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自德国莱茵河畔的耶稣会士汤若望，在明清鼎革之际亲眼目睹了三个政权(明、农民起义军建立的大顺政权、清)在一个月内的迅速更替。在这重大的历史关头，他沉着冷静，躲过了可能发生的危机，并成功地获得了清朝顺治皇帝的宠爱和尊敬。

　　汤若望为什么能如此成功?现在看来大约有这么几条原因。第一，清刚入关，脚跟未完全站稳，它需要尽可能团结各方面的力量，这从清进京后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中可以清楚地看出。特别是像天文历法这样事关全局的大事，作为新政权的清王朝是非常注重的。正如当时的汉臣范文程(1596—1666)对汤若望所说，“神父对中国历法深有研究，必知道新朝定鼎，要颁正朔于天下，现今正需像祖父这样的天算家为制定历法。”时任摄政王的多尔衮(1612—1650)在看到钦天监所呈报的历书后说：“这种舛错百出的历书，其预测上不合天象，下不应地事。有一位叫汤若望的西洋人，曾制佳之历书，尔等从速将此人唤来。”

　　第二，在与大统历和回回历的竞争中，汤若望的西洋历获得了胜利。1644年9月1日，就日食的预测，西洋历和大统历、回回历在观象台展开了较量，结果回回历差了一个时辰，大统历差了半个时辰，只有汤若望的西洋历计算分秒不差。测试结果被上报给多尔衮，当年12月，汤若望被正式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从此他在清王朝有了一个稳定的位置。

　　第三，汤若望与顺治皇帝的母亲孝庄皇太后(1613—1688)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一天，汤若望的教堂来了三位满族贵妇人，声称一位亲王的女儿生了病，特被派来神父这里询问。汤若望听她们讲述病情后，认为病不严重，就给了她们一个圣牌，说如果亲王的女儿将这个圣牌挂在胸前，四天后病就会好了。果然，第五天她们又来到汤若望这里，告诉他郡主的病已经好了。汤若望后来才知道，派她们前来的是当时的孝庄皇后中，而那位生病的郡主就是未来的顺治帝皇后博尔济吉特氏。孝庄为此很感谢汤若望，并表示要做他的“义女”。后来，在顺治皇帝的大婚典礼上，汤若望见到了孝庄皇太后，皇太后取下手腕上的两只手镯送给汤若望，以作报答。在多尔衮死后，英亲王阿济格想继续做摄政王，孝庄太后委托汤若望从中周旋。汤若望亲自劝说英亲王，最终促使英亲王决定“即日上朝，倡率百官，疏请皇上亲政”。从此，汤若望和孝庄皇太后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

汤若望

　　年轻的顺治皇帝勤奋好学，也是造就汤若望特殊地位的原因之一。顺治14岁亲政，在他看来，汤若望无疑是一位值得格外敬重的老人，不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精通历算，身怀绝技”，而且身为一名外国传教士却能熟谙中国文化。对于汤若望介绍给他的西方科学和文化，顺治感到非常新奇，就连汤若望的生活方式也使他好奇，为此他曾派人暗查汤若望的生活起居。

　　顺治尊称汤若望为“玛法”，即满语中“爷爷”之意。事实上，顺治和汤若望的关系，不仅是一定意义上的“祖孙”关系，更像师生关系。顺治免除了汤若望进宫的所有繁缛礼节，汤若望就座时，他把自己的貂皮褥子给汤若望当坐垫，并多次将汤若望接到宫中畅谈，甚至晚上入睡前也要让汤若望陪他谈话。一年之中，顺治竟有24次到访汤若望的教堂。

　　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尊重和宠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这突出表现在对汤若望的官爵加封上。顺治八年(1652)，顺治在一天之内加封汤若望能议大夫、太仆寺卿、太常寺卿三个官衔，使他从原来的四品晋升为三品。顺治十年(1654)三月，因汤若望完成了《大清时宪历》，顺治特赐汤若望“通玄教师”。次年三月，汤若望希望将利玛窦墓旁的地赏予他作为将来的墓地，顺治同意。顺治十四年(1658)二月，顺治在城中巡视路经宣武门汤若望的天主堂时，赏赐亲笔所写“通玄佳境”堂额一方和御制《天主堂碑记》一篇。次年，汤若望任职到时，吏部认为他是二品官，可考虑诰赠其两代，汤若望认为自己已经是“二品顶带加一级”，希望能按一品的待遇对待，赠及三代。他的这一要求获顺治恩准，但这个诰命到康熙元年(1662)才正式颁赐。“汤若望在此一诰命中获授光禄大夫阶，其曾祖笃瑑、祖父玉函以及父亲利因亦因此被赠为光禄大夫、通政使司通政使，用二品顶带加一级，曾祖母赵氏、祖母郎氏以及母亲谢氏则均获赠为一品夫人。”这样，汤若望成为在中国历史上担任官衔最高的欧洲人之一。

