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驾崩后，远在西北军中的十四阿哥、“大将军王”允禵听到这个消息后真是五雷轰顶，方寸尽乱。想到半年前自己还曾和父皇共商平定西北之大计，自己也满心希望能够承继大统，可如今却已是斯人已去，换了人间。三十五岁的允禵捧着谕旨，手不停的颤抖，一个巨大而悲怆的念头向他压来：他失败了，而且是一败涂地，已经没有任何机会了。

　　但是，允禵又是那么的不甘心和不服气，他心想，凭什么我在外面出生入死，浴血疆场，而某个人却安坐京城，君临天下？此刻的他，心里就像打翻了五味瓶，真是百感交集，是悲，是痛，是怨，是恨，连他自己都说不清。他的脑海里面，只有迷惑，犹如一片乱麻在无尽翻腾。允禵本来以为自己是承继大统的不二人选，可惜这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爬得高，也就摔得重，如今这天下早已是花落别家，自己也只能徒呼奈何！

　　也许在这个时候，允禵才看清了自己的这个同母所生的四哥，他是如此的深藏不露，又是如此的缜密可怕。为什么大家在争来吵去时，没有人注意他的存在呢？如今回头想来，一切都迟了！

　　有人或许问，既然允禵手握重兵，何不提兵造反？对此，雍正冷冷一笑：“朕刚即位时，便召允禵来京，当时朕垂泪对近侍大臣说：‘正值皇考升天之时，允禵却不在跟前，他竟没有这样的福气。应马上降旨宣召，让他速速回京以尽子臣的孝心’。朕的本意并不是为防范他。像允禵这样庸劣狂愚、无才无识的人，威不足以服众，德不足以感人；何况在陕西有年羹尧等人在那里震慑。允禵所统之兵，不过几千人，而这些人又大都是满洲子弟，世代皆受朝廷恩惠，他们的家人也都在京城，那能听从允禵的指使进行反叛呢？”

　　诚然，允禵接到雍正命人回京奔丧的谕旨后，就立刻返回京城。他本就没有造反之心，即使有这想法，正如雍正所说的，内外皆受钳制，举兵造反，谈何容易？如今风云突变，允禵也只能乖乖的束手就擒，几无还手之力。他的江山，只不过是心中编织的美丽的迷梦罢了。

　　雍正以体谅允禵的名义，将之召回京城奔丧，解除允禵的兵权于不动声色间，还赢得了宽宏大量的赞誉。这一着，的确很高明。于情于理，允禵若胆敢造反，必然落下不孝不忠的骂名，而一旦允禵进入京城，那就成了雍正的囊中之物，可以任由他摆布了。

　　允禵没当上皇上，他心里憋气，就是不服。激愤之下，他在从西宁回京的路上，不但没有给新皇帝请安，反而扬言说：“如今我兄为皇帝，尚指望我叩头耶？我回京不过一觐梓宫，得见太后后，我之事即毕矣。”快到京城时，允禵不知是不懂，还是有意挑衅，他命人行文奏事处，询问到京之后见雍正如何行礼，“举朝无不惊骇”。

　　行什么礼，这不明摆着的事情吗，还用问？！分明就是不把雍正放在眼里！

　　允禵就是要用这种冲动的方式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对雍正的蔑视与挑战，虽然这根本就是无济于事。事实上，允禵的这种在雍正面前如泥牛入海，丝毫不起作用。接到奏事处的报告后，雍正根本不予回答，只是淡淡地说，让允禵先去拜谒大行皇帝（康熙）的梓宫吧。

　　允禵的挑衅，很快被雍正轻描淡写的消灭于无形间。但是，允禵的怒火迟早要爆发出来。在去康熙灵柩前哭拜时，雍正也在场，允禵见了自己的哥哥，这个刚上任的皇帝后，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却也只能含屈带愤的向雍正远远的叩头，“毫无哀戚亲近之意”，这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故意让雍正难堪。

　　雍正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弟的脾气，但在康熙的灵柩之前，他不想发作。他为表示对弟弟的亲善，还特意上前去扶允禵，但允禵脖子一梗，偏就拒不动弹。一时间空气都似乎凝结，兄弟俩一个拉，一个不动，场面十分尴尬。

　　这时，侍卫拉锡看不下去了，他上前拉住允禵，让他赶紧对新皇帝行跪拜之礼，允禵甩手咆哮道：“我本恭敬尽礼，拉锡这样下贱的奴才，也敢对我拉拉扯扯！若我有不是，请皇上将我处分；若我没有不是处，请皇上将拉锡正法，以正国体！”

　　天威不可犯！雍正终于发怒了，他当下就命削去允禵的王爵，只保留允禵最初的贝子身份。

　　雍正元年（1723年）三月，雍正在送康熙灵柩到遵化景陵行礼完毕后，便命允禵留在遵化守陵，不要再回京城了。所谓的“守陵”，明眼人都能看出，不过是将之罢了。不仅如此，雍正还特派自己的亲信副将李如柏在此监视并限制允禵的活动。

