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视、爱惜人才，是武则天执政的一大特色。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据扬州(今江苏扬州)起兵反抗武则天，到处散发骆宾王撰写的《为徐敬业讨伐武氏檄》，用极其恶毒的语言诬蔑、攻击武则天，武则天看后因感叹其文采飞扬，赞扬骆宾王“人有如此才，而使之流落不偶乎!”认为这是“宰相之过”。清朝诗人丘逢甲在《题骆宾王集》诗中，赞叹武则天的表现：“凤阁鸾台宰相忙，此才意令落蛮荒。若将文字论知己，惟有当时武媚娘。”

      又例如，有一次武则天驾临洛阳龙门，令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赏赐他一件锦袍。不一会宋之问诗成，则天看其文采意境更好，便“夺虬锦袍以赏之。”这段“夺袍以赐”的佳话，不仅表现出武则天有过人的诗文鉴赏力，更可以看出武则天爱惜人才之甚。

　　那么，国家需要的人才哪里去寻，如何使用?为此，武则天在她辅政、执政的45年(660～705)，特别是独掌政权的21年(684～705)间，形成了一套选拔人才、使用人才的机制。

　　武则天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

　　武则天用人，主要是通过完善、发展科举制度来培养和选拔人才。此前的科举制度分常举与制举两种：常举是经常举行的考试选官制度，主要有进士、明经、明法、明书、明算、秀才等科目;制举是皇帝临时特诏的科举考试，不常进行。武则天不仅增加了常举的难度、制举的次数，而且于载初元年(690年)2月14日在神都洛阳创立了殿试。又于长安二年(702年)春正月，在重返长安大明宫期间“初设武举”。从此，在应试的群体中，除云集大批舞文弄墨的饱学之士，还涌动着许多舞枪弄箭的骁勇将材，足见武则天时期科举制度的蓬勃发展。这里仅以各朝进士及第者的增多为例。高祖朝56人，太宗朝205人，高宗朝(大部分时间武则天辅政)555人，则天朝464人。高宗、则天朝总共录取进士1019人。贺知章、张九龄、张说等，就是这个时期金榜题名的。这些人才都参与了盛唐文明的创造，因此，可以说武则天是盛唐文明的开拓者。

　　武则天在用武力平定徐敬业叛乱，用酷吏打击的同时，还利用法律治理国家，用正直法官抑制酷吏。隋唐法律的全称为律、令、格、式，至唐高宗时法律已基本完备，这就是唐高宗命长孙无忌等人撰成的《唐律疏议》，并于永徽四年(653年)颁行全国。至武则天临朝称制时，唐律及其疏议已施行了30余年。

      因此，她认为律令，特别是格式有增删的必要。于是在垂拱年间(685～688)，武则天颁行了垂拱格式，而对律令本身只改了24条，她本人亲自作序，与律令等一道颁下。这不仅解决了唐律及其律疏在施行过程中的一些疑难问题，而且极大地丰富了唐律的内容。其后，虽有周兴、来俊臣、索元礼、侯思止等酷吏滥用酷刑、践踏法律，但也有徐有功、杜景俭等敢于秉公执法的好法官出来遏制酷吏的暴行。故时人称“遇徐、杜必生，遇来、侯必死”。徐、杜二人之所以敢于同酷吏斗争，一是有武则天撑腰，二是有法律为依据。

　　用过宰相75人，为何最倚重狄仁杰

　　武则天用人任官，赏善罚恶十分明显。首先能够破格用人，甚至鼓励有才能者自荐为官。她量才授职，进贤才，退不肖亦十分果断。武则天不仅严格监控中枢官吏，而且对下面的官吏要求也很严。为统一赏善罚恶的标准，武则天指令北门学士撰成《百僚新诫》;由她出题、北门学士未曾完成的《臣轨》一书，于长寿二年(692年)由她自撰面世，从此赏善罚恶更有了具体的规范，该书的核心内容是要百官“事君以忠”。

      武则天还以农业是否发展，作为奖惩地方官的标准。规定所辖州县境内“田畴垦辟，家有余粮”，官吏则于升奖，如“为政苛滥，户口流移”，则必加惩处，轻者降薪，重者随时免官。所以武则天统治时期经济是发展的，并为后来的开元盛世奠定了物质基础。

　　武则天器重谏官、监察官、法官等，但最倚重的则是宰相。武周朝共用过宰相75人，其中有姚崇、裴炎、狄仁杰等。而武则天最倚重的宰相，当属狄仁杰。

　　狄仁杰(630～700)，并州太原(今山西太原)人，高宗时他先后任大理丞、侍御史及地方官多年，政绩卓著。武则天独掌政权后，擢拔狄仁杰为冬官侍郎。垂拱四年(688年)六月，时吴、楚之地多淫祠，仁杰奏毁1700余所，这对于移风易俗、减轻百姓负担，产生了很大影响。不久，武则天命狄仁杰为文昌左丞。天授二年(691年)九月，狄仁杰晋升为宰相。圣历元年(698年)，武则天经狄仁杰等人的多次劝说，终于打消立侄武承嗣为太子的念头，派人去湖北迎回庐陵王李显，复立为太子。从此大唐皇朝后继有人。

　　用酷吏打击，为何又加快谏杀酷吏

　　武则天在《臣轨》中要大臣敢于“匡君之恶”，揭露她的过失。这是她说漂亮话骗人吗?不是。武则天在用人上的最大过失，是重用酷吏，株连无辜，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应该说，她为建立和巩固武周政权，在一段时间内利用酷吏打击是必要的，只是她的抑制机制不力，正直法官的权力太小，因而造成的冤案过多。然而，当她认为武周政权已经巩固，便开始采纳大臣的建议诛杀酷吏，平反冤假错案。

　　天授二年正月，武则天命来俊臣审讯酷吏周兴，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请君入瓮”故事，结果将酷吏周兴流放岭南，“在道，为仇家所杀”。又将另一著名酷吏索元礼“杀之以慰人望”。长寿元年(692年)六月，谏官朱敬则上书建议扫除酷吏，使天下人心大快。武则天称善，“赐帛三百段”。于是加快了诛杀酷吏的速度。神功元年(697年)六月，杀酷吏来俊臣。至此，武则天利用酷吏打击已成为历史。

　　难能可贵的是，当时武则天已深感制造出许多冤假错案，自己应负主要责任，因此，自长寿元年至神龙元年(705年)正月退位前，她下达减狱、洗冤之制(制即诏书，因避武瞾名讳故称制)共达8次之多;并且在久视元年(700年)七月，她派道士胡超在嵩山极峰投放了一枚除罪金简，上面刻写着“大周国主武瞾，好乐真道，长生神仙，谨诣中岳嵩高山门，投金简一通，乞三官九府，除武瞾罪名。”1982年5月21日，金简被一牧羊农民发现，后经专家鉴定其为国家一级珍贵文物，现藏河南博物院。

　　综观上述武则天的用人机制，有得有失，其功效还是主要的。因此，唐中期的宰相陆贽赞扬武则天善于用人，赏罚分明，说“深责既严，进退皆速，不肖者旋黜，才能者骤升，是以当代谓知人之明，累朝赖多士之用。”北宋史学家司马光也认为，武则天“挟刑赏之柄以驾驭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断，故当时英贤亦竟为之用。”这些评语是符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