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万里这人有意思，人家做官总是一味顺着杆子往上爬，“功名百尺竿头，自古及今，有几个干休?”(元.张养浩)不到不得已，没人愿意急流勇退，他呢，才出任京官不久(1170年任国子监博士，时年43岁)，就随时准备卷铺盖打道回府。为此，他还预先备好了由都城临安回老家江西吉水的路费，将这笔钱锁在箱底，藏于卧室，并再三戒饬家人不许购买一物，免得去职回乡时成为行李累赘。

　　不过，杨万里虽因刚正敢言，始终未得大用，或升或降，或内或外，官还是一直当得好好的。直到1192年，在江东转运副使任上，因朝廷下令于江南诸郡行使铁钱会子，杨万里认为兹事于民不便，上书谏阻，朝廷不听，反将他降为赣州知府。于是，他便谢病自免，讨个“祠官”的虚衔，拿一份退休金，告老 还乡了，从此再未出仕。不过时年已满65岁，与今天省部级官员退休年龄也相当了。

　　杨本人在给朋友的信中说到当时一节：“如病鹤出笼，如脱兔投林……自此幽屏，遂与世绝”(《答沈子寿书》)。的确，对于杨万里这样一位本来 官欲不重的诗人，弃官归田是一种解脱，是长期备受压抑的心灵的释放，那种回归故土、回归自然、回归老百姓的快感，那种临老重新获得的自由舒展，弥足珍贵，不是常人所能理解的。

　　杨万里一生为官清廉，据说江东转运副使任满，府库有余钱万缗，但他一钱不取(呵呵，此类公库钱如何取之而于法无违，恐怕也是个难题)。当时 就有诗人赞他“清得门如水，贫惟带有金 (只有那根御赐的腰带是镶金的啊)”。退休后，唯有自家老屋一区，仅避风雨。比之辛弃疾的带湖园林，自然是望尘莫及了。不过，今日他老家的《吉安名人录》称道：杨万里年过70(不是70，是65啦)，便告老还乡。回家后，他长鬓赤脚耕耘田野，住的房屋也是破烂不堪，三世不加增饰。就连他的夫人除操劳家务 外，还开垦田园、种植桑麻、纺线织布、裁缝衣服，直到80多岁(只活到80，何来“多岁”?)，还年年如此。——恐怕有点夸张过甚了，好歹他是中高级退休干部，基本保障是没问题的，何致于老两口均沦落为农夫村妇?

　　不错，杨万里晚年乡居尤其亲近周围的劳动农民，请看他的《插秧歌》：

　　田夫抛秧田妇接，小儿拔秧大儿插。

　　笠是兜鍪蓑是甲，雨从头上湿到胛。

　　唤渠朝餐歇半霎，低头折腰只不答。

　　秧根未牢莳未匝，照管鹅儿与雏鸭。

　　白话，传神，没有身历其境且细心体会，绝对写不出来。或许，杨万里兴来时还真会挽起裤脚下田陪农民插上几行秧也未定，但那也只是“老夫聊发 少年狂”的一时天真外泄而已。他的主要任务还是写诗。须知，杨万里这辈子写了二万首诗，居两宋诗人之首，存世的也有四千多首。此外，他还要继续完成《诚斋易传》一书——这是一本研究易经的书，易经是古代中华最神秘莫测的经典，高难度课题啊，这本书奠定了杨万里的理学家的地位，为此，几乎耗去了他最后十七年的生命。

　　杨万里一生当了近四十年的官，由基层到朝廷再到地方，前后凡三进四出，久经历练，对官场上下内幕的了解至为深切，所以退出后反观既往，看得 也尤为透彻。他有一首写给初涉仕途的长子的诗，不加任何修饰的家常话，语重心长的告诫：“好官易得忙不得，好人难做须著力。”你要做好官，就要多学习，多 读书，靠钻营媚上，纵使得官，也要遗臭千载。你要做好人，对老百姓就应一视同仁，不得另眼相待。……我们家的先人门庭冷落，我何尝不希望你取得高位?但对 高位不可迷恋，迷恋高位就会失去大丈夫的气节。当官要靠真才实学，官职不是可以讨来的。若为当官违法乱纪而被捉，有何面目见父老乡亲和黎民百姓?做官的水平难说高低，强中更有强中手，好比下棋，你就是达到了国手水平，国手上面还有更高的国手。——这首诗若拿来作当今的廉政教材，一个字都用不着改。

　　然而，看了杨万里的生平，有一点令人费解：按他自己的说法，退休后，“自此幽屏，遂与世绝”，隐居草野，与世无争了，与朝廷除了按时领取那 一份闲俸，也不再有任何牵挂。可是，就在他临终那一刻，却一反他日常“诚斋体”诗歌传递的清新、活泼和闲趣，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激烈和急躁!

