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先生在其《王安石传》一书中，对北宋的改革家王安石可谓推崇备至。同样身为改革家的梁先生说：“荆国王文公安石，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波;其气节岳然若万仞之壁;其学术集九流之粹，其文章起八代之衰。其所设之事功，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当然，任公之言毕竟只是一家之言。王安石生前身后所受争议之大，历史上能出其右者可能不多。王安石主要是因变法而名留青史的，在当时和其后，对他变法的正误得失就一直是政治家和史学家们争论不休的话题。此外，其孤傲执拗、刚愎自用的性格，无疑也是引起争议的原因之一。认识王安石，了解王安石，为人为政均大有裨益。

　　王安石将他的变法理念付之于行动，是宋神宗上台以后的事。宋仁宗当了40年皇帝，其间也有过像范仲淹、包拯这样的名臣，然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总的说来，宋王朝的光景是每况愈下。宋神宗上台时，兼并之风日盛，国家是越来越不景气。宋神宗是20来岁时上的台，年轻人，朝气蓬勃，想有一番作为，但仁宗和英宗给他留下的老臣，都帮不了他什么忙。他身边有个官员叫韩维，倒能给他一些好的建议。这韩维是王安石的好朋友，他的建议只要一得到宋神宗的夸奖，他就会乘机举荐王安石，说：这些意见都是我的朋友王安石说的。说得多了，宋神宗也就对王安石有了一个好的印象了。那时，王安石因母亲过世而一直守丧在家，宋神宗便下了道命令要王安石进京来。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四月，王安石奉召进京，来到京城，神宗皇帝即召见他，问：治理国家，首先要抓些什么?王安石答：首先是要选择治理国家的方法。皇帝又问，向唐太宗学习可不可以呢?宋神宗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贞观之治是后来想有所作为的皇帝们向往的，不料王安石并不把贞观之治十分放在眼里，回答说：何必学唐太宗呢?要学就学尧舜之道。尧舜之道，非常简便、关键、容易，只是后来的人不能正确地理解，便以为高不可攀罢了。宋神宗很满意王安石的回答，王安石进京的第二年，就让他当上了副宰相，参与执政。王安石参与执政时的朝廷，暮气沉沉，有“生、老、病、死、苦”之说。生，指的是王安石，他得到神宗赏识、委以重任时，年方49，正当年富力强之时，他又决心一展平生大志，故谓之生;当时的宰相曾公亮已年过70，遇到事情需要表态时就哼哼哈哈，到底是行还是不行没有一个准信，谓之老;另一宰相富弼，年65，三朝元老，见神宗重用王安石，他又不赞成王安石的变法思想，便干脆常常称病不到朝廷上班，谓之病;副宰相唐介，在王安石上任两个月后便病死了，谓之死;还有一个副宰相叫越抃，反对王安石变法但又知道反不了，于是常私下叫苦，谓之苦。执掌政权的中枢大臣除王安石外，竟然是“老、病、死、苦”，王安石处境之难可想而知。他要推行变法，显然不能依靠这些老、病、苦的人，于是，他大刀阔斧，该退的退，该上的上，经过一番人事调整后，就在全国范围内轰轰烈烈地推行起他的变法来了。

　　王安石的变法，涉及到治理国家的方方面面，从宏观上看，可以分为理财、强兵、育才三个方面。当时兼并之风日盛，青黄不接时大多数农民遭受有钱人家的重利盘剥，大姓巨贾垄断操纵市场，差役繁重，不少人家因之倾家荡产。王安石的变法，正是针对这些弊病进行的。如青苗法，就是当农民在青黄不接时，由官家借钱给他们，秋收时还，年息二分。当时地方上设得有常平广惠仓，丰年时买谷储藏，荒年时平价出售，但荒年不常有，广惠仓也就常有积压，积压久了，粮食霉变造成浪费。新法将广惠仓的钱不再买谷积压，而是借给农民并收息，这样做于国于民都是好事。现在颇为时行的“农贷”，不知是不是和这青苗法相似?又如均输法，就是将各地方对朝廷的上贡改为中央直接采购。地方上贡的货物，不一定就是朝廷需要的，而且很多地方距京城路途遥远，货物运到朝廷往往得不偿失。新法是将这些货物就地集中卖掉，然后将钱给中央，中央则按需要就近采购。又如市易法，就是为了打破大姓巨贾对市场的垄断，王安石为此设置了“常平市易司”，贱时买进，贵时卖出，既可平衡物价，又为国家增加了收入。在强兵方面，他制定了保甲法，即十家为一保，家有两男以上的取一男为保丁，保丁发给武器，平时种地，战时打仗。这个措施与裁兵法一道，寓兵于民，既节省了国家大量的开支，又保证了国防需要。在育才方面，王安石和他的弟子一道，对《诗经》、《尚书》和《周礼》重新注释，并以此为教材，改组太学，扩大招生名额，不再录用只会吟诗作赋的人，而是录用懂得经世之术的人。公平地说，王安石变法的内容，不仅对当时的弊病有着极强的针对性，诚如梁启超先生所言：“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由此可见，他的思想确实是非常超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