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所处的时代，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虽还处于其较为强盛的时期，但仍内忧外患。北方的辽人和西北方的羌人对宋王朝的锦绣江山虎视眈眈。自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与辽国订立“澶渊之盟”起，宋王朝每年必须向辽国上贡白银10万两，绢20万匹，这就像给大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压上了一块沉重的巨石。而辽国并不满足，每当羌人在西北边一骚扰，宋王朝忙于应付时，辽人就会趁机勒索，要求增加上贡。这笔沉重的负担，严重地阻碍了宋王朝的经济发展。国内，土地兼并十分严重，大量农民流离失所。由于宋王朝已经立国七八十年，政府机构日益庞大，出现了“冗官”、“冗兵”和“冗费”的三冗局面。唐朝名相魏征曾言：“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自宋太宗后期的王小波、李顺起兵造反，直到范仲淹生活的时代，承受不住生活重压的农民造反就一直不断。正如这一时期的另一名臣欧阳修在其《再论置兵御贼札子》中说的那样：“今盗贼一年多如一年，一火强如一火，天下祸患，岂不可忧。”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以范仲淹为首的一批重臣，推出了在历史上影响颇深的“庆历新政”。

　　之所以称为“庆历新政”，是因为范仲淹等人推行的改革发生在宋仁宗庆历年间。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宋王朝与西夏又发生了一次战争，而且又是宋王朝战败。此时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局面让时任宰相的吕夷简束手无策。宋仁宗也意识到了积弊不改，政局将会进一步恶化。于是，宋仁宗提拔了当时因处理边事有功而颇有声望的范仲淹出任参知政事，与宰相共同处理国家大事。这是范仲淹的第四进，亦即最后一进。一帮忧国忧民的文人名士大臣早就想对宋王朝几十年来的积弊进行改革，只是苦于群龙无首。因此，范仲淹一上任，就得到了这帮文人名士大臣的拥护。在宋仁宗的多次催促之下，范仲淹便和担任枢密副使的富弼、韩琦等人，在总结综合了文人名士大臣的改革意见之后，给宋仁宗上了道《答手招条陈十事》。

　　条陈十事，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厚农桑、修武备、推恩信、重命令、减徭赋”。仅从这十事的名目上看，这些新政首先就是要整顿吏治，以砥砺士风、改革科举、兴办学校、认明经旨、培养人才为本源，兼及军事、经济等领域，是针对时弊、正本清源、拨乱反正的举措。而其中核心之处，则是冲击到了“冗官”层中许多的既得利益。范仲淹认为，冗官中的老朽、病患、贪污、无能等人太多，应一律淘汰。在得到了宋仁宗的同意后，他首先对各路的转运使进行了淘汰。这些被淘汰的官员，自然是一夜之间贫富两重天。因此富弼曾说：“范六丈公则是一笔，焉知一家哭。”范仲淹答道“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这种为了老百姓的利益，为了不至于出现“一路哭”的群众受苦局面，敢于触犯当权者利益，不惜让不称职的当权者“一家哭”，从而遭至对自己攻击诬蔑的气魄，实在值得后世执政者们学习!

　　范仲淹的庆历新政，果然遭到了权贵层的强烈反对。于是，攻击范仲淹等人结成“朋党”的言论蜂起。鉴于唐朝“牛李朋党”之争给国家造成的危害，宋王朝的皇帝们是很讨厌朋党的。加之范仲淹这帮文人名士大臣中又有人写了为朋党辩解的文章，宋仁宗对范仲淹等人也就起了戒备之心了。这一来，弄得范仲淹和富弼竟“恐惧不敢自安于朝”，正好遇到西北有警，两人便“皆请出按西北”。范仲淹也就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了下来。随着范仲淹第四次从朝廷上退下来，推行了一年的“庆历新政”也就随之夭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