　　事在开禧二年(1206)五月，杨正卧病在床。某日，一族侄从城里归来，进了门就大声嚷嚷，说起朝中权相韩侘胄已经发动对金国的北伐之战。此前，家人正是担心他忧虑国事，但凡收到朝中有关时政的邸报都不告诉他，乍一听到这一消息，他顿时恸哭失声，急着催人拿来纸笔，立刻写下一段文字：“韩侂胄奸臣，专权无上，动兵残民，谋危社稷。吾头颅如许，报国无路，惟有孤愤!”又书写了十四句话告别妻子，落笔而逝。

　　宋史载：“(杨)卧家十五年，皆其(韩)柄国之日也。侂胄专僭日甚，万里忧愤，怏怏成疾。”杨万里何致于对韩侘胄如此反感?说来，杨与韩之 间谈不上有多少私人恩怨，就一点小过节：六年前(1200)，韩侂胄筑南园，请杨万里为之作记，并许以高官。万里答：“官可以不做，记不可以写。”侂胄很生气，就改请他人(陆游)写了。

　　杨万里不肯为韩侘胄写记，当然是不屑于韩的人品。宋史说韩侘胄很生气，用了个“恚”字，却也没说他“恚”后有什么报复或给穿小鞋之类的动作(或者杨早已退休，管不着了)。倒是有案可查，在那以后的几年内，朝廷屡屡为退养在家的杨万里加爵封赏：

　　嘉泰三年(1203)八月，诏进宝谟阁直学士，给赐衣带;四年正月，进封庐陵郡开国侯，加食邑三百户。

　　开禧元年(1205)，召赴京，复辞;二年二月，升宝谟阁学士。

　　还不包括之前数次：庆元元年(1195)，有召赴京，万里辞不往。九月，升焕章阁待制。四年正月，进封吉水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五年三月，升宝文阁待制。六年十二月，进封吉水县开国伯。

　　这一路过来，可都是韩侘胄柄国之时啊。不论韩侘胄对别人怎样，对他杨万里似乎还过得去，并未见存有什么芥蒂。

　　如此看来，杨万里对韩侘胄的厌恶，完全是出于“公义”。只能从当时朝廷党争的背景去解释：韩侘胄罗织“伪学逆党”罪名，排斥赵汝愚、朱熹等一大批理学名臣，杨万里虽然未被列入逆党名录，但作为一名理学家，自然会站到韩的对立面，表示抗争。

　　事过境迁，后人以超脱的视野回首这一段历史公案，其中的是非曲直，驳杂难辨，还真是不可一概而论。

　　这里涉到了《宋史》中的一句话：“杨万里为人刚而褊”。又据说宋孝宗尝曰：“杨万里直不中律。”宋光宗亦称：“杨万里有性气。”杨则引以自豪：“禹(光宗)曰也有性气，舜(孝宗)云直不中律。自有二圣玉音，不用千秋史笔。”也说明他并不讳言自己的个性缺点。

　　“刚而褊”，刚为刚正，褊为褊狭。杨万里的刚褊，典型的例子就是争张浚配享高庙。

　　淳熙十六年，朝议“高庙配享”，翰林学士洪迈秉承孝宗之意，以吕颐浩、赵鼎、韩世忠、张俊四人为请;杨万里却认为非张浚莫属，并斥洪迈以欺、专、私三罪，惹得孝宗很不高兴。张浚是杨万里学术道德的引路人，也是理学宗门的政治领袖，其对朝廷的赤胆忠心无可置疑，但其政治能力、识见却难以让人首肯，整饬刘光世余部引发哗变，主持“隆兴北伐”招致失败，与其平生功业大体抵过。再说，配享高庙又是多大的事儿，以宋高宗之卑微人格，为张浚争这个虚名，值得吗?杨万里此举未免带有感情色彩。

　　综观两宋朋党之争，刚而褊，或为相当一部分正直官员的通病。北宋某种意义上说正是毁于党争，较之，南宋偏安小朝廷一班大臣格局更为猥琐，小家子气。

　　韩侘胄当然不是个人物，外戚专权，排斥异己，好大喜功，轻举妄动，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但他为岳飞平反，将秦桧打回原形，毕竟大快人心。他 的“开禧北伐”战略上也不能说全错，问题主要在用非其人、无人可用，当然与其自身的处置失当也分不开，表明当时的南宋小朝廷已经烂透。敌国金朝也烂，两者实属比烂，你烂，我比你更烂。

　　另一方面，韩侘胄对理学人物倒也不是一棍子打死，所谓“伪学逆党”案在一二○二年就解禁了，特别是对叶适这样的人才还委以重任。元代由理学家主导的《宋史》编写，将其归入奸臣之列，有失公允。

