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川公主，即唐太宗第十二女，生母韦贵妃。

　　之所以说临川公主的人生是慢半拍，完全是因为临川所应得的荣誉总要比其他公主慢上良久。比如与临川同龄的公主早早就得到了册封，唯独临川直到18岁才被册封为公主，足足晚了13年;又比如唐高宗永徽元年，别的公主都顺利进封为了长公主，唯独临川的长公主封号比其他姐妹整整迟了19年才得到册封;再比如进封长公主后不少公主都有相应的加实封，多则三百户，少则五十户，临川却没有得到任何的加封。

　　那么临川公主这些应得的荣誉为什么总要比别人慢上半拍才能得到呢?这就要从她本人的生平说起了。

　　根据临川公主的墓志记载，贞观初年的时候唐太宗避暑九成宫，身在长安的临川曾上表请安，唐太宗看了后颇为赞赏，并为其取字“孟姜”，还“寻封临川郡公主”，然而临川真正受封公主却是在贞观15年。“寻”是不久的意思，但从贞观初到贞观15年，整整过了十几年的时间。如果唐太宗对这个女儿比较看重与关心的话，又为何会事隔十几年，直到女儿已经18岁了，这才想到要给她一个封号呢?

　　而且从史书记载和出土的册封诏书来看，贞观15年正月20日临川公主正式进行册封，唐太宗却并没有留在长安参加仪式，而是早在18日的时候就已经离京驾幸850里之外的洛阳宫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就在临川册封的前几天，即15日，文成公主进藏。也许正是为了避免和亲的可能，贞观15年时，宗室里诸位大龄公主、县主们纷纷册封的册封，嫁人的嫁人。比如年已20的文安县主就是在正月5日受到册封的，14日便匆匆出嫁了;比如18岁左右的和静县主也是在这一年出嫁的。所以被父亲遗忘良久的临川在文成公主入藏后便得到了册封，也极有可能与之有关。

　　同样根据墓志的记载，贞观17年临川的实封加至350户，有人因此认为临川的350户实封是和太平公主的待遇一样，但太平公主是史书上明确记载的一早就有了实封350户，与临川这样册封后过了整整2年，直到出嫁后实封才加到350户的完全不能相提并论。

　　何况贞观17年正是唐太宗立李治为太子之际，唐太宗欣喜之下又是大赦天下，又是赐酺三日，各级官员均得到进爵，临川的实封极有可能便是因此而加封的。作为佐证，贞观16年册封为衡山公主的新城长公主墓志上，同样记载之后有次“汤沐增赋”，可见临川的350户实封不过是当时唐太宗的女儿们都有的集体待遇罢了。

　　临川出嫁后，便跟随驸马离开了京城远赴任上，直到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临川才有机会一路旅途跋涉，匆忙赶回长安。但丧礼结束后，临川再次随着驸马远离京城远赴边地。也正因为这样长久且遥远地离开自幼成长的长安京城，临川跟着驸马周道务再次风尘仆仆地离开时，留在长安的是不舍，是思念，是无奈。

　　说到临川的驸马周道务，则不得不令人心生另一番感慨：临川贵为贵妃之女，所下嫁的驸马周道务，论家世，却堪称是所有尚庶出公主的驸马中垫底的。

　　且看与临川同样庶出的公主们：襄城下嫁萧瑀之子萧锐，南平下嫁王珪之子王敬直，遂安下嫁窦逵，豫章下嫁唐俭之子唐义识，巴陵降平阳公主之子柴令武，普安降史大奈之子史仁表，东阳降高士廉之子高履行，清河降程知节之子程怀亮，兰陵降窦怀悊，晋安降韦思安，安康降独孤谋，新兴降长孙曦，高阳降房玄龄之子房遗爱。同样是庶出，而且生母身份更加卑微，但这些公主们嫁的不是凌烟阁二十四功臣之子，便是太穆窦皇后、长孙皇后的族人，又或是京兆韦氏、独孤信的后人。

　　而周道务的父亲周孝范在《旧唐书》中鲜有提及，《新唐书》中也不过寥寥数语，连独立的传记也没有。虽然他的儿子周道务是以功臣之子的身份在皇宫中长大，但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是因为“功臣子”的身份，而不是因为周孝范个人的原因。再加上贞观年间比周孝范功劳更大的功臣大有人在，所以可知周道务能够住进皇宫中，不过是各位功臣之子都有的待遇罢了。

　　同时，周孝范的墓志上虽然一再强调自己是功臣，并且深得皇帝的看重，然而唐人墓志一向爱好贴金已不是新闻，如果周孝范真的如此居功甚伟，史官为何不在史书上将他单独列传，周孝范又为何凭借如此显赫的功劳竟然连凌烟阁功臣都没能封上?

　　通观临川的墓志，特别是“驸马以克清边难，驿诏入京，公主随行，途中大渐，恩敕便令于幽州安置……薨于幽州公馆”这一段话，可以看出临川的一生虽然看似平稳，然而背后却是看不见的凄凉。

　　临川出嫁后就随丈夫到地方上任，直到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才有机会回京，甚至年近60的时候，还跟着驸马在远离长安3589里的边关营州辛劳，且不能享有儿孙承欢膝下的天伦之乐。等到临川好不容易等来驸马奉诏返京随行的机会时，又病困在幽州半路，而周道务以公务为重，无法一直陪伴在公主的身边，只有庶出的长子(陇州司功)与临川嫡出的四子周季童(左千牛)能够偶尔前来看望，以慰临川病中相思之苦。3年后，临川最终客死在距离长安东北2520里的异乡。

　　也正因为长年累月地过着远离京城，苦守边疆的生活，随着年岁渐长，对长安亲人的思念，对繁华京城的渴望，这些心情渐渐吞噬着临川，再加上早在永徽元年便该得到的长公主的封号迟迟没有得到进封，唐高宗年间，临川不得不再次提笔仿效当年向唐太宗上表请安的举动，向唐高宗奉上了一篇《孝德颂》——此举虽然得到了唐高宗与武后的嘉许，但最终并未能让她从遥远的大唐边疆回到故土长安。不过至少在苦苦期盼了19年后，总章2年的时候，临川公主终于得到了梦寐以求的受封长公主的诏书，至于实封，诏书上则明确写道“封并如故”，也就是说临川并没有因为进封长公主而被加实封。

　　事实上也正因为临川公主迟迟未被册封为长公主，所以墓志上在提及这件事时，也只是以“进封长公主，从朝例也”这样的话草草一笔带过，丝毫没有以此为荣耀。

　　综合墓志上的记载以及史书上简略之至的事迹，临川公主最终给人留下的是这样一个印象：她历经唐太宗与唐高宗两朝，她的人生并不顺遂得意，但她面对每一个皇帝都能充分利用自己能文工书的特点，抓住有利的时机撰表上颂。

　　而临川公主之所以会有这些看似圆滑实则无奈的举动，也完全是被现实所迫。毕竟临川公主的生母韦贵妃不得宠于唐太宗，而古代流行的便是子以母贵，如果生母不得宠，其儿女也很难得到父亲的宠爱。作为一位备受冷遇的公主，作为一位人生中处处要比其他姐妹慢半拍的公主，临川公主自然不得不善于这些经营逢迎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