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陵夺情”(古代避牛人名讳，以籍贯代称某人，张居正是江陵人)这一超级公共事件中，还有一个年轻人被廷杖。这个人简直就是飞蛾扑火，偏要去得罪一下当朝相爷和皇帝。他叫邹元标，字尔瞻，江西吉水人。

　　这人打小就是个神童，《明史》说他“九岁通《五经》”。且没有成为年幼聪颖、长大平庸的人物，考试的道路上一路绿灯，万历五年，二十二岁的他高中进士，在“五十少进士”的科甲时代，这个岁数年轻得让人嫉妒，真是春风得意马蹄疾。

　　这一年，朝臣们围绕张居正父丧后是否要回家守制争论不休，而邹刚刚“释褐”。一般会试在春天举行，叫“春闱”，而张居正的父亲是当年秋天死的。此时的邹元标“观政刑部”，也就是说还是个办事进士，用现在的话来说是刚分配到国家机关的见习生，还没有定级转正。

　　这样一个人微言轻的官场新鲜人，按一般的想法，肯定是好好看热闹吧，国家大事还轮不上你置喙。可邹进士是一个有着强烈使命感和道德感的小年青，说他是那个时代的愤青也不为过。

　　这位不怕虎的初生牛犊，写了一篇火药味非常浓的奏折弹劾张居正，指出“夺情”的乖谬。奏疏写好时，正准备去上朝往上递，正好碰到吴中行等被廷杖，——当着上朝众臣的面廷杖，就是要杀鸡给猴看。看到上疏弹劾首辅如此下场，一般人会知难而退，而邹元标更激起了斗志，等吴中行被廷杖完，他将奏疏取出，委托太监转递，害怕人家知道这是骂张居正的不敢往上送，谎称这是告假的折子，而且还给太监塞了银子。如此，奏折方得上达天听。

　　比起吴中行、赵用贤、艾穆、沈思孝四人，年轻气盛的邹元标说话更无禁忌。他说张居正“才虽可为，学术则偏。志虽欲为，自用太甚”，更有几句话是专门戳人心窝子的，他抓住皇帝让居正在官守制的敕谕中的一句话评论，皇帝说挽留张居正的理由是，“朕学尚未成，志尚未定，先生既去，前功尽隳。”邹元标反问道，幸亏张居正是老爸死了要丁忧，可以挽留，如果不幸他死在任上，难道陛下的学问终将不成，志向终将不定么?而且进一步发挥，说张居正的上疏中有言，“世有非常之人，然后办非常之事”，如果以奔父丧为平常之事而不屑为之，他不知一个人惟有遵守五伦之道，然后才叫着人。现今有这样的人，父亲在时不回家照顾，父亲死了不回家奔丧，还对世人说自己是非常之人，世人不是以为他丧心病狂，就是会以为这人是猪一样的禽兽，这难道就是非常之人?

　　不管谁有理谁没理，话说到这个份上，近似于人身攻击了。皇帝和张居正看到这样的上疏，震怒可想而知，远甚于对前四位上疏者的恨，照例是廷杖、远戍，而且打得比吴中行那四个人更狠。

　　一个在朝廷没多少人脉关系的见习生被下旨廷杖，更没人敢上疏求情，惩罚他的圣旨写得和今天的白话文一样通俗易懂：“邹元标这厮，狂躁可恶，但上前未见谕内大议，姑着照艾穆例处治，以后再有迷狂不误的，必遵祖宗法度之重典不饶。”

　　我认为这是皇帝和张居正有意给邹元标找了个台阶下，也可能因为觉得自己理亏，没有下杀手。但活罪难饶，这个不懂事的见习生，比前几个人受伤最重。后来有人记载邹元标被杖的细节，可以窥见同样的廷杖，其中的学问太大了。廷杖时，把邹元标的两股分开，左脚垫在右大腿下面，因此受伤面积比两条大腿紧靠在一起大得多。廷杖完毕，奄奄一息的邹元标抬出来后，有人剥一张黑羊皮，包着药，裹在他的屁股上，如此肉才得以再生。——毕竟年轻，生命力强。从此，邹元标落下残疾，天阴时必定腿痛，走路也不利索了。

　　因为明朝官员经常被廷杖，于是就摸索出这样一种急救廷杖的方法：受了重伤，狱吏急忙活剥一块羊皮，覆在伤者的臀部，伤愈以后，上面留有痕迹，称为“羊毛皮”。据高阳先生考证，因此常会出现很尴尬的趣事， 彼时县官的威权甚重，老百姓闯了他的道，可以当街打屁股。但有时拉翻了褪下裤子一看，如果是个“羊毛皮”，就不敢随便打板子，这样的人有一天可能复起被用，官职一定比县官大，会施报复。因此县官遇到“羊毛皮”，特具戒心。

　　邹元标被远戍贵州都云卫——今天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够偏僻的。这样一个人，对张居正的仇恨想必应当是不共戴天吧。

　　张居正死后被清算，作为当年反张英雄之一的邹元标，当然被重新叙用。不久他又惹怒皇帝，皇帝让他回家呆着，一呆就是三十年，此间他聚徒讲学，名满天下，被时人看成东林人士的领袖之一。万历死后，只做过一个月皇帝的泰昌帝又跟着死了，木匠皇帝天启登基，他被召回，官做到左都御史——最高的监察官员。此时，当年的愤青邹元标，面对东林人士和其他派别，争夺道德制高点，相互攻讦，他首倡“和衷”，他说，如今当政的人不选贤与能，而是赶走贤能之人，而议论的官员又不能平心静气，而是各立门户。因此最重要的事情是朝臣和衷共济。他在上疏中说，“向之论人论世者，各怀偏见，偏生迷，迷生执，执而为我，不复知有人，祸且移于国。”

　　因此有人觉得奇怪，说他刚当官时那样爱憎分明，不威权势，为什么老了后要和稀泥?认为他已没有年轻时的气节了。邹元标笑道，大臣和言官不一样。风裁卓绝，是言官的本分。而做大臣如果不是大利害大是非的原则性问题，就要想方设法护持国体不动摇，怎么能再像少年那样冲动急躁呢?

　　万历帝削夺了张居正的官爵、谥号，到了熹宗时，大明已千疮百孔，百病绕身，大家才感觉到张居正这个非常之人的难得。正是在邹元标的一再恳求下，皇帝才下旨为张居正平反昭雪，恢复名义，剥夺的官爵谥号又归还给张家。

　　因触怒张居正差点被打死的愤青邹元标，到了官居二品，年近古稀，就要走完漫漫人生路时，已经完全理解当年的张首辅了，这也许是一个愤青成熟的必然，可惜这份理解晚到了四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