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怀仁生前是清朝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在北京阜城门外车公庄附近，有一个外国传教士的墓地，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在这里已经静静地睡了三百多年。1657年，南怀仁受欧洲天主教耶稣会的派遣，来中国传教，1688年死于北京。他生前是清朝政府的工部右侍郎、二品大员，死后康熙亲自为他撰写了条文和碑文，赐谥号为“勤敏”，并派国舅佟国纲等大臣至墓地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一个外国传教士，怎么成了康熙朝廷的高官显贵呢?

　　南怀仁，耶稣会传教士。字敦伯，一字勋卿，比利时人。生于皮坦，学神学于塞维尔。1641年入耶稣会，1657年随卫匡国(1614-1661)神甫来华，于清顺治十五年(1658)抵澳门。次年，被派往陕西传教。十七年(1660)，奉召进京协助汤若望纂修历法。康熙三年(1664)，与汤若望等同被杨光先参劾下狱。

　　次年春，因北京突然发生强烈地震，朝野深为恐慌，以为是触怒了上苍，在太皇太后孝庄的干预下，因历法案而获罪的南怀仁出狱了，但仍明令不准再入钦天监。不久汤若望死去，而南怀仁还在暗中进行天文观测和推算，以待时机。不久，杨光持钦天监出现不少差错，闹得满城风雨。因此，不懂天文历算的康熙决定用实测的方法解决这场纷争。

　　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谕令杨光先、胡振钺、李光显、吴明烜与安文思、南怀仁两派，“勿怀夙仇，各执己见，以己为是，以彼为非，互相竞争”。还召集他们一起讨论，“孰者为是，即当遵守，非者更改，务须实心，将天文历法详定，以成至善之法”。此外，康熙交给他们各一根日晷针，随意确定针的高度，然后同大学士李雨尉一道去观象台，预推次日正午日影的精确位置。十一月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日(旧历)三天实测，南怀仁全部准确无误，杨光先、吴明烜则都有差错。同年十二月，南怀仁劾奏钦天监副吴明烜推闰失算。所造康熙八年七政民历闰十二月应是九年正月，还一年误置了两春分、两秋分。自此之后，康熙令他审订该历书，并又安排了立春、雨水两节气及月亮、火星、木星运行测验，结果，南怀仁是“逐款皆符”，吴明烜“逐款不合”。西洋历法因推算准确而优于旧历，于是康熙力排众议，罢免杨光先，改用西洋人以新法治历。历法之争因康熙的干预而圆满结束，较为科学的西洋历法取代了传统的历法。

　　康熙因历法之争的触动而迫切希望获得西方的自然科学知识。他说:“杨光先、汤若望于午门外九卿前，当面赌测日影，奈九卿中无一知其法者，朕思之不知，焉能断人之是非，因自愤而学焉”。于是以西洋人为师，发奋学习，开始了与西方传教士的频繁交往，这成为南怀仁见宠于康熙的最为主要的原因。

　　康熙八年(1669)，南怀仁任钦天监副后，上书删掉旧历来年的闰月。这样会引起年中例行仪式的变动，因此，有关当局劝他撤回原议。而他坚持己见，但出乎意料的是康熙竟然站在了南的一边，可见康熙对西方历算及南怀仁是持信任态度的。为表达对康熙的感激之情，南怀仁用四年时间制成了包括第谷式古典仪器——黄道经纬仪、天体仪、赤道经纬仪、地平经仪、象限仪(地平纬仪)、纪限仪(距度仪)在内的六件天文仪器，康熙“因其勤劳可嘉，著加太常寺卿职衔”。

　　康熙十年(1671)，南怀仁利用西式绞架滑车成功地运载了重万余斤的大石柱过卢沟桥。次年，又奉旨疏浚万泉河道，引水灌田。康熙十三年(1674)奏请刊行所主编之《新制灵台仪象志》十六卷。同年，升任钦天监监正，加太常少寺卿衔。

　　康熙十二年(1673)，吴三桂等三藩叛乱，康熙谕令他监造山地作战的轻型火炮。他曾想以不懂枪炮制造为由加以拒绝，但因有汤若望为清廷制炮的先例而无法推辞。于是，他煞费苦心用几年时间督造了四百五十门大炮，并培训了二百多名炮手。十九年(1680)制成三百二十门神武炮，康熙还亲率王公大臣到卢沟桥观看试炮。康熙高兴地脱下貂裘赐给他以示嘉奖，并夸他“尔向年制造火炮，陕西、湖广、江西等省都已有功效，今之新炮较为更好!”因制炮成功，康熙特旨加工部右侍郎衔。

　　南怀仁自康熙十年(1671)起担任康熙启蒙老师，服务达二十七年之久，深得康熙赏识，官至正二品，工部右侍郎衔。自此之后，他经常谒见康熙，进讲天文、数学、地理、乐理和哲学等西洋科学知识。康熙则派专人教他满语和汉语，他用满汉文译了不少欧洲的数学和天文学著作，如满文本《欧几里得几何学》等。数学的乐趣吸引了年轻的康熙，他把处理政事之外的时间几乎全用在学习上。学完了几何学、静力学和天文学中最有趣最易理解的东西，又学习了西方哲学和乐理知识。南怀仁接着又竭力给他讲解地理知识，明末传教士利玛窦绘的《万国舆图》、艾儒略写的《坤舆图论》、《职方外纪》等，都是他学习的教材。南怀仁还编写了《坤舆外纪》等，来进一步介绍西方地理学和地理知识。频繁的教授活动，使双方关系更密切。南怀仁很得意地炫耀道，“每天早晨，我就进宫并立即被带到康熙的住处，往往要呆上三四个小时。我单独同皇上在一起，给他读并加以解说，直到中午才能离开，他也常留我吃午饭，并从金盘中给我夹些精美的肉”。

　　南怀仁为迎合康熙希望学到更多西方科学知识和技艺的心理，乘机推荐了不少传教士。如讲西洋乐理时，有意推崇徐日升的音乐才能，于是康熙派人专程去印度邀请。徐日升于1673年抵达北京，并受到皇上的欢迎。闵明我于1660年抵澳门，后因历法之争被囚禁，1671年释放后在广东传教，南怀仁推荐他来京讲学，博得康熙信任，1685年接替南怀仁任钦天监正之职。年迈的南怀仁还奏请康熙招聘与他同籍的安多来京，接任康熙之师，讲授算学及数学仪器的用法，并任钦天监副。康熙很希望宫中有位欧洲医生，南怀仁急忙告诉罗马教廷，并建议让精通医术的科德·朱特修士从印度果阿来北京充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南怀仁坠马受伤，次年卒于北京。南怀仁去世后，康熙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说“南怀仁治理历法效力有年。前用兵时，制造兵器多有裨益。今闻病逝，深轸朕怀……”可谓宠信之极。康熙对南怀仁的宠信，源于对西方科学的热爱，而南怀仁出色的能力，使众多精于此道的传教士纷至沓来，他们同康熙广泛接触，对康熙朝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政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同时打着传播西方科学的招牌频繁地进行传教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