影视剧中的十四阿哥

　　随后，雍正开始拿允禵的亲随开刀了，他命人传问允禵的家人向雅图和侍卫孙泰、苏伯、常明等人，问：“允禵在军中时，听说有吃酒行凶的事情，你等从实奏来。”向雅图等人不知所云，回奏道：“并无此事。”雍正听后大怒，命将这些人送刑部永远枷示，连他们十六岁以上的儿子也一起倒霉，同样被永远枷示。雍正之所以突然出重手整治允禵，也许和皇太后的刻意为难、不肯配合他的工作有关，他心里憋气，可能想通过打击允禵来向乌雅氏。可惜的是，这只能会导致下一个悲剧的发生。

　　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他们的母亲皇太后乌雅氏升天之后，雍正为表示对皇太后的尊重，特意封了允禵一个郡王的王爵，但这样的王爵对于一个的“活死人”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第二年（雍正二年，1724年）的七月，允禵的福晋突患重病，遵化缺医少药，而雍正却还不信，只说先派良医前往诊治，如果要来京城，必须胤禵先行奏报。最后，胤禵的福晋病死了，雍正还怪允禵不早报告病情，怎么会突然就死了，随后又命按郡王例将之安葬在黄花山王爷陵寝。

　　本来雍正让允禵把福晋葬在王爷陵寝倒也没有错，但此时的允禵心中过于悲愤，他认为是雍正变相害死了自己的老婆，于是他借口说王爷陵寝的风水不好，不愿意服从雍正的安排。大概他心想，即使自己的老婆现在埋在了王爷陵寝，到时候自己还是不是王爷，能不能埋进去，恐怕还是个未知数呢？

　　于是，允禵抗旨不遵，他在自己住处后面的僻静之处私自造了两座木塔，一座给他的老婆，另一座留给自己，而不去雍正指定的地方。雍正听后勃然大怒，这塔是和尚死后才用的，允禵是堂堂郡王，岂能胡来？随后便命人严查是怎么回事。在允禩的劝告之下，允禵后来才勉强服从了雍正的安排。

　　西风古道泪流尽，只恨生在帝王家！此时的允禵，心中真是悲苦难言。他向雍正上奏，说自己“已到尽头之处，一身是病，在世不久”，虽没有了当年的英雄气概，但其中还是透露出一股怨愤之气。

　　雍正还不罢休，又派人去查那木塔的事情。后来查办的大臣回报说：“已将郡王允禵之逆造木塔要出，查检明白，随即搬移至王家庄，派兵严行看守。臣等曾经委人在允禵住处之所近地方，乘便伺察，闻得是日晚点灯以后，允禵在住处狂哭大叫，厉声径闻于外，半夜方止。臣等既得探知，不敢隐讳，谨将此事后情形共同缮折上闻。”雍正接报后批道：“此所谓罪深业重，神明不佑，人力亦无可奈何矣！但朕之心自有上苍照鉴，任他等罢了。”允禵的夜半悲啸，在雍正看来，不过是鬼哭狼嚎、鬼魅缠身罢了。

　　树欲静而风不止，新的打击又接踵而来。雍正三年（1725年）三月，雍正重提当年允禵回京行文礼部和对自己“远跪不前”的旧事，称其“竟咆哮无礼至此”。当年十二月，宗人府又参奏允禵在军中“苦累兵丁，侵扰地方军需帤银”等罪，雍正便顺势撸去允禵的郡王之爵，将之降为固山贝子。

　　雍正四年（1726年），在整治原“八王党”的高潮中，雍正亲自出马，揭发了当年“一废太子”时，自己和允祉每天悉心照顾病重的父皇，而胤禵和胤禩、允禟几个人却促坐密语毫无关切之心。另外，雍正还刨出了当年允禵曾因为维护允禩而惹得康熙大怒，几至于被康熙“手刃”的老账。

　　这时，又发生了一件意外之事。有个叫蔡怀玺的人向允禵院子里投了一封字帖，里面有“二七变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等字样，大概意思是劝允禵谋反。里面的“二七”显然指的是允禵（十四阿哥），而“九王”应该是允禟——为何是“九王之母”为太后呢？大概是因为允禵的母亲已经去世罢。由此可见，传位于十四子的传闻在民间流传甚广，允禵在民间似乎还有一定的影响力。