　　朱熹这位理学首脑人物，一生主要从事创宗立派的著述、讲学事业，前后只当过十年官。 他当官，同样不能免俗，“褊狭”得比别人更厉害。朱熹由赵汝愚推荐，担任宋宁宗的侍讲，等于是皇帝的老师，初见宁宗，就进讲正心诚意、人欲天理之论。旧 制：单日早晚进讲，双日休息。朱熹要求不分单双日和假日，每天早晚进讲。借着给皇帝讲课的机会，多次递条子，评议朝政，指责韩侂胄在皇帝身边窃取权柄。把宁宗惹恼了，不要他当老师了，将他轰了出去，说：“朱熹所言，多不可用!”赵汝愚等请求留朱熹在朝，被宁宗一口拒绝。这事左看右看，朱熹做得不地道，就算你占着道理，如此党同伐异，也太不够策略了吧!朱熹这人，后来的名头越来越大，集理学之大成，生前行为却有点乖戾，或有心理问题，当初他连上六表弹劾台州 知府唐仲友，这也罢了，政争按游戏规则行去就是，但他却非要拿一个军妓(严蕊)严刑逼供不可，藉以坐实唐的罪名，未免太过残忍。

　　《宋史》还载有一段朱熹对陆游的恶评，说陆游“才能太高，功迹太浅，恐怕会被权势者所利用，不能保全晚节。”撰史者于是拿陆游为韩侘胄写 《南园记》为证据，表明朱的预言之高明。这是什么话?为韩侘胄写一篇记文，就成了衡量气节操守的试金石?是的，韩先是请杨万里作记，被杨拒绝了，杨有自己的坚持;但陆游接过这手面子活，难道就成罪人了?事实上，从陆游的《南园记》中 ，找不出有任何吹捧韩的谀词，纯出于希望韩担负抗金大业的良好意愿。纵使看走了眼，也与道义、节操无涉。

　　无独有偶，在韩侘胄主持的“开禧北伐”中，当时的两大文坛领袖——陆游和辛弃疾都成了积极参与者。辛弃疾对韩侂胄更是热忱鼓励：“千载传忠 献(侂胄曾祖韩琦谥号)，两定策，纪元勋。孙又子，方谈笑，整乾坤。”尽管从私交来说，辛弃疾向来与朱熹走得很近，甚至视朱为“帝王师”， “历数唐尧千载下，如公仅有两三人。”评价之高无以复加。但基于一贯的抗金主张，他和陆游一样，对韩不持偏见，且倾注了极大的热情。

　　再看陆游、辛弃疾对朱熹的义气。1200年，朱熹病故，当时未解，朝廷不许官员参加其葬礼，76岁的陆游写文遥祭：“路修齿髦，神往形留，公殁不亡，尚其来飨。”一片挚情。辛弃疾更是义无反顾，亲临祭悼，作文曰：“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

　　不过，若以朱熹生前因伪党案上表认罪一节对比，尽管出于被逼，毕竟未如置军妓严蕊于大刑之下，居然那么轻易就坦白交代了，承认“私故人财”、“纳其尼女”数罪，表示“深省昨非，细寻今是”，朱老夫子的风骨何在?颜面何存?究竟是谁“晚节不保”呢?

　　王夫之将南宋士人概括为两类：一类是弄权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一类是明哲保身者，凡事留有余地，首鼠两端。“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 心之量”，“不能据中道以自成”。所谓“中道”，即指“无偏无党”、“无朋党之恶”的“大中之道”。其实，褊狭，或是朋党人士的最大性格弱点。以朋划线，不能容人，不能和衷，因人废言，因人废事。非白即黑，非友即敌，不是君子，就是小人，不是忠臣，就是奸臣。这样一种两极化思维严重禁锢着士大夫们的头脑，遂使任何有意义的施政和改制都成了互相攻讦的题目，最终导致王朝在内耗中走向败亡。

　　人是复杂的，尤其是官员。性格的多面、心理的明暗、利益的交缠、善恶的互现，身上的正负面因素无非多一些少一些而已。三七开就是大好人，五 五开不好不坏，倒三七就是坏人了。君子与小人、天使与魔鬼往往就在同一人身上。裴矩在隋为侫人，在唐为忠臣。唐太宗密派左右向官吏行贿，以考验是否廉洁，一刑部官员接受了一匹绢的贿赂，唐太宗要杀他。裴矩提出：“受贿当死。但行贿呢?以这种方式试探官员恐怕不符合以德教化、以礼规范的准则吧!”唐太宗听了 大为欣赏。司马光赞曰：“君明臣直。”这是皇权体制下依托人治的最佳状态，无奈古往今来像唐太宗这样的明君不多。南宋朋党之争掺杂了更多意气用事，几无原则可言。从张浚、赵汝愚到韩侘胄，再到史弥远、贾似道，忠与奸的光谱色系令人眼花撩乱，足致色盲。

　　相对而言，跳出官场的杨万里还是比较通达的。他的理学见解与朱熹等人所主张的义理之说亦有所不同，比如他对“仁”的解释：“何以为仁?曰财而已。……财散聚，此仁之实也。……何谓义?教民理财，义也。”(《系辞》，《诚斋易传》卷十七)人在平心治学的时候，持论总是相对公允、诚实而较少 偏见。综观杨万里一生，他的“刚而褊”，更多的表现在刚的一面，褊在其次。

　　“月子弯弯照九州，几家欢乐几家愁;愁杀人来关月事，得休休去且休休。”(杨万里.《竹枝歌》)世间万事，包括官场纷扰，该休处还是休去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