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中国历史，必以《史记》为宗。倒不是说《史记》里的所有记载都准确可信，这是任何史书都做不到的事情，而是因为《史记》的作者太史公司马迁，他比《春秋》的作者以及后来的史书作者不但更具才略，也更可信——因为他是最后一个真正的太史令。

　　太史令也称太史，官职名，相传夏代末已有此职。中国上古时期的太史令就具有特殊的地位：一方面，这个官职具有与有神论民族的祭司相仿的特权——沟通天意，掌握神权。他依照其他人几乎无法掌握的复杂而独特的天文历法知识，通过观星、占卜、祭祀等手段，为政权的运用提供神权依据;另一方面，太史令也是国家的重要执政官之一，他常常会负责起草君主的重要文书、管理国家典籍。

　　但于现实政权以及中国文明传承最重要的是，太史令还全权负责如实记载史事、编写史书——上古的中国人就认为，实事求是，而不阿附于任何人的见解或意旨，是神授于太史令的权力、天职、最高法则。

　　所以，太史令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对节操要求也很高的工种，在文字、教育不发达的古代，尤其是先秦时期，这一职位的传承同很多贵族职位一样，通常是家族内薪火相传。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正是诞生于太史家族，他的祖先就曾长时间是周朝的太史。他的父亲司马谈，也是一个有抱负的太史令，司马迁的“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其实是父子共同的理想。

　　我们都知道，司马迁的《史记》非常精炼。但在《史记》里，司马迁运用了大量笔墨描写和塑造了一大批他的模范前辈太史们的故事。由此可见，司马迁对于太史(令)一职，是具有非常强的职业自豪感的。他讲述的种种太史的故事，其间蕴含的深情与用意，颇可玩味。

　　在《左传》、《战国策》、《吕氏春秋》等先秦书籍中，也有大量关于太史令的故事记载。与《史记》中太史令们不同，《战国策》等书中的太史令们不乏昏庸之辈、不乏无益之谏，比司马迁笔下的太史令个个是人中之杰，感觉更接近历史的真实。

　　我以为研读历史，既不可盲目崇拜拔高古人的“高大”，也不可生忽视小觑前贤之心——首要的宗旨，是要把古人也当人看，他们跟我们是一样的有七情六欲，一样的有瞻前顾后的利益纠葛。明白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司马迁、理解《史记》、理解《史记》背后的故事，都是必须的!

　　所以，我们要探究中国历史的真实过往，要真正了解司马迁写《史记》的立场与用心，必须先了解他笔下《史记》里的太史们。因为，这些太史们所代表的，其实就是司马迁本人的理想和情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