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晚年昏庸之事：汉武帝一生可谓是功勋卓著，彪炳史册。在位期间，灭朝鲜，平西南夷，击匈奴、设河西四郡、通西域等等，奠定了汉室盛极一时的基础，为华夏疆土的开辟，及促进对外交流都起到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肯定其历史功勋的同时，他的一生也充满许多争议。

　　在位54年（为清朝以前最长）。他好大喜功，兴水利，却往往收效甚微，得不偿失；他挥霍浪费，依汉室传统，自即位开始便开始修陵墓，结果由于在位过半个世纪，前期陪葬的物品堆满陵墓，结果后来的陪葬品竟没有安置的地方，他对有功者奖赏无度，动辄数十万金；迷信鬼神，以致逼死皇后、太子、孙儿等等。这些缺点在晚年更是恶性膨胀。

　　在《资治通鉴》里，司马光评鉴他晚年与秦始皇一般无二，武帝在晚年真的变昏庸了吗？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嬴政死后，秦朝基业土崩瓦解，汉室却仍然持续数百年呢？司马光的评价实在有失公允。就私人生活而言，武帝并不算幸福，尤其在晚年，宠爱的女人从陈阿娇到卫子夫，再到王夫人、李夫人先后离他而去，晚年的赵婕妤也为了社稷的长久打算被迫赐死。这一系列的打击使得他晚景近乎凄凉，而对他打击最大、同时也使他开始反思自己错误的，要数江充一手炮制的“巫蛊”案。

　　江充深得武帝信用，但是，平时跟太子有过不快。看到武帝不久于人世，担心太子登基后报复。恰逢武帝病重，就设计巫咒，归咎陷害太子。由于武帝一直信迷信，太子惶恐不已，在太傅的建议下，被逼造反，等到被平定，太子先是带着俩儿子逃跑，之后被捉，然后一并杀死。太子的母亲卫子夫，连同一家老老小小统统被诛，只有一个襁褓中的孩子被狱吏冒死救下，就是以后的昭帝。

　　经此世变，年进古稀的武帝损失了皇后、太子、皇孙，他无比伤痛。后来建了思、望思台表达思念。时间久了武帝也明白太子是害怕之极，才不得已而为之。遭到这个沉重打击之后，武帝终于有所觉悟，以后的一些措施对汉室伟业的中兴和持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也彰显了一代大帝的最后智慧。这集中体现在他对继承人及后事的安排上。

　　武帝觉出自己不久于人世，就派人画了周公怀抱成王接受诸侯朝拜的画，送给大臣霍光。后元二年（前87年），武帝病危，霍光问：陛下如有不幸，谁该为继承者？武帝说你不明白我送给你画的意思呀！立小儿子，你象周公一样行事。霍光叩头推让，说：我不及金日磾。而金日磾说：我是外国人（匈奴），不合适，再说别让匈奴人看不起汉朝。

　　于是任命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磾为车骑大将军。第二天武帝驾崩，八岁的昭帝（即赵婕妤的小儿子）。武帝的大智慧就体现在这一任命及传位上。

　　霍光、金日磾二人在朝廷只算是中等级别的官员，以前也没有十分显赫的功绩，而且金日磾还是匈奴休屠王的儿子，是从俘虏中提拔出来的。但是他们在汉武帝身边多年，其人品、能力武帝心中十分明了。事实证明武帝“顾托得人”是朝廷持续中兴的决定因素，继位的皇帝才八岁，有什么决策都要靠霍、金二人拿主意，这就保证了武帝的意愿能得以顺利的继承。

　　当时，还有燕王、昌邑王已经成人，武帝却让一个八岁的娃娃继承江山，这里面体现着他的深谋远虑。一方面他深知俩个大儿子的弱点，再者是出于对霍、金二人的绝对信任。如果一个不成器成年儿子继位，那么辅政大臣的作用将被大打折扣，甚至毫无作用，他的意图自然就无法保障。

　　前面提到，在立小皇帝的同时，武帝将他的母亲赵婕妤赐死，这也是武帝煞费心思的考虑，以往小皇帝继位会有其母后临朝住政，这样以来刘氏王朝的变数就大大增加，吕后已经是个惨痛的教训。

　　司马光把武帝与秦始皇并提只看到了他们的一些相似点，但是关键的差异却给忽略了。扶苏被派往边疆，胡亥没有被立为继承人，却随同嬴政一起巡游。由于嬴政“恶言死”，就是宰相李斯也不敢提这档事儿。等病的不行了，就下诏扶苏回咸阳一同发丧，却仍不指定接班人。当然，他的诏书被篡改了，扶苏自杀。然而，即使不被篡改，因为没个明确的指示，继位这事儿也没个完。

　　再看武帝，在病危时，霍光请示身后事，说明他并不“恶言死”。驾崩之后，燕王刘旦声称收到的诏书规格不对，“疑京师有变”，立即到长安活动，并串联宗师，谎称已经收到武帝遗诏。要不是先前有明确的指导，血雨腥风在所难免。

　　因此，武帝虽然在晚年有很多过失，但是却吸取前世的经验教训，并即使纠正了一些不当的做法，还是值得肯定的，而在后事的安排上可谓费尽思量，显示出了他的大智大勇，为王朝的延续及中兴设下铺垫，远非嬴政所能比。这也使得这位君王的雄才大略在人生的尽头灼灼生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