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改用新的帝号，称为始皇帝，并规定继者称二世、三世，以至于万世。这是《史记》所记载的。但据《说苑·至公》的记载，起初秦始皇在考虑采用什么方式传王位这个问题时，曾经有过要用禅让制的想法。

　　秦始皇帝既吞天下，乃召群臣而议曰:“古者五帝禅贤，三王世继，孰是?将为之。”博士七十人未对。鲍白令之对曰:“天下官，则禅贤是也;天下家，则世继是也。故五帝以天下为官，三王以天下为家。?秦始皇帝仰天而叹曰:“吾德出自五帝，吾将官天下，谁可使代我后者?”鲍白令之对曰:“陛下行桀、纣之道，欲为五帝之禅，非陛下所能行也。”泰始皇帝大怒曰:“令之前!若何以言我行桀、纣之道也?趣说之，不解则死。”令之对曰:“臣请说之。陛下筑台干云，宫殿五里，建千石之钟，立万石之簴。妇女连百，倡优累千。兴作骊山宫室，至雍相继不绝。所以自奉者，殚天下，蝎民力。偏驳自私，不能以及人。陛下所谓自营仅存之主也。何暇比德五帝，欲官天下哉?”始皇訚然无以应之，面有惭色，久之，曰:“令之之言，乃令众丑我。”遂罢谋.无禅意也。

　　对于以上这段记载，过去人们一般都不大相信它。究其原因大概主要有两方面:第一，此事在《史记》中没有记载，而《史记》所不记的内容，学者往往会不加相信。第二，说那个赫赫有名的专制君主秦始皇有禅让思想，乍然听起来似乎不合情理。所以《说苑·至公》的这段材料，长期以来没有受到人们重视。但我们若将这段材料与《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的有关内容联系起来，作—番比较和分析的话，那就可以发现，《说苑·至公》中所记载的这件事，表面采着是不见载于(史记》，而实际上这件事与当时的客观事实是相吻合的，亦与《史记》中的有关记载相吻合;故可以判定:《说苑·至公》的这段记载属于可信。

　　我们知道，秦始皇时曾设置很多博士官以充当顾问。凡朝廷要制定或要实施某些重要政策之前，往往先叫博士们或臣僚们议论一下该政策的优劣得失，供秦始皇斟酌考虑，然后加以批准执行。郡县制的施行就是经过这样的方式和程序而落实的。

　　用什么方式传王位这件事与是否要实行郡县制那件事，其政治意义十分相同，都是属于秦朝当局要加强政权建设、巩固统治利益的重要措施，所以秦始皇要召博士们来议论—番。这一点《说苑》的记载与《史记》的记载是相一致的。显然秦始皇原先是有采用禅让制的打算，只因博士们对此事都沉默不发言，又加上被的白令之斥责了一番，秦始皇才因此取消了原来的想法而“无禅意”。由于受当时的客观情况的限制，秦始皇想用禅让方式传王位的想法不可能成为事实，但却不能就此便轻易否定秦始皇初时有过这种想法。

　　实际上，秦始皇有禅让思想并不是—件奇怪的事。战国时“让贤”说曾一度在社会上广泛流行，很多人不但深信古代真有过尧舜禅让的事，而且有的人还仿而行之，希望自己也能像尧、舜那样扬名青史，流芳百世。先秦文献就记载了那时曾经相继发生过魏惠王打算让位给惠施、秦孝公想要让位给商鞅和燕王哙让位给子之等事件。其中燕王哙让位给予之的事乃是真真实实地发生的，非常有震动性，所产生的影响也甚为深广。尧舜行禅让之说虽然是儒家吹捧的，然而在崇尚法家学说的秦国，其统治者亦受到“让贤”说的影响;所以从秦孝公时代到秦始皇时代，统治者中不断有人做出向往禅让的行为。有的人例如相国吕不韦，还在理论方面对尧舜行禅让的事加以认可和用力宣扬。那么秦始皇想要行禅让，其实是属于仿效先例，步前人之后尘罢了。秦始皇认为自己成功地统一了天下，功德足以压倒一功帝王，宜与尧、舜等古圣贤王同光于史册，故而要搞一番行禅让的举动，以显扬美名。看来，秦始皇想要行禅让这件事，既符合秦始皇贪慕虚荣的骄奢心理，又符合当时行禅让之说曾经甚为风行的客观情况。《说苑》记载的决不会是无中生有的荒诞之说，实在可以补充《史记》记载的不足。可是为什么长期以采，《说苑·至公》篇中所记载的关于秦始皇欲行禅让这段如此有参考价值、甚为重要的材料，竟然会被人们所忽视呢?笔者认为其中主要原因大概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因为人们对秦始皇十分憎恨而不想让他沾尧舜之光。—般来说，尧舜是人们普加歌颂的贤君，而秦始皇则是人们普遍唾骂的暴君。特别是在西汉初期，人们对秦始皇的苛治耳闻目见，因此对秦始皇欲仿尧舜行禅让这件事，是不乐于讲述的，以免尧舜的美名被秦始皇玷污了。司马迁是汉初人，他的思想行为与当时人的思想行为必然相一致;所以司马迁的史书中对那件事不加记载，是不足为怪的。

　　第二，因为人们对《史记》材料的可靠性过分迷信。司马迁《史记》从其问世起就获得高度评价，汉代一流的学者诸如刘向、扬雄、班固等人都一致公认该书是部“实录”。班固曾强调说:“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汉书·司马迁传》)。这基本上成了学术界评价《史记》的主流。所以作为正史之首的《史记》，其内容往往是史家们、学者们考证史事和研究历史问题的权威性材料。再加上有关秦始皇的事迹，—般只是多见载于《史记》一书，其他的书籍对此记载甚少;因此很自然地，《史记》中这方面的材料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就会特别高。

　　第三，人们对《说苑》中某些史料的价值认识得不够。《说苑》—般地被人看作是杂史，所以从整体而言，此书的史料价值及学术地位是大大低于《史记》的。其实，《史记》的材料固然可靠可用，但不能说都绝对可靠可用;也不能说有了《史记》的材料就可以完全摒弃任何其他材料了。从实际讲，秦始皇一生事迹有那么多，司马迁不可能在有限的篇幅中完全不漏删口以记述。其对某些事情有所忽略不加记，甚至是有意识地不记，是完全有可能的。因此，不能把被司马迁忽略未记的某些事都—概认为是不可信。《说苑》主要是刘向取用朝廷秘藏档案、书籍写成，原该值得重视。正如研究《说苑》一书富有成就的某学者所认为:“《悦劾的取材，十分广博……其中十之/九，还可在现存典籍中探讨源流，互相参证。但有一部分却是早巳散佚，文献无徵，只靠《说苑》保留它一点遗文琐语了。与他书互见的，可以参验比校:供我们考证勘定之用;所仅存的放失旧闻，就更值得珍视了。”此话讲得颇合理允当。应该承认，《说苑》书中不免夹有—些可列为是有问题的内容，它们往往多是年代较为久远的史事，由于辗转相传，才令史事走样以至失实。而西汉与秦始皇时代距离不远，西汉人所记述的秦始皇事迹，一般而言，该不会有较大的走样与讹误。再说西汉后期的人对秦始皇的憎恨感不会像汉初人那样强烈，人们在一定的场合下提及并且认可秦始皇的某些具有善行性质的行事，是正常的。所以刘向在编撰《说苑)时就用上了这则材料。总之，《说苑·至公》中那则关于秦始皇事迹的内容，应该是司马迁写史时所遗漏或有意不用的内容，甚至可能是司马迁所未曾见的内容，实在值得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