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在以化名“方回”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

　　傅斯年、李济致信于右任：张大千在敦煌破坏壁画，情形很严重

　　曾有不少人替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行为做过辩护

　　近日，有情侣因在故宫三百年铜缸上“画心刻字秀恩爱”而遭声讨。不过，揆诸历史，为个人喜好而破坏文物这种事情，名人们干得也不少，只是或为讳，或因现实利益勾连，大多隐而不彰。张大千40年代对敦煌壁画的破坏，就是一个典型案例。

　　1941年初，张大千率妻儿门生，抵达敦煌莫高窟“考察”。一共待了两年七个月。期间破坏壁画甚多。不过，对张的这一行为，迄今仍有不少辩护之词谬种流传。如有人以“亲历者”身份公开刊文：“我在敦煌莫高窟工作过十多年，据我亲眼所见，张大千先生不仅没有破坏过敦煌壁画，相反对恢复和整理敦煌壁画艺术做出了不可否认的贡献。”更有张的友人谢稚柳辩称：“要是你当时在敦煌，你也会同意打掉的，既然外层已经剥落，无貌可辨，又肯定内里还有壁画，为什么不把外层去掉来揭发内里的菁华呢?”①

张大千在敦煌描摹壁画

　　这些辩护都站不住脚。张大千不但乱剥壁画，还乱在壁画上勾描，甚至题写自己的名字

　　之所以说上述辩护之词乃“谬种流传”，是因为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核心档案尚在，不容辩驳。兹引1942年12月5日傅斯年、李济给于右任信函如下：

　　“右任先生院长赐鉴：去年年底，济(李济)接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两君联名一函，谓：卫聚贤君自敦煌考古归来，在成都公开讲演，有云:敦煌千佛洞现尚保有北魏、隋、唐、宋、元、明、清历代壁画，张大千先生刻正居石室中临摹。惟各朝代之壁画，并非在一平面之上，乃最早者在最内，后来之人，于其上层涂施泥土，重新绘画。张大千先生欲遍摹各朝代人之手迹，故先绘最上一层，绘后将其剥去，然后又绘再下一层，渐绘渐剥，冀得各代之画法。冯、郑二君认为张先生此举，对于古物之保存方法，未能计及。盖壁画剥去一层，即毁坏一层，对于张先生个人在艺术上之进展甚大，而对于整个之文化，则为一种无法补偿之损失，盼教育部及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从速去电制止。斯年(傅斯年)等得此函后，对于冯、郑二君之意见，深表同情，惟以张先生剥去壁画之举，冯、郑两君未尝亲见，仅凭卫君口说，或有失实，深恐有伤贤者，故未敢率尔上尘清听。以后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斯年等亦未以奉陈。本年夏，西北史地考察团组成，延聘西南联大教授向达先生参加，向君为史学界之权威，其研究中西交通史之成绩，又早为中外人士所共晓。九月间，由渝飞兰，西至敦煌，顷接其来函，谓在千佛洞视察一过，并与张大千先生相识。张先生雇用四人，益以子侄、学生之助，终日在石室内临摹壁画。壁画有单层者，有数层者;数层者，由历代加绘积累而成……‘辛巳八月发现此复壁有唐画，命儿子心，率同画口、李富，破三日之功，剥去外层，颇还旧观，欢喜赞叹，因题于上。蜀都张髯大千。’又，临摹之时，于原画任意钩勒，梯桌画架即搁壁上，如何损及画面，毫不顾惜。向君认为此种举动，如尚任其继续，再过二、三年，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因草成《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寄来此间，斯年深觉向君此文关系重大，埋没可惜，故油印廿余份，分送有关艺术之友人……至于向君将千佛洞收归国有，设立管理所之建议，及斯年之附注意见，亦冀大力劈画促成。庶几国家重宝，得以永存……”②

