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三国鼎立时，东吴孙权遣吕蒙诸将袭取荆州，关羽父子兵败被杀，蜀汉遭到重创。这是历史进程中的一大转折。史学家对此问题作深入研究者不多，也有人认为关羽没有认真执行诸葛亮的“联孙拒曹”战略，把主要责任都推到关羽身上。我也曾有过类似看法，现在再次研读《三国志》，发现事实并非如此。再说，我也曾怀疑诸葛亮也许对“联孙拒曹”战略有过改变，现在仔细考察，怀疑也缺乏事实根据，不能成立。

　　一

　　刘备屯兵新野时，考虑到手下缺少为之出谋献策之智囊，希望把徐庶招纳帐下，徐庶推荐了诸葛亮。刘备至南阳隆中拜访，第三次才相晤。诸葛亮对当时形势作了全面分析，并提出应对计谋，刘备听了，心悦诚服，从此就重用诸葛亮。用刘备自己的话来说：“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可见其亲密之程度，已须臾不可分离矣。

　　诸葛亮之主要论点，《三国志·诸葛亮传》记载颇详。后世文史论着把这次谈话内容单列成篇，题为《隆中对》。共两个部分，彼此之间有密切联系。一为“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简言之，就是只能联孙。一为“若跨有荆、益，保其岩阻，西和诸戎，南抚夷越，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出于秦川，百姓孰敢不箪食壶浆以迎将军者乎?”简言之，不仅联孙可以拒曹，而且可以灭曹。

　　因为都是对未来局势的预料，这一战略有几处相当含糊：“若跨有荆、益”，未能明确用何种方式“跨有”，亦即“占有”。似乎诸葛亮也有一旦占有“荆、益”，即不松手之意。再说，对孙权，“可以为援而不可图”在先，“外结好孙权”在后，一再强调了“联孙”。但是随后就认为“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再没有提到如何解决孙权的存在问题。可以看出，诸葛亮虽然如此强调“联孙”，实际上对孙权仍旧有一定程度的藐视。主张“联孙拒曹”的诸葛亮尚且在一定程度上藐视孙权，刘备、关羽等人藐视孙权的程度则有过之无不及。所以发生这种情况，自有其原因，孙权自知既无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有利条件，又无刘备“中山靖王之后”的政治资本，于是采取低姿态以自保，有时不惜委曲求全。正因为孙权确实没有统一天下的雄心壮志，刘备、关羽诸人由此放松了对孙权的提防。

　　当然，刘备的“联孙拒曹”有过良好的开端。那是刘备被曹操的大军追迫得十分狼狈时，到了夏口。“遣诸葛亮自结与孙权”。孙权也感到为难，张昭等人力主迎曹操，较年轻将领认为迎曹操无异自取灭亡，主张坚决抵抗。于是孙权“与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刘备与孙权“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这就是以少胜多，从而确立了三国鼎立的基础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刘备、孙权都是受益者，但是无论从人力物力或其他方面的条件来说主要是依靠孙权的实力，刘备所作的贡献微乎其微，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而鲁肃诸人也从大局出发，主张与刘备保持良好关系，所以孙权开始向刘备大幅度倾斜。刘备原无安身立命之地，赤壁战后，孙权以周瑜为南郡太守，此时刘备就从周瑜所辖南郡属下获得了用以安顿将领家属与军旅的一大片土地。《江表传》说得最具体：周瑜为南郡太守，分南岸地以给备，备别立营于油江口，改名公安。

　　刘备觉得地盘仍旧嫌局促，于是“〔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是否刘备从孙权处借得?是个疑问。因为《三国志·诸葛亮传》说：“曹公败于赤壁，引军归邺。遂收江南，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似乎刘备攻占“数郡”之后，孙权默认这些地方属于刘备势力范围而已。《关羽传》也说：“收江南诸郡”，如出一辙。那么又何以此事被说成是借荆州呢?仍旧可以从“(复)从权借荆州数郡”找到根据，“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都属于荆州是毫无疑义的了。刘备让诸葛亮去“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可见刘备、诸葛亮对这三郡的重视程度，后来一直拖延、推诿，不肯归还给孙权，原因在此。应该说陈寿所着《三国志》，就史胆、史识而言，不愧为佳作，而在地名使用上仍欠统一，不够规范。《吴主传》又有“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之说，此荆州又不包括长沙、桂阳了。无论在地名上有何混乱之处，有一点是明确的，刘备、诸葛亮决心把已取得的诸郡作为进攻益州的根据地，所以用全力经营，非万不得已决不归还。

　　事态发展到这一步，本来已告一段落，就孙权而言，可以说对刘备已仁至义尽，不仅主动腾出油江口(公安)给刘备，刘备再要求占有长沙等三郡，也满足了刘备。此时彼此之间应该亲密无间，十分和谐地相处了。不知出于何种考虑，孙权居然又进一步对刘备“进妹固好”。“固好”者，要把双方亲密无间的形势保持下去也。

　　二

　　形势的发展完全出乎孙权的意料之外，“进妹”反而引起双方发生尖锐的矛盾，孙权之妹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负政治重任，她骄横成性，洞房中布满刀光剑影，刘备未感到温柔，因而对孙权此举心存疑虑，进而对之加以防范。孙权之妹自觉无趣而归宁，刘备、诸葛亮又令赵云截江夺斗。此事遂以孙权失尽体面而结束，“固好”未成，后患随之。

