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高祖刘邦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败了强手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但面对的却是一片惨淡而严酷的现实。由于战争的破坏，山河破碎，许多著名的大都市都付之一炬，残垣断壁，变成了废墟。国家人口锐减，大城名都，户口可得者只有十分之二三，即大中城市的人口减少了70%。刘邦的封地曲逆原来有三万人，现在只有剩下五千。在战乱中，生产遭到破坏，社会经济凋敝，土地荒芜，人失作业，米一石5000钱，人相食，死者过半。国家财政困穷到了极点，天子找不下四匹同颜色的马，将相上朝乘坐牛车。

　　用什么样的办法能使财政好转呢?秦代的教训西汉统治者铭记在心。秦始皇横征暴敛，大兴土木，穷兵黩武，耗尽了国家的财力，用尽了国家的物力，征尽了国家的人力。北修长城动用40余万人，岭南戍边动用50余万人，修建骊山皇陵征发了70余万人。据估计，秦朝日常服役的劳动者达到壮年男子的1/3。这空前的徭役和工程所需要的各种费用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赋税达到人民收入的2/3。史书上说：“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二十倍于古”，人民负担的沉重可想而知。秦朝政权仅仅15年就土崩瓦解。要想长治久安，绝不能步秦始皇后尘。所以，汉惩秦之弊，提出“无为而治”、“与民休息”的国策。

　　由此出发，西汉从建国开始，汉代统治者就崇尚“黄老之学”，坚持“以人为本”。汉文帝指出：“腹饥不得实，肤寒不得衣，慈母不能保其子，人君怎么能获得民众的拥护呢!”史学家一般认为，汉初奉行的是“黄老之道”，实行的是“无为”而治。所谓“无为”并不是无所事事，而是政府不去做扰民、伤民、害民的事，而是顺从民心，做民众喜欢的事。《老子》曾说：“圣人无恒心，以百姓之心为心”。这实际上是人本思想的体现，西汉初年的“黄老之道”也体现了人本思想，汉初的与民休养政策是为“爱民”实施的，并不是“无为”而制定的。

　　公元前179年到前141年，前后41年，是汉文帝和汉景帝统治时期。他们厉行轻徭薄赋、奖励生产、与民休息的政策，促使社会经济持续增长，形成人民富裕、国库充盈的盛世局面，史称“文景之治”。其主要措施有：实行轻徭薄赋，减轻人民负担。刘邦登基后，约法省禁，减轻田赋税率，“什五而税一”。汉惠帝时，下令“减田租，复十五税一”。可知刘邦在位的12年间，后期因国家财政上的需要，税率有所提高，但惠帝于汉高祖十二年即位后，马上恢复了原来的税率，使十五税一保持下来，即使吕后当政时也未见改变。汉文帝时，进一步降低田租的税率，按“三十税一”征税。这是中国封建社会田赋税率最低的时期，而且以后始终不变。

　　鼓励生产、发展经济，扩大税基，增加政府财政收入。在农业方面，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孝悌、力田若干员，经常给予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还通过各种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人民开荒。在工商业方面，文帝“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文帝十二年又废除了过关用传制度，促进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利不外泄”的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厉行节约，禁止浪费。汉文帝提倡节俭，他在位期间，宫室苑囿，车骑服御，都无增加。他曾经想做一个露台，预算报上来，需要百金，他便放弃了这一想法。他说：“百金相当中产人家十家的财产总和了，我继承先帝的宫室，还常觉得羞耻，怎么能花百金建露台。”为了减免人民税负，他还减少自己的开支，裁减侍卫人马。汉景帝下诏不接受地方贡献的锦绣等奢侈物品，并禁止地方官员购买黄金珠玉，否则以盗窃论罪。

　　通过“贵粟”政策，提高农民收入。农业的发展，使粮价大大降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至十余钱”。为了保证农民的收入，吸引农民重视农业生产，汉文帝君臣认为惟一途径就是提高粮食价格，对能够提供粮食者实行奖励。他们采取的策略是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这样，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储备。只要郡县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在这样政策的鼓励下，农民的收入保障了，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

　　实行集权与分权相结合的管理体制，逐步加强中央集权。汉初鉴于秦朝极端专制之弊，在国体上实行了郡国并行制。最初对减轻中央财政的负担、缓解汉初的财政困难、促进地方经济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地方也能因地制宜的实行一些惠民政策，如齐国工商业发达，又有渔盐之利，便不征农业税。吴国则有铜山、海盐能获巨利，故无赋税。这些与民休息政策和措施，对战乱之后的广大民众来说，犹如及时雨，雪中炭，对安定民生、稳定社会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好雨知时节”，“润物细物声”，可以用这两句诗来形容西汉前期的惠农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