　　1959年于右任(前排左)、张大千(前排中)、张群(前排右)合影

　　从这封信中，可以看出，张大千破坏壁画一事，自1941年他率团队抵达敦煌后，就已引起了学术界的注意，而且告状信很早就递到了傅斯年和李济手中。但傅、李二人碍于张大千在政学两界的深厚关系，更碍于其和于右任乃是密友，在未获直接证据的情况下，没有采取行动。直到著名史学家向达1942年随考察团前往敦煌，亲眼目睹了张大千大肆剥掉外层壁画，而且还在壁画上随意涂抹，甚至题上自己的名字“蜀都张髯大千”……向达深感“千佛洞壁画将毁坏殆尽”，向傅、李写了详细的报告，傅、李二人才以联名函的形式，请求于右任以私人管道制止张大千。

　　著名史学家向达，是阻止张大千将敦煌壁画破坏殆尽的最大功臣

　　教育部考察团目睹了张大千不按原图临摹外层壁画，被毁壁画永难再现

　　傅、李信中提到“间接闻之教育部派员前往者，亦作同样说法”，乃是指由王子云任团长的教育部西北艺术文物考察团。张大千率自己的团队在莫高窟“考察”时，该考察团也在莫高窟做调查。王子云目睹了张大千对壁画的临摹方式，很不以为然。王说：“我们(临摹的)目的是为了保存原有面貌，按照原画现有的色彩很忠实地把它摹绘下来，而张大千则不是保存现有面目，是‘恢复’原有面目。他从青海塔尔寺雇来三位画师，运用塔尔寺藏教壁画的画法和色彩，把千佛洞因年久褪色的壁画，加以恢复原貌，但是否真是原貌，还要深入研究，只令人感到红红绿绿，十分刺目，好像看到新修的寺庙那样，显得有些‘匠气’和火气。”③换言之，张虽然在毁坏外层壁画时，留下了临摹稿，但他的临摹，并非对被毁壁画的忠实记录，相反，只是根据个人理解而绘成的“还原图”，这就直接导致被毁壁画已没有任何可能再现，惟张大千拥有独一份的带有强烈个人印记的“还原图”。

　　向达目睹张大千因个人喜好，“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

　　向达向傅、李二人反映张大千对文物的破坏，傅、李二人再向于右任转述时，是做了弱化处理的。姑引一段向达致傅斯年书信原文：“张大千以一江湖画家，盘踞此间，已历年余，组合十余人，作临摹工作，任意勾勒原画，以便描摹，损坏画面，毫不顾惜。且以洞窟作为卧室，镇日关锁，游人裹足。尤其令人愤慨者，为擅自剥离壁画。张氏崇拜北魏、隋、唐，遂以为宋以下无一可取，凡属北魏、隋、唐原开而经宋元重修者，辄大刀阔斧，将宋元壁画砍去，以求发见隋、唐作品年号、题识，唯日孜孜，若恐不及。似此更二三年，千佛洞遭罹浩劫，将不知伊于胡底矣!”④

张大千所临摹的敦煌壁画《隋 文殊问疾》（部分）

　　被砍掉的壁画彻底损毁，露出的新壁画也多因毫无剥离技术而残破不堪

　　在给曾昭燏的书信中，向达对张大千破坏文物的行径，有更细致的描述：“临画本是佳事，无可非议，而此辈对于壁画，任意勾勒，以便描摹，梯桌画架，即搁壁上，是否损及画面，毫不怜惜。并即以洞窟作为家人卧室，镇日上锁，观者裹足。而最令人愤恨者，为任意剥离壁画一举。千佛洞各窟，往往有为北魏隋唐原开、经五代宋元人重修者。画面偶尔剥落破损，原来面目，暴露一二。张氏酷嗜北魏隋唐，遂大刀阔斧，将上层砍去，而后人重修时，十九将原画划破，以使灰泥易于粘着。故上层砍去后，所得者仍不过残山剩水，有时并此残山剩水而亦无之者。如张氏所编三0二号窟，窟外经宋人重修，张氏将宋画剥去，现唐人所画二天王像，遂续将此窟门洞宋人所画一层毁去，下乃一无所有，而宋人画已破碎支离，不可收拾矣。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夫千佛洞乃先民精神所聚，为中国艺术上之瑰宝，是国家所有，非地方个人所得而私。张氏何人，彼有何权，竟视千佛洞若私产，任意破坏，至于此极?此而可忍孰不可忍!”⑤

