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71年正月，渥巴锡率领土尔扈特部蒙古族3.3万余户，16.9万人，持家带口，赶护牲畜，携运辎重，自沙俄伏尔加河起程归国，沿途克服长途跋涉、疾病饥饿、多次战争等困难，用了半年时间，以近十万人伤亡代价回到新疆伊犁。他们凭着果敢的精神、坚强的意志，完成世界史上的伟大壮举!然而，当他们东归祖国后所发生的事，让他们难于相信、理解和迷茫。

　　事因：十七世纪三十年代，土尔扈特部族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带领下，以游牧方式迁居到伏尔加河下游地带定居。1724年(清雍正二年)，阿玉奇汗逝世，沙俄利用这一时机，强行将土尔扈特部汗之下的权力机构王公会议(扎尔固)隶属于沙俄政府外交部控制，并派特使直接管辖，任命阿玉奇汗的堂侄策伯克多尔泽为扎尔固首脑，以其钳制汗。1761年(清乾隆二十六年)，19岁的阿玉奇汗的曾孙渥巴锡继汗位。三十二年，渥巴锡曾酝酿返归中国，因内奸泄密未能成行。

　　次年，他亲率2万士兵参加对土耳其的战争。三十五年秋，他从土耳其战场回来，与伯克多尔济计议，秘密召集六首领会议，宣誓通过东归中国的计划。三十六年正月，他率伏尔加河南岸土尔扈特部族开始了东归行动，并于1771年(清乾隆三十六年) 5月26日回到新疆地区，立即震动了中国与西方世界。正如爱尔兰作家德尼赛在《鞑靼人的反叛》一书中所说：“从有最早的历史记录以来，没有一桩伟大的事业能像上个世纪后半期一个主要鞑靼民族跨越亚洲草原向东迁逃那样轰动世界，那样令人激动的了。”他们创造了举世闻名的民族大迁徙的奇迹。

　　今年5月26日，正好是渥巴锡他们东归祖国240周年纪念日。重温这段历史，当时清政府的做法是值得商榷。他们东归的爱国精神，本应成为一大盛事来赞颂——最少在表面上，顺此在全国掀起一股爱国教育热潮。然而，他们的满腔热情、拳拳之心，却变成了乾隆的烫手山芋。有一种说法是：无人否定东归是爱国行动、伟大壮举，但渥巴锡等人在筹划实施中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未曾与清政府沟通联络，以得到他们的支持和认可。

　　清政府在事先不知情、毫无准备的情况下,面对这一突发事件,做出的应急反应只能是除了接纳处置好他们外，就是猜疑、防范和化解他们了。但是从现有资料和事实来看，在乾隆这些专制极权者眼里，首先，考虑他们东归是否会动摇自己统治地位，如果会，对他们的“爱国行动”，是从骨子里不希望他们回国。而且他们回来是不是打着爱国的旗号为沙俄服务呢?会不会增添国内的不安定因素呢?这还是个未知数。其次，国是自家的，他们爱不爱国虽然也可以说重要，毕竟还是比较虚的，现实中最紧迫要摆上议事日程的工作就是“稳定压倒一切”，尽快使他们成为“良民”。为此归纳起来，清政府当时处置他们采取了二条策略：

　　一是化解安置。他们的归国，是在三万多人军人武装起义保护下实现的。乾隆的旨意是把他们化整为零、分解安置到新疆的几个地方，以便控制和管理。请看该年6月18日，乾隆在给伊犁将军伊勒图等人的上谕中是如何说的:“若此辈一齐前来,我等尚需略加考虑,将伊等分散安置。今此辈各自行走,相继而来,我等办理之际,无需费力。此辈之中,若有杜尔伯特、乌梁海之人,除即安置于杜尔伯特、乌梁海地方外,土尔扈特、绰罗斯等人,理应另行指地安置之。指地安置时,若安插伊犁之哈沁、沙喇伯勒等地,则与西界较近,易于伊等逃窜;乌鲁木齐附近之地,又临近我巴里坤驿道,均不得安置伊等。朕惟,若将伊等安置于塔尔巴哈台以东,科布多以西,额尔齐斯、博罗塔拉、额敏、斋尔等地,方善。”

