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简介：宋神宗赵顼(1048年5月25日-1085年4月1日)，本名赵仲针，北宋第六代皇帝，1067年1月25日—1085年4月1日在位。谥号体元显道法古立宪帝德王功英文烈武钦仁圣孝皇帝，英宗赵曙长子。嘉佑八年(1063)受封光国公;后又加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受封淮阳郡王;治平元年(1064)进封颍王。治平三年立为皇太子，次年即帝位，是为神宗，时年20岁。

　　1067年-1085年在位。即位后，由于对疲弱的政治深感不满，且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以期振兴北宋王朝，史称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由于改革操之过急，不得其法，最终失败收场，不过神宗还是维持新法将近二十年

　　熙宁变法与新旧党争

　　神宗即位后，对北宋积贫积弱深感忧心，而他素来都欣赏王安石的才干，故即位后命王安石推行变法，振兴北宋王朝，是为王安石变法，又称熙宁变法。

　　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均输、青苗、农田水利、免役、市易、保甲、方田均税、保马等新法相继出笼。新法几乎涵盖社会的各个方面，惟操之过急，利弊互见。北宋学者陆佃说：“造元丰间，积票塞上，盖数千万石，而四方常平之钱，不可胜计”，当时垦田面积大幅度增加，全国高达7亿亩，城镇商品经济取得了空前发展。

　　但是变法受到守旧派激烈的反对，朝中的司马光、范镇、赵瞻纷纷上书陈述对新法的不满，司马光与吕惠卿为了青苗法在皇帝面前争辩，新法维持了将近二十年，直到司马光尽罢新法为止。此一时期，面临朝廷和后宫的双重阻力，神宗受到的打击可想而知，高太后更是对神宗说：“王安石是在变乱天下呀!”，岐王赵颢也从旁劝说神宗应该遵从皇太后的懿旨，神宗心烦意乱，怒斥歧王说“那你来当皇帝好了”，岐王诚惶诚恐，失声痛哭。

　　与西夏的关系

　　时值夏惠宗在位，母党梁氏专权，西夏国势日非，图一举歼灭羌夏。王韶在庆州(今甘肃庆阳)大破夏军，占领西夏二千里土地。不过后来在永乐城之战中惨败，“厥后兵不敢用于北，而稍试于西，灵武之役，丧师覆将，涂炭百万。帝中夜得报，起，环榻行，彻旦不寐。”灭夏之举未能实现。事后，宋神宗在朝中当众痛哭。他有抱负，励精图治，想灭西羌，惜壮志未酬，于元丰八年抱憾而殁，得年37岁。其子宋哲宗亲政后，竭尽所能完成父亲遗志。

　　启用人才

　　据《宋史》记载，赵顼自幼“好学请问，至日晏忘食”。当太子时就喜读《韩非子》，对法家“富国强兵”之术颇感兴趣;还读过王安石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对王安石的理财治国思想非常赞赏。 一世一生文章网

　　神宗即位时，北宋的统治面临一系列危机，开支庞大，官僚机构臃肿而政费繁多，加上每年赠送辽和西夏的大量岁币，使北宋财政年年亏空，据《宋史·食货志》记载，至治平二年(1065年)亏空已达1570多万。广大农民由于豪强兼并，高利贷盘剥和赋税徭役的加重，屡屡暴动反抗。值此内外忧患，财政困乏之际，神宗没有气馁，力图“思除历世之弊，务振非常之功”，表现出“励精图治，将大有为”，“奋然将雪数世之耻”的政治气概。

　　赵顼在即位之前已闻知王安石的政治抱负和才能，并“由是想见其人”，因此即位不数月，就让王安石出任江宁知府。几个月后，又召王安石为翰林学士兼侍讲，寄以治国安邦的厚望。神宗对王安石的器重，引起了在朝老臣的不满。宰相韩琦执政三朝，本该辅佐新帝，有所作为，然而见神宗提拔新人，却坚辞相位，出判相州。神宗问：“卿去谁可属国者?王安石何如?”韩琦说：“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表明了他反对王安石执政的态度。

　　元老重臣富弼在罢相位时，也不同意任用王安石，而推荐了文彦博。对此，神宗或以不答相对，或以默然置之，坚持了自己的想法。除老臣外，当朝大臣如参知政事吴奎、御史中丞吕诲、参知政事唐介、侍读孙固等也都以王安石“护前自用”、“论议迂阔”、“狷狭少容”等为理由，极力反对王安石为相。面对种种阻挠，神宗不以为然，力排众议，于熙宁二年(1069年)二月果断地拜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委以重任，从而揭开了变法图治、富国强兵的序幕。

　　推行新法

　　为了及时有效地制定和推行新法，神宗还特命设置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即制定户部、度支、盐铁三司条例的专门机构，由王安石和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主持。在这个机构中，神宗听从王安石的推荐，进一步起用了吕惠卿、章敦、蔡确、曾布、吕嘉问、沈括、薛向等一批新人，这些人都有一定的实际才干，对于协助王安石拟定和贯彻新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在变法的过程中，神宗以君权的力量，保证了一系列新法的推行。熙宁二年，新法逐渐出台、实施，但是马上遭到朝内外一批守旧势力的攻击。他们不仅从新法的内容和效益上提出非难，而且在思想、道德上指责王安石“变祖宗法度”，“以富国强兵之术，启迪上心，欲求近功，忘其旧学”，“尚法令则称商鞅，言财利则背孟轲，鄙老成为因循，弃公论为流俗”。在朝议纷纷面前，神宗虽曾一度犹豫，但终不为所动。至于学术、道德上的争论，神宗则认为“人臣但能言道德，而不以功名之实，亦无补于事”。他讲求道德与功名并重，对守旧势力反对变法，空言道德，在政治上无所作为甚为反感。

　　在王安石的解释下，他能理解王安石“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的主张，并继续支持新政。在王安石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神宗支持王安石，先后罢退一批反对变法的官员。如御史中丞吕公著“以请罢新法出颍州”;“御史刘述、刘琦、钱镠、孙昌龄、王子韶、程颢、张戬、陈襄、陈荐、谢景温、杨绘、刘挚，谏官范纯仁、李常、孙觉、杨宗愈皆不得言，相继去”;“翰林学士范镇三疏言青苗，夺职致仕”;欧阳修乞致仕，“乃听之”;“富弼以格青苗解使相”;文彦博言市易与下争利，“出彦博守魏”。相反，熙宁三年(1070年)神宗进一步提升王安石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王安石居相位，有了更大的权力，于是，农田、水利、青苗、均输、保甲、免役、市易、保马、方田等新法先后颁行天下，变法进入了高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