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

　　努尔哈赤，姓爱新觉罗，号淑勒贝勒，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出生在建州左卫苏克素护部赫图阿拉城(辽宁省新宾县)的一个满族奴隶主的家庭。二十五岁时，为报父、祖之仇，以十三副先人遗甲起兵，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五十八岁时在赫图阿拉城(即兴京)建立了女真少数民族政权——大金(史称后金)。天命十一年(1626)，六十八岁的马上皇帝在宁远城遭到了明大将袁崇焕的顽强抵抗，兵退盛京(沈阳)，不久便撒手人寰。突然驾崩的努尔哈赤为自己的子孙们留下了未竟的大业，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许多不解之谜。关于他的死因，史学界争论不休，始终没有定论。而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他是被袁崇焕的炮火所伤，郁闷而死，还是因为身患毒疽不治身亡。

　　据史料，天命十一年(1626)，努尔哈赤亲率六万大军(号称十四万)南征，一路势如破竹，不战而得八座城池，很快兵临宁远城下。明朝宁远城守将袁崇焕严词拒绝努尔哈赤的招降，亲率兵民万余人顽强守城。他们在宁远城上架设了十一门红衣大炮，随时准备迎接来犯之敌。据北京社会科学院满学研究所阎崇年研究员认为，这种红衣大炮为英国制造的早期加农炮，炮身长、管壁厚、射程远、威力大，特别是击杀密集骑兵具有强大火力，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火炮。红衣大炮在宁远之战中确实发挥了它的极大威力。据记载，后金军队的攻城行动在明军猛烈炮火的攻击下严重受挫。宁远城下，八旗官兵血肉横飞，尸积如山。在攻城的第三日，后金军队便撤兵而去。

　　在威力极大的西洋火炮猛烈攻击的情况下，作为后金大军统帅而亲临城下督战的努尔哈赤有没有受伤呢?对此，明朝和后金的史书中均无明确记载。金国平和吴志良在合写的《澳门与入关前的满清》一文中认为，由于对明军使用的新式火器毫无精神准备，宁远之战中努尔哈赤受伤的可能性极大。经过潜心研究，金国平和吴志良终于从朝鲜人李星龄所著的《春坡堂日月录》中找到了一条明确记载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受“重伤”的珍贵史料。

　　据该书记载，朝鲜译官韩瑗随使团来明时，碰巧与袁崇焕相见，袁很喜欢他，宁远之战时曾把他带在身边，于是韩瑗得以亲眼目睹了这次战役的全过程。宁远战事结束后，袁崇焕曾经派遣使臣带着礼物前往后金营寨羞辱讥讽努尔哈赤：“老将横行天下久矣，今日见败于小子，岂其数耶!”据韩称：努尔哈赤“先己重伤，及是俱礼物及名马回谢，请借再战之期”，最后终于“因慈懑恚而毙”。这条史料明确记载努尔哈赤是在宁远之战中受了“重伤”，并由于宁远兵败，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再加上袁崇焕的羞辱，最后终于郁郁而终。

　　除朝鲜方面的记载而外，明朝其他的一些史籍也有类似的描述。据明蓟辽经略高第奏报：在后金军队攻城时，明朝军队曾炮毙一个“大头目”，敌人用红布将这个人包裹起来抬走了，还一边走一边放声大哭。这个大头目，有人认为是努尔哈赤。明人张岱在其所著的《石匾书后集·袁崇焕列传》中记载，红夷大炮打死敌人不计其数，还击中了“黄龙幕”，伤一“裨王”。敌军认为出师不利，用皮革裹着尸体，一路号哭着撤退了。金国平和吴志良据此分析，上述史料中提到的“大头目”、“裨王”即为努尔哈赤本人。

　　考虑到清代官书提及努尔哈赤之死时，都说他是得病而死，至于得的是什么病，则往往讳莫如深。金国平和吴志良对此则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攻城战中中炮受伤，随后又受了袁崇焕这个“小子”的冷言讥讽，回到沈阳后一直耿耿于怀，怒火中烧，导致伤口恶化，后来前往清河洗汤浴，致使伤口进一步恶化，终于并发症而死。炮伤是努尔哈赤致死的最重要原因。

　　正在人们对努尔哈赤之死不再提出异议时，有的学者却坚持认为，努尔哈赤没有在宁远之战中负伤。《中国历史文献丛刊》1980年第1期载孟森先生遗著《清太祖死于宁远之战不确》及商鸿迪教授附《赘言》等文，均对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负伤这一结论持异议。李鸿彬在《满族崛起与清帝国建立》一书中，对努尔哈赤炮伤而死论者的关键依据——《春坡堂日月录》提出了质疑。

　　疑点一：既然朝鲜译官韩瑗都知道努尔哈赤“先己重伤”，那么守卫宁远的最高统帅袁崇焕就应更加清楚，何况袁崇焕还曾派遣使臣前往后金营中察看过呢!如果努尔哈赤确实身负“重伤”，这当然是袁崇焕的特大功劳，也是明军的重大胜利，不仅袁祟焕本人，而且朝廷上下、文武百官都将对此事大书特书，以便激励军民的士气。但是，无论是袁崇焕本人报告宁远大捷的折奏，还是朝廷表彰袁崇焕的圣旨抑或朝臣祝贺袁崇焕宁远大捷的奏疏，其中都只字不提努尔哈赤受伤之事。

　　疑点二：努尔哈赤战败于宁远，是天命十一年(1626)正月，至八月二十日死，中间有八个多月。从大量史料记载看，在这八个多月中，努尔哈赤正在“整修舟车，试演火器”，并且到“远边射猎，挑选披甲”，积极准备再进攻宁远，以复前仇。四月，还亲率大军，征蒙古喀尔喀，进略西拉木轮，“获其牲畜”。五月，毛文龙进攻鞍山，后方吃紧，这才回师沈阳。六月，蒙古科尔沁部的郑巴洪台吉来朝，他亲自“出郭迎十里”，全无“重伤”之人之病象。

　　因此，李鸿彬认为，努尔哈赤在宁远之战中有没有身受“重伤”，是不是“懑恚而毙”，很值得怀疑。

　　而对于努尔哈赤死因，明朝方面是有记载见于文字的。辽东巡抚袁崇焕向明廷报告努尔哈赤死因时说：“而四乡络绎皆云，奴酋耻宁远之败，遂蓄慑患疽死。”明御史汪若极也说，因宁远大捷，使“奴焰大挫，一旦疽发，而伏天诛矣!”沈国元《两朝从信录》记载：“老奴酋疽发背死”。彭孙贻《山中闻见录》亦记载：“建州国汗，疽发于背殂”。同时朝鲜方面亦有类似的记载：朝鲜捉获后金部民则说，“奴酋去(按应为“今”)七月间得肉毒病，沐浴于辽东温井(即温泉)，而病势渐重，回向沈阳之际，中路而毙。”朝鲜《丙子录》也记载，“建州虏酋奴儿赤，疽发背死。”

　　李鸿彬通过对这些材料的分析，认为：努尔哈赤回到沈阳以后，由于宁远兵败，赫赫有名的沙场老将败在初历战阵的青年将领手中，精神上受到很大的刺激，整日心情郁忿，加上长期驰骋疆场，鞍马劳累，积劳成疾。同年七月中，努尔哈赤身患毒疽，并非炮伤，二十三日往清河汤泉疗养。到了八月七日，他的病情突然加重。十一日，便乘船顺太子河而下，转入浑河时，与前来迎接的太妃纳喇氏相见后，行至离沈阳四十里的级靉鸡堡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