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旧报，发现《大家文摘》有篇转载的短文，说“《史记》算不上严谨的史书，充斥了神话、鬼话、传闻和小说家言”。并告诫读者在学习历史时要“相信科学、理性”，不必“迷信古代的权威”。

　　此话从何处说起呢?读了文章方才明白。原来文章的作者可能早就准确地知道秦始皇是庄襄王子楚的亲生儿子。然而《史记》与其相忤。另外有位名牌大学的历史学教授在电视讲座上讲吕不韦时坚称秦始皇是吕不韦的儿子，也与其相忤，从而惹恼了作者，因而作者便很有霸气地批评《史记》治史不严，批评教授“缺乏常识”。

　　我忽然想起了几十年前有人撰文论证杨贵妃入宫前是不是处女的问题。那时大家都说无聊，不料今又有人煞费苦心地论证秦始皇是谁的亲生儿子，二者何其相似!

　　秦始皇到底是谁的亲生儿子?我认为司马迁不知道，文章的作者不知道，子楚和吕不韦皆不知道，只有秦始皇的母亲最清楚，可惜她没有留下只言片语。就目前条件而论，要想解开这个迷团是不可能了。用谁都解不开的迷作证，去推翻别人的猜想，不仅不是科学、理性，而纯属自欺欺人的无稽之谈。

　　吕不韦和赵姬相好一事，距司马迁时代已有一百多年了。司马迁根据当时流行的说法写进《史记》是可有可无的，不必当真。无论秦始皇是谁的亲生儿子，均不影响秦朝的历史真实和对他历史功过的评价。

　　历史研究不是编演闹剧，是运用科学的观点和方法，通过对重大历史人物和事件的深入研究，从中总结出有历史价值的东西，用以推动社会的发展，为改革开放，建设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借鉴才是正理。对某些根本无法搞清楚的枝节性历史疑点，应当粗放、存疑，允许别人用自己的观点评说和解释，不必曲意苛求，更不必钻牛角尖似地争执。

　　文章说《史记》不严谨，充斥了神话、传闻。众所周知，不论是中国的古代史书，还是外国的古代史书，在叙述世界和民族的起源时无不夹杂些神话故事。神话不是历史真实，这是最起码的常识。它是由于古代生产力低下，人们无法解释诸多自然现象和社会矛盾的变化，是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拟人化的产物。各民族有各民族的神话。神话对民族的凝聚力，对世界文明的发生与发展产生过巨大的助推作用。

　　司马迁不是具有现代知识的史学家。他相信契的母亲简狄见玄鸟堕其卵，取而吞之，因孕生契，周后稷之母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悦践之，居期生子，以为不祥，弃之隘巷，牛马不践，弃之冰上，飞鸟以翼覆荐之之类的神话故事。他将这种神话写入《史记》无可厚非，不要苛求古人。

　　《史记》中的少量神化，客观上有积极意义。一方面是使我们了解了古人的思想方法、精神面貌，另一方面也为我们保留下来一批珍贵的文化财富。

　　至于历史传说，那是在文字发明以前，人们对重要人物和事件以口授的形式，世代相传的史料。这些史料有真、有失真，也可能有假。例如有没有炎黄二帝?有没有涿鹿之战?有没有尧舜?有没有大禹治水等等，司马迁也不了解。为了给这些传说史料更大的可靠性，他一生有几次大的实地采访。司马迁浮沅湘、窥九嶷，调查了舜南巡的传说;登庐山，上会稽，探禹穴，考察了大禹治水的史料。由此看来，司马迁对传说史料是相当严谨的。

　　尽管没有确凿的实物证据，司马迁仍将上古的传说历史写进《史记》是正确的。不然，中国的古代史只能从公元前481年共和行政开始，因为从此才有了比较准确的文字历史。

　　司马氏世典周史。司马迁在汉武帝时接替父亲司马谈任太史令。作为史官，他定有机会阅读到石室金匮之书和诸多先秦典藉。毫无疑问，他对先秦历史比起我们来有绝对的发言权。《史记》是司马迁参考了《春秋》、《国语》、《世本》、《战国策》和各诸侯国史料及实地采访的基础上尽毕生精力完成的。其史学价值早被历代史家公认。二千多年后的我们，没有必要以今人的思维方式曲意苛求。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史记》不可能没有瑕疵。诸如秦始皇到底是谁的亲生儿子之类的点点瑕疵，如同乌鸦遮不住太阳一样，并不能掩盖《史记》崇高的史学地位。

　　感谢司马迁治史严谨，比较全面地记录了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否则，公元前481年以前的中国，将是一片不可知的洪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