　　在稍后以化名“方回”公开发表的万字长文中，向达痛心疾首地指出了张大千行为的巨大破坏性：

　　“千佛洞各窟往往有原是北魏隋唐所开，而经五代西夏以至宋元人重修的。第一层画面偶尔剥落，便可看出下面还有一层或者两层的痕迹。一位偏好北魏隋唐以至于五代的艺术家，便大发其历史癖，大刀阔斧的把上层砍去，露出底下一层来供他们欣赏。但是在重修壁画的时候，往往还把下面一层划破凿烂，后来的泥灰才能粘上，剥离之后，所得者不过是一些残山剩水而已。即或下层未被剥坏，而被上面的泥土粘住过久，一经剥离，下层画面的色彩以及墨迹，也往往连带的粘去了。所以剥离壁画，在技术上是一个很困难的问题，在技术问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以前，个人的意见，以为还是不要轻易去动手剥离的好。随便剥离，往往得不偿失，后悔无穷。至于描画时之不可任意将原画加以勾勒，不可将桌梯之类靠在壁画上，以免损坏画面，那是学画的人顶起码的戒条和道德，用不着一一细说。但是很不幸的，这种剥离壁画和描画的工作还在进行着，没有人能劝止，也没有人来劝止，眼见得千佛洞壁画，再过二三年，便要毁坏殆尽了，这是多么令人痛心的事。”⑥

　　虽于1942年底遭，但张大千手眼通天，仍迟至1943年11月才离开敦煌

　　但是，向达的大声疾呼，并没有能够得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到1943年4月，才有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致电敦煌县长陈儒学，请他“转告张君大千，对于壁画，毋稍污损，免兹误会。”与此同时，张被聘为“敦煌艺术研究院”筹委会委员。该年11月，张大千才带着自己的团队迟迟离开敦煌。就现有材料来看，张大千及其团队，对敦煌壁画的破坏，至少自1941年底延续至1943年初，至于破坏总量如何，因向达当年的统计资料散佚，今日已难详细考证。⑦学术界针对此事，当日曾有感慨：“近来国人颇言开发西北，敦煌艺术遂常为名流所注意，然其所成立机关之一，以于髯(于右任)为护持，张大千为主干，西北古迹之能否长存，恐为一疑问。”⑧

　　事实上，除破坏壁画一项外，张大千还带走了数量不明的敦煌文物。据敦煌研究院资深学者贺世哲，“据我所知，张大千先生只是把张君义手交给前敦煌艺术研究所，现在还保存在敦煌研究院，其余文物张大千先生都带走了，后来流散到日本天理大学图书馆。”⑨

　　注释

　　①李永翘，《张大千年谱》，四川省社会科学院，1987，P482-483。②该函原件现藏台湾中研院;函中提及四川省立博物馆馆长冯汉骥、华西大学博物馆馆长郑德坤对张大千的函，写于1941年12月20日，原件亦藏于台湾中研院。③王子云，《从长安到雅典：中外美术考古游记》(上)，岳麓书社，2005，P70-71。④⑤向达致傅斯年函，1942年11月5日。向达致曾昭燏函，1942年11月5日。⑥向达，《论敦煌千佛洞之管理研究以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重庆《大公报》，1942年12月27日、28日、30日连载。⑦向达曾撰有一份《敦煌千佛洞各窟剥离剜损略表》，但不知现存何处。见荣新江，《惊沙撼大漠——向达的敦煌考察及其学术意义》，收录于《向达学记》，三联书店，2010。⑧汤用彤致胡适信，1943年1月19日。⑨贺世哲，《对张大千“不曾破坏敦煌壁画”之质疑》，《敦煌研究》2001年第0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