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历史记载，万历十四年后，神宗就开始连续不上朝。

　　自万历十六年后，常朝也经常看不到神宗身影。

　　万历十七年元旦后，神宗以日食为由免去元旦朝贺，此后每年元旦神宗再也不视朝。

　　为何万历爷不上朝呢?

　　其实，这要谈到明朝的文官系统。明朝文官集团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凶悍的一朝文官。这不得不归功于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创立的无宰相官员体系，以及他后代创立的内阁体系。

　　明朝的文官集团以言官为首，内阁封驳权为辅，使得他们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拥有权力最大的文官集团。权力大到能够与皇权相抗争甚至制约皇权。

　　1572年7月5日，隆庆皇帝龙驭上宾，刚刚9岁的皇太子朱翊钧即皇帝位。

　　父皇刚刚驾崩，年幼的皇子即将坐拥大明的江山，在小皇帝的身边，有着一些精明慈爱，又忠心耿耿的长者。他们运用自己的智慧和品格，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万历以后的执政路途。

　　慈圣皇太后处理内政强势果断，小皇帝总是会跪在庭前恭候慈驾，有时甚至会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

　　要是太后异常愤怒，皇帝甚至会受到长跪的处罚。

　　然而，对小皇帝要求最严，帮助最大，影响最深的，无疑是万历心中永远的“张先生”张居正。

　　张居正是万历皇帝的第一严师。

　　1572年秋天之后，万历每天的功课就是经书、书法和历史。上午处理奏章，学习功课，下午依然还要复习功课，背诵经义。

　　第二天，小皇帝就要战战兢兢地面对张先生，背诵前一天讲授的经书和历史。背诵流利会得到张先生的夸奖;倘若背得结结巴巴甚至念出别字，万历也会受到张先生的严苛的斥责。

　　万历相信张居正的政治才能，几乎每一件政事的处理都听从张先生的提议。

　　张先生教导皇帝要节俭清廉，关心民生，选贤与能，事必亲为，在万历在位的前十年，这些施政纲领很好地约束了皇帝的行为。

　　万历也充分相信张居正的领导能力，让其在经济上实行“一条鞭法”。这种和谐的君臣关系，带来了十年社会稳定经济繁荣的“万历中兴”。

　　《明史》也大赞道：“神宗冲龄践阼，江陵秉政，综核名实，国势几于富强。”

　　但自从张居正去世，一切都变了。

　　1582年(万历十年)7月9日(六月二十)张居正卒，年五十八，赠上柱国，谥文忠。

　　万历十分悲伤，然后悲伤了不久，就开始抄了张居正的家。张居正的长子和仆人相继自杀，他的弟弟和两个儿子，也被发配到边远地区。

　　万历在被张居正及李寡妇压了十年之后终于来到了自己亲政的时刻。然而，万历对亲政其实也只有三分钟热度。加上当时万历中兴，给年幼的万历皇帝一种盛世太平的错觉。

　　除此之外，万历年间言论颇为自由。大臣们可以对国家大事后宫琐事自由提出自己的想法，而皇帝也大多不愿背上“昏君”的骂名，于是对待谏官最严重的惩罚不过是廷杖和革职。

　　万历刚开始还有所回应，到后面就被骂的没了脾气，产生了习得性无助，干脆不加理睬，躲在宫中，开启了臭名昭著的“万历怠政”。

　　对于万历皇帝执政后期的30多年不上朝，很多人将原因归咎于其自身的懒惰。

　　其实，万历皇帝的怠政，最大的原因在于他对文官集团的彻底失望。

　　可悲的是，万历索性对文官的不理不睬，完全超出了他们的预料。

　　长时间不过问人事使得万历朝后期的官吏系统彻底瘫痪，文官们的意见被置若罔闻。官场注入的新鲜血液越来越少，百姓的怨声也一浪高过一浪。

　　万历此时已然明白，他这个皇帝的名声已经好不到哪去了，于是破罐子破摔，对朝事更加漠不关心。

　　史料记载，万历无聊之时，宁愿在宫中掷钱游戏乱跑乱跳也不愿上朝接受百官觐见。

　　可见万历并非懒惰之至，而是满腔热血无处施展，充足的活力不能提供有利的创造。

　　这不光是万历皇帝的悲哀，更是明朝历史的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