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前后有两位“辽东经略”，雄才大略，却均死于“奸珰”之朝政。一个是袁崇焕，《万人尽啖袁崇焕》已有论及。另一位，叫熊廷弼，也是大名鼎鼎，其下场，亦是可悲可痛。《明史》《熊廷弼传》有一句话：“五年八月弃市，传首九边”。据说，其被处死之后，尸体弃之荒野，其血淋淋的首级则被朝廷传至各处边关示众，以达到“警示教育”的目的。

　　史家观点，明朝末期，经守辽东疆土者，有“三杰”之说，依次为熊廷弼、袁崇焕、孙承宗。然而，这三人，均受到排挤，甚至死于非命。若“三杰”之中任何一人受到信任并重用之，满清何以坐大并轻松入关?中国历史或许就此会改写了。“辽东三杰”，以熊廷弼最早，且正处在后金崛起之初，其经守辽东之功，史家多有正面评价。但是，如此忠诚英武之人，何以有如此下场呢?

　　《明史》《熊廷弼传》记载：“熊廷弼，字飞百，江夏人。万历二十五年举乡试第一。明年成进士”。熊廷弼生卒年为1569至1625年，著名军事将领，字飞百，亦作非白，号芝冈，湖广江夏(今湖北武汉)人。史书说熊廷弼有胆略，知兵事，且善射。其少时家境贫寒，放牛读书，却刻苦强记，奋发图强。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熊廷弼举乡试第一，次年中进士。万历三十六年擢御史巡按辽东，他针对辽东地广人稀、边防多事之现实，主张实行军屯，缮垣建堡，按劾将吏，军纪大振。但是，他的“修边筑堡、以守为战”的存辽大计，与时任辽东经略的杨镐之议不和，后被排挤，转岗督学南直隶。万历四十七年，著名的萨尔浒之战发生，辽东经略杨镐指挥的四十七万大军惨败。朝廷经廷议，逐擢升熊廷弼为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取代杨镐为辽东经略，从而使大明王朝辽东战局大为一振，“由是人心复固”。

　　熊廷弼镇守辽东，居功至伟。其终被问罪，原因是多方面的。在我看来，概括起来大致是三个原因：一是天子更替;二是党争之害;三是为官之性格。

　　先说天子更替。老话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这是中国历朝历代的特色之一。明朝也不例外。熊廷弼是在万历朝被重用的。万历皇帝，虽说长年罢朝，但是对熊廷弼仍相当信任。万历的用人原则，是疑人不用，用人不疑。毫无疑问，在万历去世之前，熊廷弼的方针政策均得到万历皇帝毫无保留的支持，有人甚至认为，万历皇帝与熊廷弼是“军事战略上的知己之交”。正因为如此，万历皇帝特赐熊廷弼尚方宝剑，“重其事权”。其实，在万历年间，熊廷弼被言官谤议攻击的事情，从未间断，特别是在镇守辽东的不长时间内，各种弹劾之奏疏，不绝于耳。但是，万历皇帝从来不听，他对熊廷弼的建议和主张，统统予以支持。这一点，仅从《明史》《熊廷弼传》即可看出，凡是熊廷弼向万历皇帝的上疏，记载皆为“疏入，悉报允”、“疏入，帝从之。”

　　史料记载，万历皇帝曾针对言官的弹劾，对熊廷弼批复过一段相当有意思的话，他说：“辽事败坏，皆地方官玩曷所致，熊廷弼一意振刷，恢复封疆，朕深切依赖。今夷情甚急，岂经略释肩之时，自弃前功!着益殚忠任事，与诸臣协心共济，毋为人言所阻”。这段话，可以看出，万历皇帝对熊廷弼的“深切依赖”，以及对一个重要臣僚的“语重心长”。特别是一句“毋为人言所阻”，更是推心置腹、坚定决心。照现在的话语解释，意思就是你放心，让别人说去吧，一切无妨，照你的思路干去下吧，“朕支持你”哦。据说，万历临死之前，身患重病，依然对熊廷弼分外关注，别的奏疏可以不看，唯独熊廷弼的奏疏另眼相待，非看不可，还要一一批答。这些内容，均可见《明神宗实录》。

