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公家事上的错误，就更是随处可见了：几乎所有可见到的包氏家谱上，包拯之妻均写作“李氏”。岂不说这个“李氏”毫无来由，“李氏”的生卒年月，就更是一笔糊涂账。谱上说：“李氏生于兴国壬辰年，卒于咸平庚申年”。奇怪的是，“兴国”是宋太宗赵光义的第一个年号，前后只使用了九年，即从公元九七六年到九八四年，其中并无“壬辰年”。“壬辰”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淳化三年，即公元九九二年。而“咸平”又是宋真宗赵恒的第一个年号，只用过六年，即从公元九九八年到一○○三年，其中也并没有

　　“庚申”年。“庚申”乃是他的第四个年号，始于天禧四年，即一○○二年。按照谱上写出的这些年号，我们将无法确定李氏的具体年岁。但若以甲子纪年计算，这位李氏去世时就只有二十八岁。而李氏过世后，谱上再没有别的记载了，这就是说，当时只有三十岁的包公，便鳏居了几十年，实在荒唐得很!

　　若非董氏墓志的出土，若非九百多年后的今天清理了包公和董氏合葬墓，曾一辈子与包公朝夕相处，且同舟共济、恩爱有加并给过包公最大帮助的贤内助——董氏，将沉冤九泉，无人知道。无论是史书还是家乘，对董氏都太欠公道;特别是包氏家谱，这样对待董氏非但大不敬，也似乎有点儿太残忍。

　　董氏和包公的两合墓志同时出土，透露出了一个《宋史》绝对没有、包氏家谱也不可能会有的非常重要的事实，这就是，包公有过三个女人：既有原配夫人“张氏”，续妻“董氏”，还有“媵孙氏”!

　　“媵”，可以理解为“陪送出嫁之人”，也可以解释为“身边的佣人”。墓志上刻得明明白白，包家的“香火”借以延续的“独根独苗”包綖，正是包公与这位“陪送出嫁之人”或压根就是“身边的佣人”生下的孩子!

　　“媵孙氏”在包家侍奉包公多年，因为怀上了包公的孩子，囿于她的这种身份，被包公遣回了娘家。这时包公已是五十九岁，先前由董氏生养的儿子包繶，好不容易长大成人，和名门之后崔氏结成夫妻，想不到婚后两年便染病身亡。包公六十大寿时，百官前来祝贺，宋仁宗也派人送来了礼物，但年届花甲的包公，膝下无子，难免有孤独之感，又怎么乐得起来呢?谁知就在这时，他的大媳妇崔氏抱出了一个活蹦乱跳、牙牙学语的孩子，告诉他：“这就是您的儿子啊!”包公不免惊诧，待问清情况，才知“媵孙氏”将孩子生了下来，还是个男孩。从不开笑脸的包公，不禁笑容满面，一旁的董氏也喜形于色。包公当即认下了孩子，还将孩儿取名为包綖。

　　墓志就此写得十分清楚，包公一生有过四个孩子：长子“子繶，太常寺太祝，先公卒”，过早地夭折了;两个女儿，一个远嫁“陕州硖石县主簿王向”，一个许配给了“国子监主簿文效”。包氏家族繁衍至今靠的全是包公的这个次子包綖!

　　这么说，包公不仅有妻有媵，惟一之子，还是包公临近花甲之年与媵所生。

　　这事，发生在铁面无私“自是阎罗气象”的包公身上，会有损“凛凛然如不可夺之节”的清官直臣包公的形象吗?会导致包氏后裔对自身血统产生怀疑，甚而认为大逆不道，有辱门风吗?其实，在那个年代，将陪嫁人纳为妾室应该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