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只要一提及明朝那些荒唐的皇帝，似乎就少不了正德，在许多史书里跃入我们眼帘的他，分明就是一位荒淫暴戾，怪诞无耻，是少见的无道昏君。因为有许多资料显示，朱厚照天资聪颖，只要是和做皇帝无关的事儿，从斗鸡走狗、骑马射猎到吹拉弹唱，甚至于梵文、阿拉伯文，都一学就会。

　　据史料记载，说朱厚照“荒唐”，没有冤枉他。朱厚照是张皇后亲生，而且是嫡长子。弘治十八年(1505)五月，明孝宗病逝，年仅十五岁的朱厚照顺理成章登上皇位，改年号为正德。朱厚照生来好动，自幼贪玩，尤其喜爱骑射。孝宗一心想把他培养成为太祖朱元璋那样文武兼备的圣君，所以对他的骑射游戏颇为纵容，这也养成了他日后尚武的习气。

　　即位之初，厚照就显示出了恶作剧的才能，在奉天殿他常常让猴坐犬背，燃起爆竹，一时间猴跳狗奔，皇宫的庄严荡然无存。原来在东宫侍奉他的那帮宦官，特别是太监刘瑾、谷大用、张永等八人，更是得到他的宠幸。小人得志，蛮横得不得了，众人叫他们“八虎”。这帮人整天陪武宗吃喝玩乐，击球走马，放逐鹰犬。这些玩腻了，朱厚照突然想体会一下经商的乐趣，“八虎”便出主意，在宫中模仿市集开了六家酒馆、店铺、妓院。太监扮做老板、百姓，武宗则扮做富商。朱老板与宦官们相互贸易，讨价还价，争忿喧哗。买完东西就上饭馆，然后逛妓院，醉在哪里便住宿在哪里。

　　后来，他又觉得宫里太闷，规矩太多，有如牢笼，遂在皇宫西侧筹建豹房。豹房位于西华门外，与宫殿相连，有室两百多间，历时五载落成，耗费国库白银二十四万多两。豹房建好后，厚照迫不及待地搬了进去，从此不再受宫廷内清规戒律的限制，整天与宦官、番僧、异域术士厮混在一起，玩得昏天黑地，只在傍晚的时候会见群臣。朝中大臣照例一再规劝，厚照也照例温言嘉谕，接着迅速置诸脑后。诸多老成之臣失去耐心，纷纷辞去，或因谏诤被升任外调，只剩三阁老李东阳等人与刘瑾周旋。名曰“豹房”，应该是豢养生猛野兽、禽鸟虫鱼的处所，其中更应以豹为主。实际上，据《万历野获编》及明朱国桢著的《涌幢小品》等书记载，其中仅有文豹一只、土豹三只而已。蓄养得最多的是大群的各族女子，她们被训练成能歌善舞、充满邪气的妖艳私娼，供武宗狎玩。

　　正德四年(1509)，厚照开始喜欢蒙古人，制作了大批毡帽皮裘，动员一宫的人穿上，互相扮演鞑子自娱。又与众蒙古人策马奔驰，往往终夜不还，投宿民家，行止与凡人不分。当时的朝鲜使臣回国报告说，皇帝所为之事，非如陈后主、隋炀帝，而如小儿之戏。

　　史载，武宗“每夜行，见高屋大房即驰入，或索饮，或搜其妇女，民间苦之”。其侍臣知悉主子怪癖，竟助纣为虐，搜掠良家妇女以充“幸御”，有时竟达“十车”之多。到后来，武宗就连平民寡妇亦不放过，弄得“民间汹汹，有女家，掠寡男配偶，一夕殆尽”。

　　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笔者对此进行过粗浅探讨，发现这位被后人普遍认为的“荒唐皇帝”，有时并不荒唐，他确实也干过不少值得一书的事情。

　　其一，武宗虽然不入大内，但是仍时常上朝听政，批答奏章，决定国家重大事件。不愿上朝时，就通过司礼监传达自己的圣旨，命内阁执行。即使他远在宣府的时候，虽说大臣不许前来，但还是特别强调，奏章要一件不少地送到宣府。所以说，武宗虽是荒唐，但在大事上一点也不糊涂。

　　其二，武宗处事刚毅果断，弹指之间诛刘瑾，平安化王、宁王之叛，大败蒙古王子，且多次赈灾免赋，这些都是正德年间大事。而且，他在位时臣下仍有不少贤才，也从侧面反映出这位帝王治下总体上仍有可称道之处。特别是正德十二年，武宗率五六万人抗击蒙古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这与英宗率五十万大军而被俘，不可同日而语。此后蒙古军长时间内不敢犯边，便是这次战斗成果的直接证明。而且在这场战斗中，武宗，战术正确，指挥得法，体现了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应州之役，也成为武宗一生中最为光彩的时刻。

　　既然朱厚照并非一无是处，何以史书与后人对他是一片诋毁声?这恐怕需要从两个方面去分析体会了。

　　一是后朝史官有意贬低或污蔑前朝。我们需要认识到一个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就是武宗的接班人、继位为帝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以藩王入大统的堂弟明世宗。世宗历来对前朝的武宗既没好感，更没直接的血统关系。在此前提下，后朝贬抑前朝以凸显继位天子之圣明，实是理之当然。因此，明世宗在《明实录》的编撰中令史臣多录其恶，丝毫不“为讳”，甚或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八虎”及江彬等鱼肉乡里之行径，一古脑都写在武宗账上，使得武宗皇帝之荒唐天下人皆知，不仅不是存在可能，反而可能性极大。

　　二是我们从不同史料发生矛盾处，也能看出些许端倪。按说，史料应当如实记载历史，公正评价人物，但毕竟史官拿的是当朝俸禄，不得不看最高统治者眼色行事，否则不说饭碗不保，连性命都可能不存。于是，不同时期的记载、不同史官的记录，就可能出现不一样的评价。如，《武宗实录》正德十四年载，刑部主事汪金上疏谏武宗饮酒过量，疏后附有史臣的一段话：“上嗜饮，常以杯杓自随，左右欲乘其昏醉以市权乱政，又常预备瓶罂，当其既醉而醒，又每以进。或未温，也辄冷饮之，终日酣酗，其颠倒迷乱，实以此故。”这简直是一副酒徒、醉汉的嘴脸。但同是《明实录》，讲到不久后武宗巡视西北边，沿途行军时的情景说：“自宣府抵西陲，往返数千里，上乘马，腰弓矢，冲风雪，备历险厄，有司具辇以随，也不御。阉寺从者多病惫弗支，而上不以为劳也。”既然是终日受到群小摆布、只知沉湎于酒的愚人，怎么又成了一个孔武有力、冲锋陷阵的英雄皇帝?

　　也许史料记载确实存在人为因素，也许人物评价确实存在片面看法，故而导致我们今人在看待历史人物与事件时，根本无法真正了解历史的原貌真相，充满争议也就在所难免。

　　今天，笔者谈及“荒唐皇帝”朱厚照的一些并不荒唐的事，不是想为其说好话，更不是想为其翻案，主要是想通过对历史的真实探讨，便于我们更好更全面地把握人物事件，避免人云亦云的弊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