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赵祯不算是个牛气的皇帝：第一，他没怎么开疆拓土，祖先传给他多少领土，他传给后人多少；第二，对于发展经济，似乎也没有什么高妙的思路。然而，宋仁宗却被视为历史上少数明君之—，此人最大的优点就是懂得“自守之道”。

　　所谓“自守之道”，指的是一个人对某种良好品质的坚守，无论外界如何改变，自己的内心始终如一。皇帝手中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这就使得一些人极其傲慢，将臣子视同牛羊。宋仁宗不是这样，他待人非常仁厚。某次，仁宗在宫内散步，不时回头看，随从们很不解。回宫后，仁宗对身旁的嫔妃说：“朕渴坏了，快倒杯水来。”嫔妃觉得奇怪，问仁宗：“为何在外面不让随从伺候饮水，而要让自己忍着呢？”仁宗说：“朕屡屡回头，但没见他们准备水壶，我要是问的话，肯定会有人被处罚，所以只好忍着不说。”

　　宋代有个制度：“事无大小，悉付外廷议”。意思是国家的事无论大小，都要经过以宰相、御史为代表的行政、司法系统的讨论，皇帝不能独断专行。宋仁宗一直敬畏着这种法度。仁宗很喜欢张贵妃，张贵妃的伯父张尧佐想做宣徽使（类似于皇家总管），张贵妃给仁宗吹吹枕边风，仁宗满口答应。可仁宗的决定在“廷议”（类似于内阁部长会议）时没有通过。过了段时间，张贵妃故态复萌，仁宗也再次答应。那天临上朝，张贵妃送皇帝到殿上，抚着他的背说：“官家，今日不要忘了宣徽使！”皇上说：“得！得！”果然下圣旨任命张尧佐做宣徽使，谁知包拯坚决反对，说：这个动议不是早就否决了吗？皇上您怎么可能推倒前议？“反复数百言，音吐愤激，唾溅帝面。”最后仁宗只好收回成命。回到内廷，张贵妃前来拜谢，皇帝举袖拭面，埋怨道：“你只管要宣徽使，岂不知包拯是御史中丞乎？”

　　自己想办的事因为廷议通不过只好放下，宋仁宗内心里未必没有不满，但他真正可爱的地方在于始终信任并竭力维护这种皇权监督体制。一天，仁宗退朝回到寝宫，叫太监进来给他梳头。太监见仁宗怀中有份奏折，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仁宗说是谏官建议减少宫中宫女和侍从的。太监说：“大臣家里尚且有歌伎舞女，升官了，还会增置。陛下侍从并不多，他们却建议削减，岂不太过分了？”仁宗没有做声。太监又问：“他们的建议，陛下准备采纳吗？”仁宗说：“对，朕准备采纳。”这个太监自恃是皇上宠信的人，于是发牢骚：“倘若采纳，请以奴才为削减的第一人。”听到这话，仁宗立即起身呼主管太监入内，将梳头太监及29名宫人清退。皇后问：“梳头太监是陛下多年的亲信，又非多余，为何将他削减？”仁宗说：“他劝我拒绝谏官的忠言，我怎能将这种人留在身边！”

　　宋仁宗重自守之道，在于宋仁宗对国家前途有一种非常强烈的责任感。在仁宗看来，个人的一些事能否办成不是特别要紧，真正要紧的是不能办错天下大事，让国家陷入危境。宋仁宗曾说：“屡有人言朕少断。非不欲处分，盖缘国家动有祖宗故事，苟或出令，未合宪度，便成过失。以此须经大臣论议而行，台谏官见有未便，但言来，不惮追改也。”南宋陈亮《中兴论》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某次，有人劝宋仁宗独断专行。宋仁宗如此回答：“卿言固善，然措置天下事，正不欲专从朕出。若自朕出，皆是则可，有一不然，难以遽改。不若付之公议，令宰相行之，行之而天下不以为便，则台谏公言其失，改之为易。”这两段话的意思其实差不多，都是说皇帝办错事比较难改，臣下办错事相对易改，还是讲“宪度”、尊重“廷议”制度为佳。

　　仁宗朝，北宋的经济文化获得较大发展，史家将其称为“仁宗盛治”。仁宗驾崩时，“京师罢市巷哭，数日不绝，虽乞丐与小儿，皆焚钱哭于大内之前”。消息传到洛阳，市民自动停市，焚烧纸钱的烟雾使整个城市“天日无光”。讣告送至辽国，“燕境之人无远近皆哭”，辽道宗拉着来使的手大哭说“四十二年不识兵革矣”，还说要为宋仁宗设“衣冠冢”，足以说明宋仁宗在当时的威望之高。