　　双方既然交恶，刘备的日趋强盛，当然被孙权认为是莫大的威胁，索回当初所借之零陵、桂阳、长沙诸郡乃是理之当然。借时有无具体协议，未见记载，是否言明取得益州，即归还荆州已不得而知，孙权在刘备取得益州之后索还荆州，可谓时机非常恰当，否则以后更难启口。查考《三国志》刘备、诸葛亮、关羽、孙权、鲁肃、吕蒙诸人传略，可以发现索还荆州一事，因甚不顺利，在数年之间曾进行多次，而且既有孙权与刘备的首脑一级的交涉，也有鲁肃与关羽之间的直接谈判。两个层面交叉进行的。可以确认，赤壁之战取得胜利后，至少是借得零陵、桂阳、长沙诸郡后，刘备已将“联孙拒曹”战略置于脑后而不顾了。否则，他对那椿婚事也应该采取比较委婉的态度而稳妥处理，即使难以继续，也能够使对方不致如此难堪的。孙权一再忍让，刘备所借荆州迄无归还之意，正式向刘备追索，于情于理，均无不妥之处。

　　据《吴主传》，建安十六年(211)，刘备攻入益州，刘璋投降，三国鼎立的形势，进一步得到巩固。随之：权以备已得益州，令诸葛瑾从求荆州诸郡，备不许，曰：“吾方图凉州，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权曰：“此假而不反，而欲以虚辞引岁”。遂置三郡长吏，关羽尽逐之，权大怒……会备到江安，使关羽将三万兵至益阳，权乃召蒙等使还助肃。此处用“从求”二字，可见孙权索还荆州整个过程，派遣诸葛瑾之人选既为诸葛亮之兄，其人一向以忠厚长者身份出现，典型的和事老角色，态度上温和之至，决无盛气凌人之霸道。然而，仍被刘备拒绝。理由是要得到凉州之后，才能归还。刘备没有能信守当初承诺，节外生枝，提出来凉州问题，可以说达到了“欺人太甚”的地步。如果他还想“联孙拒曹”的话，决不可能如此强词夺理的。

　　关羽将孙权所指派的三郡“长吏”尽逐之，当然是刘备的决定，他是执行者。率领三万兵至益阳，更十分明确是刘备的指派。诚然，关羽对孙权及其部属向来很不友好。但此两事并非关羽主动，完全服从刘备之命令行事无可怀疑。据《传》，记载与之基本相同，但较简略，时间则为建安二十年(215)，两处记载相距四年，不言而喻，孙权向刘备索还荆州一事，至少被刘备搪塞、拖延了四年之久。

　　《鲁肃传》较《吴主传》《传》更多了许多具体情节，尤其“将军单刀俱会”时，鲁肃与关羽彼此之间的争执，使气氛非常紧张，险极惊极。此次关羽赴会亦非关羽主动，更非关羽之职责。因为“备闻，自还公安，遣羽争三郡，肃往益阳，与羽相拒”，这才发生“肃邀羽相见”的“单刀会”。

　　刘备命令关羽与鲁肃去交涉，关羽只能遵命，刘备不愿归还荆州，关羽不能擅作主张，答允归还。更何况关羽为人一向骄傲，对孙权及其文官武将藐视之程度较刘备有过之而无不及也。鲁肃直截了当向关羽质问，关羽根本不作正面答复。“座有一人曰‘夫土地者，惟德在耳，何常之有?’”。十分可能是刘备与关羽商量好的措词，由“座有一人”去说，乃是一种计策。这句话比“凉州定，乃尽以荆州与吴耳”更后退了，根本不想归还荆州，而意图永久占领了。而且把自食其言自我美化成“惟德在耳”，令人难以容忍。这次“单刀会”就此不欢而散。刘备满足于既得利益，早已忘怀“联孙拒曹”之战略，孙权亦未出兵力争。曹操部属进驻汉中时，刘备感到益州受到威胁，又恐两面受敌，被迫退了一步。《吴主传》：

　　备惧失益州，使使求和。权令诸葛瑾报，更寻盟好，遂分荆州、长沙、江夏、桂阳以东属权，南郡、零陵、武陵以西属备。可见孙权并未趁人之危以报复，而是谦恭地“令诸葛瑾报”，派“和事老”再一次表达了“更寻盟好”的姿态。照常理说，这正是恢复执行“联孙拒曹”战略的良机。事情却再一次逆转，而向危险的方向发展。事实证明孙权没有计较赵云“截江夺斗”等以往的老账，为了“更寻盟好”，有了大动作。《关羽传》：权遣使为子索羽女，羽辱骂其使，不许婚，权大怒。此事责任也不全在关羽，刘备本人当初对联姻之事以决绝收场，对关羽影响极大，如果同意将女儿许配孙权之子，无异与刘备步调不一致也。当然，关羽也可婉拒而不“辱骂其使”，但就关羽之性格而言，如此辱骂使节，乃是必然的。

　　关羽对孙权之态度基本上与刘备保持一致，比较粗鲁专横，刘备也不可能劝阻。刘、关二人，一为蜀汉政权领袖，一为与东吴唇齿相依的、荆州地区(后来应是狭义的荆州)实际统治者，对两桩婚事都以交恶结束，蜀汉与东吴之友好自然难以实现。“进妹固好”失败了，“更寻盟好”又成为泡影，孙权在痛苦中反思，结果听信了吕蒙的计谋，开始麻痹关羽，最后将其消灭。站在东吴统治者孙权的立场思考，似乎也可理解。

　　关羽的被害，对刘备来说，当然是无法接受的，成为莫大的仇恨，而且企图立刻报复，不冷静至极。本来把曹操作为主要的敌人，随着形势的变化，把孙权作为主要的敌人了。“联孙拒曹”的战略就此成为历史而不复存在。于是倾力沿江东进，在战术上又屡犯错误，被东吴名将陆逊所击溃，羞愧交集，病死于白帝城。临终之前，刘备虽并未明确反省执行“联孙拒曹”战略有始而无终之错误，却也未将错误与失败之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仍不愧为大丈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