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之后以“忠”事君

　　张廷玉乃康熙朝大学士张英之子。张英曾做过康熙太子的师傅，也是康熙朝宰相，为官清正廉洁，从不仗势欺人。张英致仕(退休)前一年，张廷玉考中进士，并被选授为翰林院庶吉士(储备干部)，从此踏上了长达五十年的仕途。如果将张廷玉五十年的为官生涯比作一条长河的话，那康熙朝就是他从政的源头，雍正朝则是他为官风生水起、大江奔流的时期，到了乾隆时期，这条河流虽也奔流，但场面已是缓缓流淌，再难掀起什么浪花来了。

　　雍正是一位立志改革的君主，能在雍正手下任职并不容易，稍有纰漏便有生命之虞，这并非没有前车之鉴，年羹尧、隆科多居功自傲，最后被赐死，就是最典型的两个例子。在这种情况下，张廷玉是如何获得雍正信任的呢?

　　首先有一个前提就是，张廷玉在康熙晚年诸皇子争储的斗争中并未倒向任何一方，这是雍正对张廷玉没有成见的条件，也是雍正保留这一前朝大臣的主要出发点。再有就是张廷玉才思敏捷，能揣摩、把握雍正的心思。这从他奉命编写《圣祖仁皇帝实录》(即康熙实录)和《明史》就可看出。

　　这一切维护雍正形象的忠君之举，自然被雍正看在眼里，记在心里，张廷玉也因此被雍正视为“股肱”。史载，张廷玉曾患小病。病愈之后，雍正对近侍说：“朕股肱不快，数日始愈。”臣属闻知，争来问安。雍正笑对群臣说：“张廷玉有疾，岂非朕股肱耶?”雍正、廷玉君臣关系，可见一斑!

　　办事干练低调为官

　　除了编史，张廷玉最主要的任务就是缮写上谕。西北战事开始之后，张廷玉协助雍正完善了军机处。军机处后来成为国家军政大事的决策机构，而张廷玉就是其中的办事大臣。军机大臣虽不参与决策，只是“跪受笔录”，但平日缮写上谕、处理文书既是一项体力劳动、也是脑力劳动，而张廷玉都能办得井井有条，未曾出过岔子。雍正每次口授片刻，张廷玉便可拟就，即便每日十数次也是如此，其文思敏捷实难一般人所能企及。

　　在清廷对准噶尔用兵吃紧之际，羽檄交驰，每日属吏请求张廷玉指示和批阅的文件常达百数十人，但即便如此，张廷玉也没有耽搁或是做错过一件事。史载他时常坐在轿中还在办公，甚至傍晚回到家中还要熬夜加班，以使第二天能及时拿出处理意见。雍正皇帝称赞道：“尔一日所办，在他人十日不能及也。”

　　虽被皇帝称赞，但张廷玉深知“谦受益，满招损”的道理，他身处中枢机要之地，对“言多必失”的古训感触颇深。因此他时刻保持着小心谨慎的“作风”——从不留片稿于家中，也绝少让家人得知朝中政事。不仅如此，他还很少结交外官，从政多年“无一字与督抚外吏接”。他时刻以皇帝的意志为转移，少说多做，或者是只做不说。

　　对于被世人诟病的“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张廷玉也保持着警惕，时时刻刻都不忘记一个人臣的本分。据《安徽省志》载：某次张廷玉的弟弟张廷珩参加殿试，康熙在看了张廷珩的文章后，大加赞赏，要拔为一甲(共三名，即状元、榜眼、探花)。但在张廷玉的再三请求之下，最终将他降为二甲第一。不久张廷玉的儿子也参加殿试，同样位列一甲，但在张廷玉的坚持下，也被降为二甲第一。

　　张廷玉终其一生，可称得上是三朝政坛不老翁，而他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关键在于他的为官之道——忠、贤、愚。忠即是对皇帝尽忠，绝无私心;贤即才华、办事的能力，对于明君来说，这一点必不可少;愚即是要该糊涂时就糊涂，不与皇帝争功。张廷玉之所以能侍奉三朝为官五十载，与这三者的灵活运用关系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