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在上海逝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过的学者林语堂在美国纽约挥笔写下了悼念文章《鲁迅之死》，言辞深切，令人动容。鲁迅与林语堂二人曾一度是志同道合的伙伴，但后来却十分高调地闹不和，究竟是什么原因？

1924年11月，《语丝》创刊，鲁迅和周作人做了语丝派的首领。鲁迅曾两次主动给林语堂去信约稿，林语堂遂成为《语丝》主要撰稿人之一。 因为鲁迅参加了语丝社，又领导着莽原社，他向林语堂写信约稿。接着是林语堂的复信和交稿，这就是两人“相得”的开始。

不过后来林语堂与鲁迅都避居上海以写作为生时，矛盾爆发了。同以文字生活，鲁迅直面惨淡的人生，把文学当作“匕首”和“投枪”，刺向敌人。林语堂则是借助幽默，表现性灵闲适，曲折地表示自己的不满。然而鲁迅却不这么看，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在血与火的斗争中，鲁迅自己无畏地宣称：“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这是一次深刻的思想分化鲁迅曾说：中国并无幽默，要有，也只有“将屠夫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一类的东西。

有关他们心生隔阂还有一场小风波。两人曾同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横滨桥附近，一次鲁迅不小心把烟头扔在林语堂的帐门下，把林语堂的文章烧掉了一角，林语堂十分不悦，厉声责怪鲁迅。鲁迅却觉得林语堂小题大做，回敬说一床蚊帐不过五块钱，烧了又怎么样。两人就这样争吵起来。

到1929年8月28日的“南云楼风波”是使得鲁林二人疏远的直接原因。北新书局的老板李小峰在南云楼设晚宴，宴请鲁迅、林语堂夫妇、郁达夫夫妇、川岛等文化界名流。此前，鲁迅因版税问题与李小峰闹得很不愉快，以致对簿公堂，后经郁达夫调解才达成一致。因此，这顿饭带有明显的“和好”之意。

席间，有人忽然提到一个人——张友松。张友松是鲁迅的学生，也是一位青年作家。张友松想办个书店，为此多次请鲁迅、林语堂等人吃饭，并一再表示自己要以李小峰为戒，决不拖欠作者的版税。为拉拢鲁迅，张友松不惜暗中中伤李小峰。外界不少人认为，鲁迅与李小峰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是张友松挑拨造成的，所以鲁迅很忌讳这件事。

当有人提起张友松时，一向心直口快的林语堂也没细想前因后果，就跟着别人连连点头附和。林语堂原以为自己是替鲁迅说话，可鲁迅并不那样认为。鲁迅认为林语堂是在讥讽他，当场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起来，大声喊：“我要声明！我要声明！”显然，鲁迅这时有几分酒意。他一拍桌子说：“你这是什么话！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林语堂站起来辩解：“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两人越说越火。

鲁迅在他日记里说：“二十八日……晚霁。小峰来，并送来纸版，由达夫、矛尘作证，计算收回费用五百四十八元五角。同赴南云楼晚餐。席上又有杨骚、语堂及夫人、衣萍、曙天，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 林语堂也在1929年8月的一处日记中写道：“八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此人已成神经病。”

“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明确指出，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然而有了误会，林语堂与鲁迅的关系就不可能像从前那样融洽了，要知道鲁迅是主张“一个也不宽恕”的。另外随着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这让鲁迅更加反感，觉得林语堂是不可救药了，“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对他不再抱任何希望了，于是乎加紧了对林语堂的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读书忌》、《病后杂谈》、《论俗人应避雅人》、《隐士》等。

还有记载说，曾经在一个饭局上，几个广东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英文逗趣。鲁迅听了极为不满地说：“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么？”弄的场面极为尴尬。

都是一代文豪，可惜这两位大师的性格和文学风格迥异，最终使得两人分道扬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