　　只可惜，万历皇帝的庇护很快结束了。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明神宗卒，明光宗继位，不到一个月，又死了。于是，明熹宗朱由校即位大统。明史说：“当是时，光宗崩，熹宗初立，朝端方多事，而封疆议起。御史冯三元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谓不罢，辽必不保。诏下廷议。”言官文臣立刻磨刀霍霍，群起攻击熊廷弼。泰昌元年，攻击熊廷弼的言论就如雨后春笋，蜂拥而出，“诋廷弼废群策而雄独智”。可以说，有些内容，是老调重弹，但问题是皇帝换了。明熹宗毕竟不是熊廷弼的知己，他派了一个兵科给事中朱童蒙前往调查，这个人，还算公允，承认了熊廷弼经略辽东的成绩，但是因为熊廷弼曾为弹劾之事“掼纱帽”，他的结论有一句话“廷弼功在存辽，微劳虽有可纪;罪在负君，大义实无所逃。此则罪浮于功者矣”。功劳是有的，但是掼纱帽则有负皇恩。一个“罪浮于功”，熹宗皇帝便将其打发回家了，“朝议允廷弼去，以袁应泰代”。结果，一个不懂军事的文官袁应泰成了辽东经略，直接导致了沈阳陷落，其本人也战败身死了。倘若万历皇帝尚健在，事情是断然不至于如此的。

　　第二个原因，熊廷弼不慎卷入党争。明末朝败，党派林立，党争迭起。以原吏部郎中顾宪成为首，一批下野官吏聚集无锡东林书院，讽议朝政，一部分在职官吏如赵南星等也遥相应合，东林党因此得名。与此同时，另有一批官吏士绅组成浙、齐、楚、宣、昆各党派。这些党派既互有矛盾，又互为利用。其中，以东林党人势力最为强大。起初，乃是东林党与齐楚浙三党之争，后来则演变为东林党与阉党之争。到明熹宗天启年间，东林党人得势，浙昆宣各党派受排斥，于是，以魏忠贤为首的阉宦便与浙齐楚宣昆各党中的一部分人结成联盟，被东林党称为“阉党”，异军突起，形成了直接对抗。照理说，熊廷弼原为楚党，与东林党人并不是一路人，但是，当时的东林党代表人物杨涟等人，突破门户之见，曾在辽东军事等问题上为熊廷弼说过好话，熊廷弼同后来的所谓“东林党六君子”，也有不错的个人关系。这一切，为其最终的杀身之罪理下祸根。或许，人称“九千岁”的宦官魏忠贤的思路也是简单的，凡是敌人拥护的，咱就要坚决反对哦!

　　明史说：“天启元年，沈阳破，应泰死，廷臣复思廷弼”。也就是说，袁应泰一死，辽东战局告急，“烟火断绝，京师大震”，满朝上下，这才想起熊廷弼来，甚至有人感叹：“使廷弼在辽，当不至此”。于是，熊廷弼被召出山，重任辽东经略。然而，阉党们不放心，“搭班子”的时候，生生替他配了一个叫王化贞的巡抚。这个人，明史有评价：“化贞为人騃而愎，素不习兵，轻视大敌，好谩语。文武将吏进谏悉不入，与廷弼尤牴牾”。熊廷弼虽为辽东经略，却无实质的兵权，据说他可以调动的人马，仅有离京时带的京营五千人。而王化贞则握有实权，其好大喜功，盲目冒进，与熊廷弼的“防守策略”大相径庭。明史说：“廷弼主守，谓辽人不可用，西部不可恃，永芳不可信，广宁多间谍可虞。化贞一切反之，绝口不言守。”毕竟，今日之辽东，早已不是十年前的辽东了。应该说，熊廷的策略是正确的。然而，熊廷弼与王化贞之间，虽说是上下级关系，可是王化贞自恃朝中有人，根本不把熊廷弼放在眼里。这一切，直接造成了广宁兵败，致使辽东尽失。

