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贵妃死于马嵬坡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是，杨贵妃魂归离恨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被谁杀死的，诗家有不同的说法。

　　杜甫与白居易观点相反

　　杜甫名诗《北征》最后一节，写到“马嵬事变”：“忆昔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周汉获再兴，宣光果明哲……”从其中“中自诛褒妲”一句看，杜甫似乎是说，杨贵妃是被唐玄宗亲自下令处死的。

　　刘禹锡《马嵬行》诗转述当地小孩子的说法：“军家诛戚族，天子舍妖姬。”具体细节是：“群吏伏门屏，贵人牵帝衣。低回转美目，风日为无晖。贵人饮金屑，倏忽舜英暮。”意思是，唐明皇在军人的逼迫下，不得已(请特别注意“舍”字)用内含金屑的毒酒赐死杨贵妃。

　　白居易《长恨歌》叙述唐明皇带着杨贵妃逃至“西出都门百余里”的马嵬驿时，“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显然，白居易认为，杨贵妃是被扈从军人处死的。

　　郑畋《马嵬坡》诗是这样写的：“玄宗回马杨妃死，难忘日月新。终是圣明天子事，景阳宫井又何人!”诗中虽然说唐明皇难以忘怀杨贵妃，但主要内容是：拿南朝陈后主(隋军攻占南京时，他跟妃子张丽华、孔贵嫔一起躲在景阳宫一口枯井里)作反衬，说明唐明皇圣明，能够在危急时刻，为了国家利益，下令处死自己宠爱的妃子。

　　这几首诗，都是唐人咏“马嵬事变”的名诗。他们的观点态度，大致可以分为三派：杜甫、郑畋似乎认为，唐明皇在处死杨贵妃一事上是主动的;白居易强调扈从军人(六军)的作用，没提唐明皇的作用;刘禹锡介于两者之间，既强调了军人的作用，也没有忽略唐明皇的作用。

　　那么，孰是孰非、孰优孰劣呢?

　　史书说得也含糊

　　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十二引魏泰《隐居诗话》，对刘禹锡、白居易的观点、措辞很不以为然。魏泰特别赞赏杜甫的说法，因为它肯定了唐明皇能够吸取夏商末代君主的失败教训，“畏天悔过，赐妃子以死”。至于郑畋的《马嵬坡》，意思倒是没错，但是，“词句凡下，比托无状”，不值得一说。

　　今人周振甫先生在《诗词例话》一书中，完全不同意魏泰“站在封建统治阶级的立场上”的观点。他认为，魏泰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他认为：这几首诗中，白居易写得最好，因为“写出了事实的真相，写出了唐明皇无可奈何的心情，也写出了在危急时牺牲杨贵妃的丑恶表现”;刘禹锡写得不如白居易，“刘虽然也写了事实，但他用‘妖姬’两字，具有‘女人是祸水’的错误观点”“郑畋歌颂唐明皇是圣明天子，违反官军迫死杨贵妃的事实，是不对的”“杜甫还要替唐明皇美化，写得最不行”。

　　我认为，周振甫先生的观点，也未免带有时代的烙印。其实，孰是孰非的问题，都是可以讨论的。首先，杨贵妃被处死，原本就是多方作用的结果;其次，史书记载也颇含糊，不见得是诗人们故意歪曲;再次，评论诗歌好坏，不能简单依据是否反映了自己认为的所谓“事实”，还应该考虑到写作的时代背景等情况。例如，杜甫写《北征》一诗，时当“安史”乱中，肯定唐明皇“中自诛褒妲”，或许有勉励君王、激励斗志的用意。萧涤非先生的《杜甫诗选注》云：“在当时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把皇帝说成一个昏君，便要影响举国上下‘同仇敌忾’的情绪……”此说有理。事实上，杜甫也并非真的认为，杨贵妃就是唐明皇亲自处死的上引《北征》诗句，接着还有“桓桓陈将军，仗钺奋忠烈。微尔人尽非，于今国犹活”几句。杜甫特意提到当时兵谏主事者龙武大将军陈玄礼，并给他如此崇高的评价。可见，杜甫并没有丝毫抹杀军人作用的意思。他只不过是把话说得委婉一些，艺术一些罢了。

　　自作孽不可活

　　其实，杨贵妃的被缢杀，直接原因固然是马嵬坡禁军兵谏和玄宗许可两个。但是，祸根早已种下。对此，新旧《唐书》里的《杨贵妃传》都有所透露。

　　《旧唐书》云：“及禄山反，露檄数国忠之罪。河北盗起，玄宗以皇太子为天下兵马元帅，监抚军国事。国忠大惧，诸杨聚哭，贵妃衔土陈请，帝遂不行内禅……”《新唐书》云：“禄山反，以诛国忠为名，且指言妃及诸姨罪。帝欲以皇太子抚军，因禅位，诸杨大惧。哭于廷。国忠入白妃，妃衔块请死，帝意沮，乃止……”

　　根据新旧《唐书》的如上记载，我们知道：杨贵妃之死，曾经百般讨好她的“干儿子”安禄山是重要有力的推手;后来(公元756年)在灵武继位的太子李亨(唐肃宗)，有可能是“马嵬事变”里诛杀杨贵妃的幕后操手。

　　不过，归根结底，杨贵妃的悲剧，根源还在于她那位臭名昭著的堂哥杨国忠的多行不义，在于她及其姊妹的不懂得谨言慎行，明哲保身。还是应了那句古语：“天作孽，犹可恕;自作孽，不可活。”杨国忠、杨贵妃兄妹，早在“马嵬事变”之前，已经很清楚地知道，只要玄宗一退，没有人能再罩着他们，他们犯下的罪孽，造成的祸害，立刻就会遭到清算，末日就会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