　　这个事情发生后，雍正觉得把允禵关在遵化不安全，便下令将允禵从那里撤回，随后将之禁锢在供有康熙圣容的景山寿皇殿附近，既让允禵思过，也有利于就近监视，防止再出乱子。

　　当年六月，在对“八王党”最后的大清算中，允禵被定了十四项大罪，除前面提到的外，又增加了几条：“酒色宣淫，不知检束，以领兵之重任，尚取青海台吉之女及蒙古女子多人，恣其”；“晋封郡王时，并无感恩之意，反有愤怒之色”；“皇上谒陵回跸，遣拉锡等降旨，允禵并不下跪，反使气抗奏。阿其那（允禩）向允禵云‘汝应跪’，便寂然无声而跪。不尊皇上谕旨，只重阿其那一言，结党背君，公然无忌”。

　　不过，雍正在对待允禵和对待允禩和允禟两人还是有区别的，毕竟允禵是自己的亲弟弟，因而只把他当成是“八王党”的从犯处理，仍旧拘禁。至于允禩和允禟两人，就没那么好运了。

　　最为可笑的是，在允禩和允禟死后，雍正还有意要去捉弄了一下这个亲弟弟，他派人去问允禵，说当年你和阿其那（允禩）等人结党时，私藏毒药，说愿与允禩同死。现在胤禩已经死了，你若想去看看，或者想同死，“悉听尔便”。

　　千古一难惟一死。允禵早被雍正治得没脾气了，他只得说：“我原年纪小，被阿其那所愚弄，现在他死了，我不愿意去看。”

　　看了允禵服软的回奏之后，估计雍正呵呵一笑，批示道：“既然允禵似有悔心之萌，著暂缓其诛，以徐观其后”。在雍正的眼里，这个桀骜不驯的弟弟总算是老实了。也幸好是这个表态，允禵才在雍正在位期间得以保全性命。

　　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雍正驾崩，允禵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终于过去了，但此时的允禵也已经是四十八岁，他当年的锐气和傲气，早在拘禁岁月中消磨殆尽。两个月后，新上台的侄子乾隆发了个谕旨，说“从前允禵等人狂肆乖张，不知大义，暴戾种种，皆是获罪于皇祖之人，如今念在他们已经被收禁了多年，姑且酌情宽宥，予以自新。”

　　不久，允禵终于重获自由，但被解除拘禁之后，乾隆仍旧怕允禵会威胁到他的皇位，特命他不得惹是生非，只准在家闲居。乾隆二年（1737年），允禵被封为辅国公，不过，这只是空衔，并没有皇粮可吃。除此之外，乾隆还让允禵好好在家居住，安分守己。显然，乾隆对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皇叔仍抱有很强的戒备之心。

　　直到乾隆十二年（1747年）六月，乾隆说，十四叔允禵这十年来“安静循分，并未生事，著封为贝勒，照常上朝。”这时候的允禵已经是快六十岁的老人了，在这一年，他担任了正黄旗汉军都统。很显然，乾隆也认为他没有什么威胁了，所以才会对这位皇叔加恩，也为自己博得了宽容的美名。第二年（乾隆十三年，1748年）正月，乾隆又加封允禵为恂郡王。当年十月，他和十六弟允禄一起负责过武举的考试事宜。

　　乾隆十九年（1754）十月，允禵因年老多病而退休，被解除都统的职务。次年（乾隆二十年，1755）正月初七，允禵走完了他最后的历程，终年六十八岁。在他的那些兄弟里面，他还算活得比较长的。巧合的是，允禵生于正月初九，死于正月初七，人家都说正月出生的命大，只是允禵命固然大，但未必好。

　　允禵的这辈子，大起大落，风光过，也曾从高处摔下过，更有长时间拘禁的阴暗岁月，也算是尝尽了人间冷暖，岁月春秋。虽然他最后得以善终，但有一点自始至终都不变的就是，他心里对雍正就是不服，至死都不服——这可怜又顽强的允禵。

　　最后看看允禵的儿子。允禵的长子弘春因为揭发允禩、允禟曾受其父银两一事而立功，在雍正六年（1728年）被封为贝子，雍正九年（1731年）又被晋升为贝勒，并做上了正红旗汉军都统。雍正十一年（1733年）时，弘春再次被晋升为泰郡王，但第二年时因办事出错而被雍正申斥，仍降为贝子。雍正死后，乾隆很看不起他，说“伊父获罪监禁，伊反以为喜”，认为弘春“渐流卑鄙，不知向善”，“夫为人不孝不悌，岂有为国尽忠之理乎！”不久，弘春便被“革去贝子，不准出门”，这等于就是允禵自由了，而他的儿子弘春接着被了。

　　允禵的次子弘明在雍正时期倒是一直随同父亲被监禁，乾隆上台后将他的哥哥弘春革退，弘明则被封为贝勒，后来还做过镶红旗蒙古都统。

　　总而言之，允禵这家人是被雍正父子玩弄于股掌之上，要你生就生，要你死就死。这就叫做，做兄弟难，作患难兄弟更难，要做了皇上的兄弟，不但难上加难，弄不好还得赔上身家性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