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司马迁《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记载，贾谊不仅少年才俊，文辞高妙，而且韬略纵横，堪称栋梁之材。但他至死不能得到重用。后世文人多为此叹息。不过一般都把责任推到汉文帝身上，认为那是皇帝的失策。唐诗人李商隐“可怜半生虚前席，不问苍生神”就是明明白白批评汉文帝了是一个糊涂蛋了。

　　老实说，这些不过是中国文人的天真的想法。

　　贾谊是个人才，这没错。读过《新书》，甚至只上过中学的人对贾谊都比较容易有很好的印象。文采好，学问好——这都没错。《史记》里就说他十八岁出名，二十岁做朝廷博士，雄辩滔滔，老博士们都不是他的敌手。但大家都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东西，这就是——贾谊所表现和他所获得的所有东西(名声、官位、皇帝的喜爱、治国的见解等)——都是“纸上谈兵”。这倒不是说他的看法不对，而是说他的看法仅仅只是理论，与现实还有一定的距离。这倒很像现在的许多学者的论政，只求完美而不管现实操作层面的问题，听起来不错，却一点也不管用。

　　按司马迁的说法，汉文帝其实曾经尝试着提拔贾谊作国家重要领导人——担任公卿之职，但这一提议受到周勃、灌婴等朝廷重臣的极力反对而最终失败。我相信这事可能发生过，但汉文帝绝对不可能坚持自己的主张。

　　因为作为国家最高领导人，汉文帝应该最清楚，他所做出的每一个决策只有在没有阻力或者阻力不大的情况下才可能变成现实的政策，而可行性与有效性是他必须坚持的原则——因为他首先要考虑的是不能失去国家。但他偏偏继承的是一个处于内忧外患都没有消除的国家：外寇环伺，内乱初定，朝臣恃功而骄，天下疮痍未平，自身威望不高。在这样的形势下，他纵有宏图大志，还不得不学会忍耐、妥协，甚至听之任之。因为——

　　他应该比所有人都明白“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道理。他应该比所有人都明白“前功尽弃”的后果的严重性。

　　而贾谊最多不过冷眼旁观，看到了问题。然后就急不可耐，以为他的皇帝老板应该赶紧听他的、按他说的办——这难道不是中国文人的自命不凡的通病?

　　汉文帝当然明白贾谊。但他更清楚自己的责任。他不可能跟贾谊一样天真到以为正确的便是现实的，以为靠理想与热情便可以解决冷峻与残酷的问题。所以——

　　在汉文帝的世界里，贾谊最多只配做一个参谋——一个开启智慧，讨论形而上学问题的教授专家。事实上他与贾谊讨论鬼神之事以及让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做他最喜爱的孩子的老师(长沙王太傅)已经是知人善任了。当然，贾谊如果能够理解皇帝的一片苦心，而经得起岁月与时世的磨炼，未尝不能成就一番“治国匡世”的大业。可惜的是文人终究是文人，自比屈原，郁郁而死，只为后世文人留下一些同病相怜、顾影自怜的哀怨话题——罢了。

　　司马迁倒还比较客观——不过已经有点过誉。而他把贾谊没有被重用的责任有意无意地推到周勃等人身上多多少少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样一来就等于让我们相信汉文帝打算用一个至少是既没有背景支持又很少经验的年轻人来管理一个庞大的国家，这恐怕把享有“文景之治”美名的汉文帝看得有点小、有点轻率。按我的看法，这事儿该是真的，但更多地应该是皇帝明知行不通而故意玩的一个鼓励与安慰年轻人的姿态，而且从中也可以检验一下自身权力得到重臣重视的程度，而结果应该早已在他的预料之中。而李商隐简直就是胡说了。当然文人而如李商隐，除了自命不凡与顾影自怜，还能会有什么呢?不过在文学却是妙绝的东西——但已经与本文无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