　　兵败问罪，朝廷震怒。自然要下令处置败军之将。王化贞的责任是主要的。明史记载：“二月逮化贞，罢廷弼听勘”，一个是逮，一个是勘，显然，朝廷对两人的定罪是有差别的，然而，最后的议决却是“廷弼、化贞并论死”。这时候，出了一件事情，熊廷弼为保命，曾托一个叫汪文言的人向魏忠贤行贿，数目不小，四万两，然而，熊廷熊并不是一个贪官，他根本拿不出这笔钱，“既而背之”，于是，“魏忠贤大恨，誓速斩廷弼”。此时，正值“东林六君子”案发，杨涟等人被下狱，魏忠贤觉得机会来了，便指使人诬熊廷弼也曾向杨涟行过贿，将熊廷弼行贿之事，与“东林党案”硬扯在一起，“甚其罪”。“党同伐异，招权纳贿”，那就是罪加一等了。魏忠贤的党徒冯铨，还趁着陪皇帝吃饭的时候，拿出一本民间流传的《辽东传》，上面有记载熊廷弼英武善谋的言辞，这个冯铨挑拨说，“此廷弼所作，希脱罪耳。”其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帝怒”。

　　第三个原因，乃是熊廷弼的性格所致。明史说：“廷弼身长七尺，有胆知兵，善左右射。自按辽即持守边议，至是主守御益坚。然性刚负气，好谩骂，不为人下，物情以故不甚附。”此评价，甚为形象。也就是说，熊廷弼的脾气是不太好的(有才之人大抵如此)，遇事特别容易激动，也因此得罪不少人。当然，有些人是无意中得罪的，比如那个给事中姚宗文，仅仅是熊廷弼没有替他在补缺的时候求情，而结下了梁子。

　　熹宗初立之时，有人“劾廷弼无谋者八、欺君者三”，也有人说他经略辽东失职，熊廷弼的反应是什么呢?《熊廷弼传》说“廷弼愤，抗疏极辨，且求罢”，“廷弼益愤，再疏自明”，甚至公开“惯纱帽”，说到激动的时候，“抗疏辨，语颇愤激”，即使皇帝在场，他也从不忌讳。但凡有人弹劾，熊廷弼总是要抗辩上疏一番的。任何批评，他都不能坦然地存在肚子里。因此，给满朝大臣留下他根本听不进任何意见的深刻印象。熊廷弼“褊浅刚愎，有触必发，盛气相加，朝士多厌恶之”，万历皇帝在，可以包容，熹宗皇帝，自然就会看着极其不爽了。

　　熊廷弼同王化贞的矛盾，虽说是责任在王化贞。但熊廷弼也有责任。他似乎根本看不起这个人，同下属说话，有时候也不注意分寸。他反对王化贞的军事策略，又无法阻止，便上疏告状，话也是说得很难听的，且不留余地，王化贞自然心存不满，如“化贞见疏不悦”等等。待到王化贞兵败之时，两人相见，“化贞哭”，看出来，他是有悔意的，这个熊廷弼却“微笑曰：六万众一举荡平，竟何如?”弄得王化贞无地自容，“化贞惭”，一点不留面子。他们俩人同被朝廷究责之时，熊廷弼依然故我，态度不好;相比之下，王化贞伏罪，倒是态度端正，痛哭流涕。

　　凡此种种，都说明，熊廷弼是不谙为官之道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政治上不成熟”。恃才自傲，这在任何时候的官场都是危险的。毕竟，不是每一个领导者都是有胸襟的。

　　明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八月，有“盖世之材”的熊廷弼被处死。据说，熊廷弼临刑之际，胸前仍挂着一个小布袋，袋中之物乃“辨冤疏”也。熊廷弼辩疏了一辈子，或许他至死也不明白，官场的许多是非是辩不明道不白的。熊廷弼身首异处之后，对其家人的并没有停止，因为朝廷追赃，其长子熊兆珪自杀，其老家江夏的一个小小知县，都要来敲竹杠，索要“貂裘珍玩”，甚至将熊家两名婢女的衣服褪去，笞打四十，“远近莫不嗟愤”。

　　直到崇祯二年(1629年)，熊廷弼案才得以昭雪，“传首九边”的熊廷弼才身首合一，得以归葬。其墓在今武汉青龙山国家森林公园之中，并有熊公祠存世。而那个王化贞，却苛活到崇祯五年(1632年)，才被伏法处死。

　　后人感叹熊廷弼案，称“廷弼不死于封疆，而死于时局;不死于法吏，而死于奸珰”，读之思之甚痛。后来与熊廷弼同样下场的袁崇焕曾有《哭熊经略》诗流传于世，吟咏之则泪落之。

　　记得相逢一笑迎，亲承指授夜谈兵。

　　才兼文武无余子，功到雄奇即罪名。

　　慷慨裂眦须欲动，模糊热血面如生。

　　背人痛极为私祭，洒泪深宵哭失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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