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帝前四年，汉开国功臣，平灭吕氏、迎立文帝的元勋绛侯周勃免相就国，结束了他辉煌的政治生涯，退居封地绛县(今山西侯马市东)。久经宦海，面对了太多的杀戮，张侯已是心存畏惧，家居见客时常陈兵列甲。于是有好事者告发周勃谋反。文帝命廷尉审理此案，将周勃看押在廷尉监狱。此事被文帝之母薄太后知道后，责骂文帝糊涂，想那周勃诛灭吕氏之时，掌握着皇帝玉玺，统率着精锐的北军，尚且不反，如今退居小小的绛县，反而要谋反了?文帝一时语塞，很快释放了周勃，恢复了爵位。由于太后明理，绛侯只是虚惊一常周勃的儿子条侯周亚夫就没那么幸运了。汉景帝三年，吴、楚等7国叛乱，周亚夫受命于危难，被景帝任为太尉，统兵平乱。

　　凯旋之后，周亚夫深得景帝尊宠，于景帝七年升任汉丞相。至景帝中三年周亚夫免相家居。景帝后元年，条侯周亚夫受儿子盗买县官器物一案牵连，入狱受审，不堪受辱，而亡。如此一位大功臣这么快就从荣誉的峰顶跌落尘埃，究其原因主要是得罪了皇帝一家子，七国之乱时，叛军首行攻击的是梁国，而梁国刘武与景帝是同母兄弟。当时周亚夫在出征前已定下战略：不与剽悍的吴楚联军争锋，用梁国吸引住叛军，然后出奇兵断绝叛军粮道，叛军当不攻自破。景帝批准了这一战略决策。但此时梁王已被迫死守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岌岌可危。情急之间他多次向条侯求援，但条侯只是坚守，遣轻骑兵直插淮泗口(今江苏洪泽湖中)，切断了叛军的粮道。

　　梁王只得直接向景帝求援了。景帝顾及兄弟而不管既定战略，竟下诏令周亚夫发兵救梁，但条侯周亚夫却是“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守至叛军因断粮而退兵时，才率精兵出击，一举击破吴、楚联军，平息了一场大乱。梁王却对周亚夫“见死不救”怀恨在心，每次朝见景帝时都要说他些坏话，加上窦太后在一旁帮腔，所谓积毁销骨，景帝也不能不受影响。周亚夫在丞相任上也多次抵触景帝，景帝要废黜太子刘荣(即栗太子)改立宠妃王夫人之子刘彻(即日后的汉武帝)为太子，周亚夫认为不应轻易更换储君，景帝从此开始疏远了亚夫。约在景帝中三年，窦太后提出要封已册为皇后的王夫人的兄长王信为侯，以赏外戚，景帝认为即便表示谦让也应缓封，但窦太后认为应乘本人健在时封赏，免留遗憾。景帝无奈，只能找丞相周亚夫商议此事，鲠直的条侯搬出高帝“非刘氏不得王，非有功不得侯”的盟约，景帝只能作罢。

　　过了不久，匈奴王徐卢等人归降，景帝想封他们爵位以劝后来者。但丞相周亚夫指出若加封背叛主人的人，又如何来指责失节的臣子呢?景帝不以为然，宣称丞相之议无效，竟封徐卢等为侯。条侯周亚夫于是称病不上朝，最后被罢免了丞相之职。过了几年，景帝后元年，某一天，有官吏上门责问闲居在家的周亚夫，讯问有关皇家兵器盗卖案的情况，条侯凭着贵族身份竟不置一辞。原来是条侯的儿子为父亲在准备今后的陪葬用品时，收买了一批皇家仪仗使用的盔甲盾牌之灯，共有 500具，采买过程中，雇工很是辛苦，而支付报酬时得罪了帮助办事的，于是告发条侯之子盗买皇家器物的状子递了上去。这原本是可大可小的事，只是景帝已不再宠信条侯，正好借题发挥，将此案交廷尉申理。后听说条侯竟拒答审案官吏的质询，更是火上浇油，只说了一句：“我不用也。”

　　对景帝这句话后世有多种解释，主要有二，一是根本不用条侯对质也可定案;二是向办案人员表示朝廷不会再起用条侯了，尽可放手审理。随后条侯周亚夫就被送进廷尉监狱，原本是受到牵连，就因为景帝的态度，条侯似乎成了主犯。廷尉审讯条侯也是硬往谋反罪上套。当条侯辩解这些器具只作陪葬品用时，审案的官吏竟指称“侯爷是要在地下谋反了”。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于是乎主审官逼供，狱吏虐待，无以复加。条侯周亚夫被捕时就想自杀，但由于夫人的劝阻而未遂，此番见官吏如此诬赖逼供，知断无生理，于是他，以表清白，五天以后竟吐血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