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刘邦的众子中，刘恒是最不引人注目的一个，这和他的母亲有关。母亲薄姬原是项羽所封魏国王宫的宫女，在刘邦打败魏国后，将许多宫女选进自己的后宫，后来便和薄姬生了文帝刘恒。但刘恒出生后，薄姬却遭到刘邦的冷落，地位一直是“姬”，没有升到“夫人”，所以，文帝刘恒从小就做事小心，从不惹是生非，给大家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在刘恒八岁时，三十多位大臣共同保举他做了代王。虽然地位没其他王子那样显赫，但这恰好帮文帝躲过了吕后的，幸运地活下来，后来又幸运地登上了皇位。

　　公元前18O年七月吕后去世，九月，周勃、陈平巧设计谋，灭了吕后所有亲信，迎来代王恒公，拥立为皇帝，即汉文帝，时年二十三岁。恒公即位后，以高祖邦公的既定方针为基础，推行了一系列治国利民政策，开创了“文景之治”的局面。文帝的仁德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废除了连坐法和肉刑。文帝认为，法令是治理国家的准绳，是用来制止暴行，引导人们向善的工具。既然犯罪的人已经治罪，就不应该株连他们无罪的父母、妻子、儿女和兄弟。而且法令公正，百姓就忠厚，判罪得当百姓就心服。后来齐国的太仓令淳于意犯了罪，应该受刑。太仓令的小女儿缇(音“提”)萦(音“营”)向朝廷上书说愿意入官府为奴婢，以免除父亲的刑罚。文帝怜悯缇萦的孝心，同时认为是自己的道德教化不明，就下诏废除了黥、劓、刖等肉刑，改用笞刑代替。因为取消了严苛的刑罚，文帝时许多官吏能够断狱从轻，持政务在宽厚，不事苛求，因此狱事简省。

　　(二)让诸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为了不劳苦百姓和节省财力，文帝二年(前178年)十月，下令居住在长安的列侯回到各自的封国。一方面可以省却百姓供应运输给养的劳苦，节约人力和财力;一方面列侯也可以教导和管理封地的百姓。次年，还把授兵权或调军队的铜虎符，和使臣出使所持的竹使符发给各封国丞相和各郡郡守。

　　(三)恭俭的作风勤俭的品德。文帝从代国来到京城，在位二十三年，宫室、园林、狗马、服饰、车驾等等，什么都没有增加。但凡有对百姓不便的事情，就予以废止，以便利民众。文帝曾打算建造一座高台，召来工匠一计算，造价要值上百斤黄金，于是文帝便放弃了。文帝平时穿的是质地粗厚的丝织衣服，对所宠爱的慎夫人，也不准她穿长得拖地的衣服，所用的帏帐不准绣彩色花纹，以此来表示俭朴，为天下人做出榜样。文帝规定，建造他的陵墓霸陵，一律用瓦器，不准用金银铜锡等金属做装饰，不修高大的坟;要节省，不要烦扰百姓。文帝还下令撤销卫将军统辖的保卫自己的军队。现有马匹，只留下日常所需要的，其余的都交给驿站使用。

　　(四)慎于用法宽厚待民。文帝执政以来废除了法令中的诽谤朝廷、妖言惑众以及百姓批评朝政有罪的罪状，他认为，古代治理天下，朝廷设置进善言的旌旗和批评朝政的木牌，可以打通治国的途径，招来进谏的人。而这条罪状就使大臣们不敢完全说真话，做皇帝的也无从了解自己的过失。群臣中如袁盎(音，去声“昂”)等人进言说事，虽然直率尖锐，而文帝总是宽容采纳。

　　(五)发展农业与民休息。在治理国家方面，文帝更是以仁德为本，采取“无为”方式。文帝十分重视农业，他认为农业是国家的根本，因此即位后多次下诏重视农桑，并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同时还注意减轻人民负担，降低田租和赋税，减轻徭役。在对待匈奴的问题上，文帝或战或和，完全从百姓的利益出发。虽然匈奴多次背约入侵劫掠，而文帝却只命令边塞戒备防守，不发兵深入匈奴境内，不愿给百姓带来烦扰和劳苦。在对待臣子上，文帝也十分宽容，认为百官的过错，应当由自己一人承担责任。大臣中如张武等人接受别人贿赂的金钱，事情被发觉，文帝就从皇宫仓库中取出金钱赐给他们，用这种办法使他们内心羞愧，而不下交给执法官吏处理。吴王刘濞谎称有病不来朝见，文帝就趁此机会赐给他木几和手杖，以表示关怀他年纪大，可以免去进京朝觐之礼。

　　文帝在位23年，常常自省。他认为如果君主不贤德，施政不公平，那么上天就显示出灾异现象，告诫他治理得不好。也就是说天下的治与乱，责任在我一个人，你们众位执掌国政的大臣好比是我的左膀右臂。我对下不能很好的治理抚育众生，对上又牵累了日、月、星辰的光辉，以致发生日蚀，我的无德实在太严重了。文帝还告诫大臣说;“你们都要认真想想我的过失，以及你们知道的、见到的、想到的我做得不够的地方，恳请你们告诉我，并要推举贤良方正，能直言进谏的人，来补正我的疏漏。”公元前159年，天下干旱，发生蝗灾。文帝施恩于民：诏令诸侯不要向朝廷进贡，解除民众开发山林湖泊的禁令，减少宫中各种服饰、车驾和狗马，裁减朝廷官吏的人数，打开粮仓救济贫苦百性，允许民间买卖爵位。文帝一心致力于用仁德感化臣民，因此天下富足，他所在位的23年，以仁德宽厚成就了大汉皇帝的千古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