　　从上谕中，我们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乾隆对他们东归有戒心：一是怕他们迁走，不敢安置于靠近边界的地方，担心安置不当，他们再次迁徙出国(落得一个祖国不爱他们的罪名)，扫他的面子。二是怕他们谋反，对国内安全构成威胁，不敢安置于通往内地的乌鲁木齐、巴里坤等军事重镇附近。无可否定，这是乾隆经过深思熟虑后所授的旨意。纵使这样，乾隆仍不放心，过了几日，再次明确谕令伊勒图：务使他们住于博罗塔拉、额尔齐斯、斋尔这些远离重要城镇,不妨碍台站交通,且与哈萨克、喀尔喀蒙古等换取牛羊近便的地方。可谓乾隆在安置他们上煞费苦心。他们被安置后，各种困难问题接踵而至，主要表现在如何解决他们面临的温饱、疾病、生产生活等问题。清政府须解决这些问题时可以说是有行动、不到位。渥巴锡他们踏上故土已是粮尽炊断、衣不遮体，急需政府救济，而安置的几个点却都是经济落后地区，无法满足他们的生产生活需求。紧接着又遇天花流行，预防和医治不力，造成许多人丧生。再次是他们回到故土，所剩骆驼、马匹、牛羊等无几。虽然清政府调集牲畜分发给他们维持生计，但他们正处于贫困中，将大多数牲畜杀之食用。还有是他们原本是游牧民族,不谙农事,清政府却拨给种子、农具，选派技术人员教他们耕作技术，有违其本愿。清政府则要他们定居种地，按现在最好的说法，就是让他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自我生存发展。

　　二是主从分离。渥巴锡率二十万人回到新疆时只剩下七八万人，损失达三分之二强，后遇天花等疾病死亡，只剩下五六万人。清政府为了防范他们作乱，在他们到达时就制定了“分散安置，互不统属，各管其众，以分其势”的策略，以此削弱渥巴锡的权威和影响力。同时，乾隆名义上让渥巴锡朝觐，然而朝觐后又把他留下，说是要他多学习法规，以便学成回去后能严加管束部族，实则借朝觐为名，把他与部族分开，把他监控起来。当渥巴锡听到妻子、女儿于1771(乾隆三十六年) 10月22日染患天花同日病逝，母亲又在11月3日染患天花而病殁，11月27日，五岁幼子阿苏盖出天花病故,最后仅剩一个婴儿。至此，渥巴锡离开部族近半年，他决意要回去看看。乾隆不得己(既怕他回去谋反，又怕不放行遭骂名，所以不得己)，谕令户部侍郎福康安护送(监护)他及其随从返回新疆。同时，乾隆另有谕令给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伊勒图在属地安抚他时,须不露声色地加以防范，也就是说，一有风吹草动，立即平定。

　　由此看出，清政府在处置他们的问题上的策略得当，达到了其战略目的，收到了明显效果。然而，却使渥巴锡的一片爱国情怀受到严重的挫伤。其实，渥巴锡东归的悲壮而无奈，在于他的“三个一”：一腔热血。他第一次想东归时才25岁(乾隆三十二年)，还是个血气方刚、激情四射的青年，回归祖国既是他的理想信念又是他的现实信念。一厢情意。正如上述的说法，二十万人的东归行动，未与清政府沟通协调，确实是经验不足的表现。一知半解。他出生在沙俄，对清政府的实际情况基本上是从资料和老人的口中得知，对乾隆更是知之不多。由于他的这“三个一”，使他对祖国和乾隆判断失误。

　　渥巴锡他们东归的悲壮而无奈，还在于他认为国是大家的，人人有分，东归祖国后，在国的大家庭里，各自会尊重各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尊重各部法族规，日子会过得比在沙俄时好，结果却是把他们的整个部族分割得东一块西一块，渥巴锡的汗位名同虚设。而且，渥巴锡他们可能永远不可能想到、永远不可能明白的是，在乾隆们看来，国是自家的，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与沙俄没有二样，而且有过之犹不及。沙俄只是另选一个首脑来钳制汗罢了，而乾隆却要把他们分而治之，说要想他们灭亡，难听;说要使他们成不了气候，那是谁也否定不了的。说乾隆更有智慧也罢，说乾隆更为狠毒也罢，总之，渥巴锡投入祖国的怀抱后，日子过得忧郁，在归国后第四年逝世，年仅33岁。对于整个土尔扈特部族有无发展来说，更是能够查字典的人都会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