　　汤若望和顺治帝有如此密切的关系，又被加封如此高的官爵，他对顺治的影响到何种程度呢?这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

　　由于顺治帝对汤若望的信任，当时吏部等部门对于汤若望的建议一般都会采纳。据《汤若望传》的作者德国人魏特(Alfons Vath SJ)研究，汤若望曾多次写奏疏希望给钦天监的监生们增加薪俸。1652年，汤若望奏请将监生们的薪俸从二百零八两八钱增加到四百一十七两六钱，提高一倍，吏部照准。1655年，他又上奏吏部，认为观象台上只有4名观察人员，编制太少，他希望加到16名，经过多次协商，吏部也同意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又要求给在观象台工作的观察人员每人加件羊皮大衣，以便晚上御寒，也得到了批准。从这些材料中，不仅能看出汤若望对下属的体贴，也可以看出他在朝中的影响。

　　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十分特殊。顺治结婚以前，做了一件不好的事，汤若望得知后当面批评了他。顺治恼怒起来，但片刻之后，就向汤若望道歉，并希望汤若望继续对他进谏。1655年，因京城闹瘟疫，顺治较长时间住在城外，他半夜派骑兵将汤若望从教堂接到他的住处，让汤如实向他反映城中的各种情况，由此可见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

　　正是由于顺治的信任，汤若望敢于在顺治面前直言进谏，当时在朝中敢这亲说真话和对顺治有如此影响力的也只有汤若望。

　　1652年，一位亲王战死疆场，但他的部下却打了胜仗，按清入关前定下的规矩，二百多名部下都将被处死。汤若望大胆上疏，希望皇帝宽恕他们。顺治对这种旧规也不太满意，有了汤若望的奏疏，他便可以放心施恩，免除这些人的死罪了。1654年，顺治想归省祭祖谒陵。当时清刚入关，全国局势不稳，又逢灾荒，显然此时归省不是时机。但年轻气盛的顺治执意要去，此时，又是汤若望出面加以劝阻，最终顺治听从了“汤玛法”的意见，放弃了原定的东北之行。

　　顺治任性闹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在1659年。当时郑成功(1624—1662)反清大获全胜，几十尤人马北伐，顺治坐不住了，他要亲自率兵往前线征讨郑成功。从大局来看，这显然是盲动的行为，但顺治性格倔强，一旦发起脾气无人可挡。当众臣劝他冷静从事，万不可冒险时，他竟拔出宝剑，劈下御座一角，声称如果谁再阻拦，他就将谁刺死。大臣们找来孝庄皇太后，仍然没有效果。在这种局面下，大家想起了汤若望，认为只有他可以劝服顺治。汤若望赶到宫中，苦心劝说，并说自己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放弃职守，有所见而不言，使国家陷于危险。汤若望的赤诚打动了顺治，他终于冷静下来，宣布不再率兵亲往前线。

　　汤若望对清朝的忠心，对顺治的关怀，使顺治深为感动。他把汤若望的奏疏编辑成册，带在身边，经常阅读。他甚至说，读了汤若望的奏疏禀贴，自己会被感动得几乎要流泪。

　　历史学家陈垣(1880—1971)认为，汤若望和顺治帝的关系，犹如唐朝(618—907)勇于直谏的名牙魏征(580—642)和善于纳谏的唐太宗(627—649在位)。汤若望对顺治朝的贡献，正如汤七十大寿时，文人龚鼎孽在贺文中所说，“睹时政之得失，必手疏以秘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磐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

　　但另一方面，虽然汤若望在对顺治皇帝的天主教教化上下了很大力气，却并不成功。这点顺治在《天主堂碑记》中说得很清楚，“夫朕所服膺者，尧、舜、周、孔之道，所讲求者，精一执中之理。至于玄笈、贝文所称《道德》、《楞严》，虽尝涉猎而旨趣茫然。况西洋之书、天主之教，朕素未览阅，焉能知其说哉?”所以，顺治对汤若望的信任和褒奖，只是从君王对一个老臣的角度，而不是对其宗教的认可。汤若望对自己的角色也很清楚，如陈垣所说，“若望本司铎，然顺治不视为司铎，而视为内廷行走之老臣，若望亦不敢以司铎自居。”

　　应该说，无论是顺治从统治的角度，还是汤若望从传教的角度，他们所遵守的这种君臣关系原则，给双方都带来了好处。汤若望以老臣的身份参与顺治朝的政治事务，对于帮助顺治治理国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同时，顺治对汤若望的褒奖，也在一定程度上扩大了天主教在华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