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初，来朝的国家有日本、占城、真腊、暹罗、琉球和西洋诸国，但朱元璋最反感日本。朱元璋的书房里挂着把日本扇子，是明军从一次剿灭倭寇战斗中缴获献上的。他以此为题写过一首《倭扇行》，里面有这样的句子：“国王无道民为贼，扰害生灵神鬼怨，观天坐井亦何知，断发斑衣以为便。君臣跣足语蛙鸣，肆志跳梁于天宪。”诗中斥责日本国王无道，民众都是盗贼，还鄙夷地称日本君臣平时光着脚，说话像青蛙叫。光是心里鄙视也就罢了，有一次，朱元璋接见日本使者答里麻，居然遇到一件让他火冒三丈的事。

　　明初来朝贡的外国使者很多，一般使者来华先被礼部官员接到京师的会同馆住下，第二天到奉天殿等待皇帝的接见。接见时，朱元璋先问：“尔国王安否？”再问：“尔使者远来勤劳？”然后使者磕头，贡献方物，完毕。这天接见答里麻，朱元璋一时起了兴致，多问了第三句：“尔国风俗如何？”可以想象，这纯粹是上国之君对夷狄小国的敷衍之问，不料答里麻早有准备，伸直脖子晃着脑袋吟诗作答：“国比中原国，人同上古人。衣冠唐制度，礼乐汉君臣。银瓮储清酒，金刀脍素鳞。年年二三月，桃李自阳春。”这首诗明显和朱元璋的《倭扇行》唱反调，傲慢之意一目了然，因此朱元璋“恶其不恭，绝其贡献，示欲征之意”。

　　鉴于倭寇屡次侵掠海滨郡县，朱元璋于洪武二年（1369年）二月派杨载出使日本，赐玺书声讨其罪。国书写得异常霸道，完全是老子训儿子的口气：“诏书到日，如臣则奉表来庭，不臣则修兵自固，永安境土，以应天休，如必为寇盗，联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一要其称臣，二要其取缔倭寇，三甚至还扬言要缚其国王，征服日本。收到这封国书的并不是朱元璋想象中的日本国王，而是控制九州的南朝实力派人物怀良亲王。怀良亲王可不是个善男，铜簸箕碰上了铁扫帚。

　　当时日本正处于南北战争时期，怀良亲王是南朝后醍醐天皇第十一皇子，头衔是征西大将军。南北两朝在九州的第一次大规模正面交锋——筑后川之战中，怀良亲王亲自上阵督战，身中三箭而不退，南朝大胜。无论身份还是性格，怀良亲王看到这封劈头盖脸训斥的国书，自然一头恼火，加上受蒙古来袭后遗症的影响，日本人对中国来使有一种警觉和鄙视的排斥心理，当场杀了使者中的五人，把杨载等两人拘留了三个月才放回。使臣被斩！这还得了？堂堂中华之主，却受到夷狄小国如此奚落。“帝得表愠甚，终鉴蒙古之辙，不加兵也。”

　　汉朝镇守西域的大将陈汤敢喊出“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豪言。而作为开国雄主，连一代天骄的蒙古人都被他赶到了漠北，日本如此无礼，朱元璋为什么不征讨？非不能也，是不为也。从政治上考虑，天下初定，朱元璋深知休养生息的重要，不愿再起干戈。朱元璋忍下了这口恶气，不过“怒日本特甚”，从此对日本派来的朝贡一概拒绝接受，宁愿与日本老死不相往来。不过，担心后代不能像自己一样能忍，朱元璋把朝鲜、日本、大小琉球、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西洋、爪哇、彭亨、百花、三佛齐、勃泥等15国列为“不征诸夷”，并写入《祖训》传后世子孙。朱元璋在“日本国”旁特意添加了小字注释：“虽朝，实诈，暗通奸臣胡惟庸谋为不轨，故绝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