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高中的时候偏科，喜欢文不喜欢理，可还是遵从我爸的命令选了理科。经历过不平常的岁月的我爸对文科有恐惧心理，他认为学文太危险，还是学理又实用又安全，1+1=2，清楚明白不会有别的可能。

　　一看我爸就不了解社会，谁说学理安全的?就算想证明一个1+1=2，也一样要绕一个大圈子，绕不好，还就等于不了2。

　　天文学，算是标准的理科吧?一千多年前，为厘清一些类似1+1=2的数学问题，几个人绕了一辈子的时间。

　　隋朝快建立的时候，隋文帝打算“以符命曜于天下”，好给自己改朝换代制造一些氛围，于是向全社会公开征召有识之士，打造一部历法。当时有好几个有识之士出现，其中就有担任过北齐历官的刘孝孙、著名的文化人和天文学家刘焯、天文学家刘晖，还有一个道士张宾。他们各自拿出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交给皇帝评判。

　　这是一个纯粹的理科问题吧?但看看下面你就知道，再理科的问题，也要先文科——确切地说，先政治，再说。

　　隋文帝采用了张宾的《开皇历》，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因为张宾说隋文帝“有帝王之运”。自然科学工作者刘孝孙和刘焯出来反对，提出了很多很自然科学的道理，但打败他们的是又一个文科理由——“非毁天历，率意迂怪”和“妄相扶证，惑乱时人”，二刘因此被赶出了京城。另一个刘就比较识时务，或者说受过文科训练，刘晖迅速与张宾结成，而为皇帝宠信。

　　若干年后，张宾去世。刘孝孙辞去某县县丞的职务，带着自己的研究成果又来到京城，重提当年历书之争。他本以为张宾死了没人巧言令色，自己终于可以搞搞学术了，却没想还有个刘晖在。刘晖扣压了奏章，把刘孝孙搁在司天监中“累年不调，寓宿观台”。刘孝孙苦于自己的意见不能上达，一气之下用车子推了一口棺材，抱着他的历书在皇宫门前大哭，终于引起隋文帝的注意，并命人经过实测比较后再决定是否改历。实测证明，刘孝孙的历法和参与实测的另一部张胄玄的历法，都比《开皇历》优越。

　　水落终于石出，云开终于雾散。道理搞清楚了下面该很自然科学地研究一下了吧?没想到，刘孝孙爆发了多年的积愤，提出先斩刘晖，再议改历，这种道的态度激怒了隋文帝，于是理科问题再次变成文科问题，皇帝暂停了改历之议。

　　不久后，刘孝孙去世。这时，几次日食的推算错误让隋文帝下决心重定历法，他这回让张胄玄、袁充等人负责，当年被赶出京城的刘焯此时再度出山，他在刘孝孙历法的基础上，增损改进，献上了《七曜新术》，也就是日后完善而成的《黄极历》以备选用。

　　二刘的共同问题是不问文科，不讲政治——这么大的事，不做铺垫，不埋人脉，光在招标的时候才出来，那怎么行呢?这和已经在皇帝那里做好各种理科之外的准备工作——编造了“日长之瑞”的假天象而得到皇帝宠信——的张胄玄、袁充怎么比呢?失败，当然就是必然的了。

　　从最初兴致勃勃参加历法海选到这时，已经过去将近二十年了，刘焯从一个四十岁的文化人变成了一个老者。近二十年的光阴却还没有让他明白文科先于理科、政治先于技术这个道理。他后来得罪人，被发配至成都充军，几年后再得以回京城，以花甲之年上书新皇帝隋炀帝，犹在要求与张胄玄辩论来争高下。他得到机会了，辩论了，赢了——这是理科的胜利，却比不上文科的动作。由于袁充等人的阻挠，他的历法终于还是被搁置了。二刘之二，也抱憾而终。

　　在这场持续三十年的争论中，理科人才二刘付出了一生的代价，终被文科人才阻挡住了通往庙堂的道路。好在文科人才擅长的政治斗争只存在于庙堂附近，在民间事情要简单得多。刘焯的《黄极历》由于成就突出，《隋书》打破只收颁行过的历法的框框，破例将该历收入《隋书》的《律历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