪宗就下令另外选址安葬钱氏。大臣们却认为钱氏是正后，英宗当年又有遗命说将来与钱氏合葬，所以必须把钱氏与英宗合葬在一起。在上书劝谏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大臣们就跪伏在文华门外叩头大哭，要求皇帝立即做出决定，收回成命。迫于群臣压力，宪宗最终同意了大臣们的请求，大臣们取得了伏阙谏诤的胜利。

　　然而，大臣们能在伏阙谏诤中取得胜利的情形毕竟是少数。

　　明正德皇帝喜欢狩猎、巡游，恣意玩乐，不理政事。正德元年，大学士刘健和户部尚书韩文等人率领九卿科道伏阙谏诤，要求正德皇帝诛杀太监刘瑾等人。正德皇帝不听，下旨宽恕了刘瑾等人。大臣们于是都作罢散去了。这次伏阙谏诤失败后，内阁大学士刘健、谢迁等削籍为民，待刘瑾被诛之后才重新被任用。

　　正德十四年，正德皇帝想到江南去巡游，还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太师镇国公朱寿”。这个时候，江西的宁王朱衰壕正准备造反，局势十分危急。六科给事中徐之鸾等人担心皇帝的安危，纷纷上疏劝阻正德皇帝南巡。上疏两天后没见回信，群臣开始伏阙谏诤。正德皇帝命令群臣退下，但大臣们进行了更为激烈的伏阙谏诤。正德皇帝看到有100多个大臣不听自己的命令，和自己对着干，不由得龙颜大怒。他下令将这些伏阙谏诤的大臣们罚跪五日。罚跪五日以后，正德皇帝又将这些大臣们廷杖,“杖之甚重，号哭之声彻于禁掖，往往舁归私宅几绝，复苏”。有10多人被打死，还有些大臣则被打入大牢。由于大臣们的伏阙谏诤，正德皇帝没有马上南巡，但最终他还是找了个借口去了南方。此次伏阙谏诤以大臣们的惨败而告终。

　　武宗死的时候没有子嗣，大臣们与皇太后商议，决定让藩王的世子也就是武宗的叔伯兄弟朱厚熜继承皇位。朱厚熜就是后来的明世宗。明世宗想追封自己的生父兴献王为皇考，改称武宗的父亲孝宗为皇伯考。以内阁首辅杨廷和为首的大臣们认为这种做法不合礼制，就一再上疏反对世宗的这种做法。世宗不听，君臣之间就起了冲突。

　　嘉靖三年七月，200多名大臣进行了伏阙哭谏。他们跪在左顺门下，一边大哭一边高声呼喊“高皇帝”“孝宗皇帝”，声音震动了整个宫廷。明世宗下令记录参加哭谏的大臣们的名字，并把领头的学士丰熙等8个人抓进了监狱。结果修撰杨慎、检讨王元正等人继续拍着宫门大哭，场面更加激烈。明世宗更加愤怒，命令锦衣卫将参加哭谏的180多人进行廷杖。其中翰林编修王相等17人被打死。几年过后，凡是参与左顺门伏阙谏诤的官员几乎全被明世宗收拾掉了。明世宗逐步实现了将生父兴献王尊为皇帝的心愿。

　　这次明代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多的群臣伏阙谏诤事件，同样以大臣们的惨败而告终。

　　伏阙谏诤体现着官僚士大夫阶层对于心目中公理的持守。身居高位的士大夫把据理力争看作是他们的职责所在。他们认为对皇帝的过失进行劝谏是臣子的本分，所以他们不惜以死抗争，以成全自己的名节。从伏阙谏诤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士大夫阶层并不认为皇帝的权威是绝对的。他们认为“礼制”“公理”要高于皇帝的权势。当然，伏阙谏诤作为士大夫群体的一种劝谏方式，并不会改变皇权的统治地位，也不会从根本上否定皇帝的存在。因此，伏阙谏诤这种抗争对皇帝的影响有限。即使如此，明代官僚士大夫群体对国家政治走势的积极干预，还是使得皇帝任意而为的倾向在一定程度上被弱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